一、关于湖北财政支农情况的分析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梁梦宇[1]（2021）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2017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处理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更加重视公平,如何将乡村置于与城镇同等战略地位,如何客观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认识其影响因素等,都成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为指导,以西方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经验为借鉴,结合新时代中国现实国情,面对已经发生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协调城乡生产力水平为目标,探索“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首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本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发展历程,借此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及城乡发展的阶段合理性,探寻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界定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总结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体系等,为新时代推进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是我国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对城乡关系发展演变提出的新要求;并且,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城乡发展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城乡兼顾”乃至“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新世纪以来的“城乡统筹发展”、新时代的“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都是对走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些阶段性演变背后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奠定城乡关系发展演变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会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基于此,新时代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统筹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关系等。其次,构建评价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测算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潜在空间。本文利用2002-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城乡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测算了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及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的城乡融合度都显着提升。其中,2002-2018年,中国的城乡耦合协调度从0.29提升至0.66;对应耦合协调等级,中国整体摆脱了“失调”等级,实现了从“中度失调”到“初级协调”的转变。这表明,2002年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等战略的实施,有效推动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互动互促发展。但整体而言,中国的耦合协调等级不高,因为多数省份目前仍处于较低等级的协调发展阶段,距离进入良好协调、优质协调发展阶段尚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依然明显。再次,探讨城乡融合系统内各影响因素与城乡融合度之间的不确定性关系,找准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城乡融合度为参考数列,探究2007-2018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通过关联度排序,了解各因素在推进城乡融合度提升中作用的大小,为城乡融合发展实现路径的提出提供借鉴与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并显着受城乡生产要素流动顺畅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与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等多维因素影响。其中,城乡要素流动、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建设是影响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两个关键因素,新时代要进一步促进要素流动的顺畅化及基础设施的完备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是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亟待加强的两个重要因素。然后,总结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先导性与参照作用。考虑到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城乡发展又受共同经济规律支配,本文考察了美英德法日韩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总结了其获取成功的经验。具体来说,一是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打破要素流动障碍;二是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发挥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作用;三是以乡村为重点,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四是改善农业农村生产条件,缩小城乡生产力水平的差距,并着力保护农村农民的利益。此外,各国注重开展统一的城乡规划,并将城乡发展的法治化贯穿其中,这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最后,提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助力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取得新突破。本文结合“解析城乡融合发展蕴含的内在逻辑、测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探讨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探索考察国外城乡融合发展实践等”得出的结论,从城乡要素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与城乡经济发展四个维度出发,提出了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具体来说,一是通过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助力城乡要素流动的顺畅化;二是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助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三是通过重点实施乡村基础设施补短板工程,助力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的完备化;四是通过开拓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助力城乡经济发展的多元化。
李屹然[2]（2021）在《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制度是激励与约束人行为的一种规则。中国式分权制度由于对地方政府做对了激励,从而被认为是引致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当前纵向财政税收返还已逐渐无法满足“增长型”政府的支出需求,分税制改革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效应正在减弱;分权体制在保留政治权威约束下的上下级互动过程中,更倾向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近十余年来伴随预算外收入的增长越发明显。支农事权下放后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支农领域的作用越发重要,但事实与现象发现西方经典分权理论已无法合理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分权制度的作用机制产生了独特影响,而这种影响能否合理激励地方政府扶持本地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了中国式分权制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影响理论框架,希望通过优化我国分权制度设计从而优化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最终达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本文遵循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将中国式分权细分为收入分权（横向）、支出分权（纵向）与管理分权（市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与理论构建。其中收入分权从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经济收入博弈的角度分别讨论了预算内收入（财政分权）与预算外收入（金融分权）的不同影响机制;而支出分权则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支农事权下放、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政绩考核指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最后管理分权侧重于分析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支农干涉与管理职能问题。通过对中国式分权制度研究范畴的细化,本文揭示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方式,并为后文实证构建了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阶段,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核心变量进行了基础演绎与分析,其后采用2008-2018年面板数据,并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空间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前文理论机制进行了验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后提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收入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①当前收入分权下无责任的财政援助弱化了纵向财政分权的激励机制,但强化了横向财政资源竞争的能力。联邦制的财政分权模型的激励效应并不适用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在中央政府高度政治集权的“大政府”领导下,基于增值税税收返还的纵向财税激励效应减弱;而地方政府可通过横向的财政控制从而强化其财政资源能力。②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上的目标函数趋同降低了金融支农约束。同时金融收入分权的预算外收入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金融支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来源于金融风险的对外转嫁与中央的隐形担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成本外溢与风险转嫁等方式,将自身预算外约束扩张的成本与风险转嫁到上级或同级政府,从而强化其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③地方政府在强化其经济能力的过程中,支农能力大于了其支农真实需求。通过理论与博弈分析表明,财政援助所形成的横向财力转移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农规模的提升。地方政府中高收入分权地区会主动增加财政支农规模,在被转移支付前优先满足自身支农需求;而低收入分权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在农业“争资立项”的基础上对中央与同级政府造成事实性依赖。二是地方政府利用“风险转嫁”扩大其预算外支农约束,增强了预算外收入的横向竞争（金融资源）,从而更为盲目的扩张其预算外的金融支农约束。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分权造成的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同时收入分权对支农规模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门槛效应,适度的收入分权能够推动当地支农规模上涨,但过高或过低的收入分权对于支农规模提升作用降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在25%、50%以及75%分位条件下对涉农资金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同,其结果同时说明当前地方政府支农资金规模的主要受到政府间横向经济博弈与其支农能力的影响,而非适应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2）支出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①当前支出分权的下放并未能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差,信息传递仅能从上至下而未能从下至上。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乡村文化传统限制导致农村受益主体的村民难以运用“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来反馈地方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成绩与满意度;农村对地方政府服务供给的信息反馈失效导致委托代理模型在我国农村的应用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弱化了支出分权通过横向竞争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结构的作用。②上级部门指标性考核方式则强化了支出分权的纵向激励效应,中央政府指标性考核从选择性变为了唯一性。当前支出分权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与绩效考核方式,造成地方政府在面临上级政府考核时产生对政绩指标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当地农村受益主体的真实需求。这种激励偏差会引致地方政府一方面追求短期政绩表现,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更侧重“可视性”的政绩投入,最终形成政绩导向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村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遵循“可视化”优先的投入导向,对容易被上级政府考核发现的“可视化”指标更加侧重,而对于不易被晋升考核重视的“非可视化”指标则投入不足。通过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发现支出分权对支农行为“短期化”投入的冲击效应在滞后四期左右迅速收敛于零,表明了地方政府的支农政绩导向行为对农村投资建设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支持,同时这种短期性行为对于“可视化”指标的影响滞后期更为提前。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当前财政资金对于需要长期和持续性供给的农村服务供给更为有效。（3）管理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①管理分权此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干涉并未有效促进其市场化进程,反而促进了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行为,这种干涉行为不仅未能消除“市场失灵”,反而导致了“政策性失灵”。我国农业市场与政府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强政府”与“弱市场”关系,地方政府在支农事务上出现明显的地域边界隔离,支农行为边界不清晰,职能不确定的现象,并对当前区域中农业商品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进行行政干预与地方保护。②管理分权的主要影响机制为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农业商品或生产资料市场的价格因素来对农业生产与销售环节进行控制。地方政府支农行为边界的模糊引致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缺乏制约,在面领“各自为战”与提升本地农业经济增长的选择中,地方政府突破管理分权边界约束对区域农业发展形成市场保护,最终形成农业多领域的市场分割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分割,该行为表现出区域内Moran I值的显着与趋同性,表明农业商品市场的市场分割已经形成了一定区域性聚合性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横向联盟;同时,通过了拉格朗日乘子法检验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管理分权对农业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显着。二是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实证表明省农业生产规模会影响对管理分权的影响效应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即管理分权在农业生产大省形成的市场分割行为会更加明显。本文中国式分权制度特点从不同维度勾勒出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的特点,描述了支农规模基于博弈、支农投资服从政绩、支农管理缺乏合作的综合性支农行为。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分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与优化方案。最后,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框架创新。本文将分权制度的纵向激励、横向竞争、预算外经济资源博弈以及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抉择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政府间一方面存在纵横联动的二维显性制度“双重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存在基于预算外经济资源撰取的隐形制度“投机抉择”,显性与隐形制度博弈结果决定了地方政府支农的行为路径。该框架较好的解释了地方政府支农“意愿”不强,但支农规模增长的现象;同时澄清了支农资金规模并非造成农村公共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并能对区域农业市场分割现象进行有效回答。（2）分权制度的研究维度细化。基于中国经验对已有以纵向税收返还为核心的财政分权制度研究内容的细化与扩展。本文在将分权制度的研究范畴细化为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以及管理分权三个维度,是对当前分权制度研究维度与范畴的有效细化。（3）实证方法创新。运用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规模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描述了不同分权程度的影响机制差异性,是对已有线性实证方法的一个补充;运用PVAR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滞后期影响,并描述了该影响在短期快速收敛的政绩导向现象,是对已有研究忽略政策滞后期影响与持续效应的一个补充;通过设定质点距离并基于“冰山理论”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了地方政府对农产品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是将“冰山理论”与空间地理结合实证的创新扩展。
张建锋[3]（2020）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文中提出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步入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以土地承包、家庭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营制度如何创新以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成为亟待破解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立足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少、农业劳动力资源弱质化、粮食供给总量紧平衡等现实,着力推进农业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逐渐为社会所认同。与此同时,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我国农业专业化分工呈现深化趋势,但在区域、产业、具体农事活动方面存在不协调不充分问题。立足我国小规模农户将长期存在并处于基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国情,在深化专业化分工过程中,探究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方式、农户参与分工与合作的保障,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理论的必要性。本文以农机服务为例,探究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回答“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为什么要以合作的方式完成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以保障农事活动的有效实现?”问题,并将“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合作”分解为“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如何选择相应的合作方式?”“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匹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等子问题。文章基于专业化分工理论、农户家庭决策模型、合作及合作行为理论、外包理论、交易成本与交易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交易效率-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合作治理”的基本框架。基于此分析框架,从稻农家庭微观决策出发分析了稻农参与分工与合作的缘由,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关系、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与合作机制、稻农农事活动合作方式选择及合作治理匹配的影响因素;随后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分析了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演化历程及现实状况,并基于2004-2017年全国主要稻产区数据、采用FGLS方法验证了技术经济结构变迁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影响,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ivprobit模型、内生次序probit模型模型、multi-logit模型分别验证了稻农农机技术使用与否、农机技术使用程度、农机服务合作与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及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最后在多案例分析专业化分工和稻农合作实现逻辑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含义。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单独均无法相对全面解释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缘由,应从合作意愿形成与强化、合作行为实现与开展、合作持续等三个层面具体分析稻农合作的缘由。稻农合作嵌入外部技术经济、制度演化与变迁过程中,是稻农以综合成本最小化、综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导向,权衡合作的预期收益增加或预期成本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主体与群体的行为能力及合作能力、主观与客观规范与控制等因素,并与内外部诸多利益相关者互动的结果。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效率等四个视角都是以合作的预期绩效为出发点,只强调了合作预期绩效中的某一方面,未将合作发生置于综合系统中考量,且四个观点间也存在相应的联系。生产要素稀缺引致的生产实现与生产成本降低诉求、生产经营组织制度不均衡诱致的交易成本降低诉求、小农户综合收益最大化导向下的机会成本最小化诉求、交易效率提升与合作的经济可行性得以保障、稻农行为能力与合作能力的提升、强有力外部推力与助力的存在、新型水稻经营主体的存在与引领、合作分配机制的激励效应与分配的公平性、合作组织的存续发展与合作组织绩效的提升等方面构成了稻农农事活动合作的多维缘由。（2）技术变革与制度变迁对农业专业化分工演进以及农户合作行为选择具有显着的直接、间接影响。（1）制度及制度变革围绕宏观产权制度、产业保护与扶持制度、微观规范与控制制度三个维度,通过影响宏观交易成本与交易效率、合作的微观交易效率,通过改变水稻生产经营主体的资源、资本与要素禀赋结构,直接、间接影响农事活动分工与合作;（2）技术及技术演化围绕生产型技术、交易型技术两个维度,通过改变农事活动的技术经济结构、影响合作的交易效率,进而影响稻农合作动机、合作行为与合作方式的选择;（3）技术、制度协同演化,共同形塑了“小农户家庭内部合作为主与关系型换工合作为辅→农户被动卷入同公社化与合作化生产合作为主→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逐渐深化→农事活动合作市场化与社会化为主”的稻农合作与合作方式演进历程。水稻农事活动中稻农合作治理演进围绕交易属性演化、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两个维度展开。交易属性演变嵌入水稻生产技术、制度与政策环境、社会与文化环境中,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的演化影响技术选择、农事活动的专业化分工,进而影响农事活动的实现方式,最终影响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及治理机制的选择。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与组织制度演化维度的治理演化主要从“交易效率演进嵌入、经营主体选择”、“混合治理结构嵌入、经营主体选择”两个角度发挥作用。（3）技术经济结构变迁是水稻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的核心诱致因素,四种水稻种属农机服务外包合作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分异。水稻生产经营农事活动合作与合作方式选择嵌入技术经济与制度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专业化分工系统中。影响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水稻生产经营资源与要素相对稀缺状况、水稻生产经营组织结构的变革、非农就业市场成长与非农就业比较收益状况、农业生产经营公共制度与产业政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嵌入的农村社会关系与社会文化网络等。基于2004-2017年中国粳稻、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四个主要属种及主要种植省份的宏观数据,采用FGLS模型实证发现:（1）农机专用性指标、农地折租成本代表农地租种机会成本、农户自有劳动力价格代表的机会成本、雇工成本等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台均拖拉机动力代表的农机专用性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负向影响。（2）水稻种植现金成本收益率代表的比较收益指标、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可得性、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等三个指标影响出现了分异,现金成本收益率在粳稻、中籼稻种植区对农机服务外包合作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和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农机总动力代表的农机服务可得性在粳稻产区、晚籼稻产区呈正向影响,在早籼稻、中籼稻产区呈负向影响。农户自我完成部分成本在早籼稻、晚籼稻产区呈现负向影响,在粳稻、中籼稻产区呈现正向影响。粳稻、中籼稻的个体效应在省域间存在分异性。（4）农户户主特征、农户社会与经营特征、村域技术经济结构等因素对农户农机选择、农机化程度、农机服务合作、农机服务合作程度、农机服务合作方式选择均会产生显着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分别采用probit与工具变量probit模型、次序probit模型与内生次序probit模型、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户户主年龄、留家人员健康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的对数值、农忙时雇工价格、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业机械采用具有显着影响,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显着提升农户农机采用。（2）农业收入占比、主事者年龄、家庭外出劳动力占比、留家人口受教育程度、役畜拥有与否、家庭耕地面积、支农惠农服务可获得程度对农户农机化程度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3）役畜的拥有情况、农户耕地面积、农忙时的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对农户农机及农机合作行为的选择具有显着的影响。（4）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等对农户实现合作程度产生显着影响。（5）基于不同的参照组,农业收入占比、户主的性别、户主年龄、女性劳动力占比、役畜的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值、农地产权改革颁证与否、村域人均劳动力耕地面积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县城最近的距离对数、农户间关系的和谐程度、村域惠农支农服务可得性、获得补贴的金额对数对合作方式产生显着影响。但不同参照组内,显着性有差异。（5）水稻农机服务合作交易治理结构、交易治理机制选择主要受役畜拥有状况、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关系和谐程度、村域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等因素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采用multi-logit模型实证发现:（1）农忙时雇工价格对数、村民间关系的和谐程度、离最近县城的距离、从事农业生产3个月以上的劳动力人数、村域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惠农支农服务的可获得性对农户选择市场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正向影响。（2）农业收入占比、是否拥有役畜、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农忙时雇工价格、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等对农户不同参照组条件下选择混合治理结构的几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3）农地确权颁证状况、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支农惠农服务可得性状况对不同参照组间农户选择关系治理结构具有显着促进作用。（4）拥有役畜的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获得补贴金额的对数值、支农惠农服务获得性等在不同参照组条件下农户选择一体化治理结构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5）役畜拥有状况、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对数、农户间关系和谐程度、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是农户农机购置与作业合作治理机制选择的核心影响因素。（6）确权颁证实现情况、合作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等对农户选择关系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关联。（7）离最近县城的距离对数、村民间的关系和谐程度、超过3个月的劳动力人数对农户选择契约治理机制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8）农业收入占比、拥有役畜的状况、家庭农户耕地面积对数、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离最近县城的距离等对农户选择混合治理具有显着影响。推进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优化合作方式与合作治理,需要从如下方面着手:（1）调整合作规制的着力点,将着力点置于外在交易成本的降低与交易效率的提升、水稻生产经营技术经济结构的变革、农业创业与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发育成长等方面;（2）优化与完善相应的规制政策:（1）改善水稻产业发展的宏观技术与制度环境。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水稻行业技术效率提升、组织制度创新的制度与政策体系;一方面强化农业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基础条件建设、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农业（水稻）”进程,降低组织创新与市场型交易的交易成本。（2）优化水稻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经济结构。一方面着力推进水稻农事活动技术变革,提高农事活动实现的技术标准化;一方面着力推进农地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的组织与治理创新,进一步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的职业化、专业化、规模经营。（3）推进农业创新创业与新型主体发育成长。一方面着眼于优化水稻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的制度与产业政策体系,降低创新创业的制度成本、风险成本和初创成本;一方面着眼于从供给端推进水稻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成长,为水稻规模经营主体的发育成长提供技术经济支撑。（4）推进农村协同治理与社会关系网络重塑。一方面着眼于推进农村治理的主体与机制创新,构建主要利益相关者间协同、多元机制协调与共生的治理体系,将水稻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嵌入农村治理创新过程中;另一方面着眼于重塑农村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农村传统的非正式制度的继承与优化、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型契约与法治文化的培育,实现农村传统优秀文化同现代市场经济契约与法治文化的有效衔接,降低水稻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交易成本。
冯叶[4]（2020）在《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自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以来,已经连续16年在中央一号文件里部署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与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步调一致。2006年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始试点,2008年正式成为全国试点省份,2019年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29.32亿元,同比增长21.98%,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745.16亿元,同比增长18.99%,支付赔款13.15亿元,同比增长25.8%,省级补贴险种已经达到44个,主要粮食作物保险覆盖率达到75%。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2006-2019年期间取得一定“量”的成绩。到2019年《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对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要求,政策性农业保险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需要实现质的飞跃。本文的主要内容为:第一,确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性质、目标、理论基础;第二,研究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历史阶段划分与及基本现状;第三,研究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发展效率、财政补贴效率指标设计、现状、指数变化,利用多项式函数预测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和农业保险密度,利用DEA模型测算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效率;第四,研究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评价体系及其指数变化,利用熵值法测算评价体系指数,利用TOPSIS进行对比研究;第五,研究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农业增产的关系,利用山东省17地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检验其外部性效果;第六,研究山东省与全国各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省际差异;第七,提出对策建议。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本文有以下结论:第一,山东省政策性农业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现在处于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时期;第二,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整体保障效率高,发展效率较低。2018年山东省农业保险深度和农业保险密度均低于全国水平,预测到2022年,农业保险深度可达1%,达到全国目标,农业保险密度为316元/人,按目前发展速度,难以达到全国水平;第三,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资金运行效率较低,农业保险管理制度效率与规模效率不适配,还需要改进;第四,设计一套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3个,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补贴效率、发展效率,二级指标15个,包括保障规模、保障广度、保障深度、农业保险杠杆、政府财政补贴比例、政府补贴杠杆组成、赔付率、受益率、单位保费赔付额、保费补贴资金使用效率、转移支付率、收入再分配率、财政投入力度、农业保险深度、农业保险密度等;第五,利用熵值法和TOPSIS法测算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指数,2008-2017年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指数平稳发展,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效率指数曲折发展,波动落差大,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效率指数呈现不断上涨变化,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曲折变化,整体呈现上涨态势;第六,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补贴对农林牧渔产值有正向影响,且边际影响效果大于其他支农政策支出效果,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有一定外部效果;第七,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与农业保险密度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在相同资源禀赋的黄淮海平原地区省份中,处于落后位置,还需借鉴农业保险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经验。本文设计客观可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考虑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发展效率、补贴效率,更为准确客观的评价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问题,是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问题研究的补充与丰富;在内部效率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外部效果与省际差异对比,是对评价政策工具方法的改进。
刘锦怡[5]（2020）在《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由统收统支的高度集权模式逐步转向分级管理的分权模式,尤其1994年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正式确立。与西方财政联邦主义不同,中国式分权的鲜明特色是经济适度分权与政治高度集权并存,其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尚存在一定争议,尤其缺乏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分析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机理和机制。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无论是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看,还是从中国农业弱质性特征看,或是从农业的准公共品属性看,研究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涉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责权清晰、财力匹配、区域均衡的“央地关系”,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鉴于要素禀赋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而技术进步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本研究围绕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这一核心问题,按照财政分权如何改变农业要素禀赋,进而如何引致技术变迁,最终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逻辑脉络,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财政分权与农业要素禀赋演变、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因果关联,揭示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首先,对财政分权、农业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时空演变趋势分析发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分权程度不断提高,农业要素禀赋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深化趋势、农业技术进步路径向节约劳动力和土地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演进。其次,以要素禀赋为逻辑起点,对财政分权与要素禀赋演变之间的因果关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是推动我国农业要素禀赋演变,促进农业资本深化的一个重要制度动因。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财政支农支出和工业化,推动农业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用地非农转化,从而驱使要素禀赋呈现明显的资本深化趋势。从时间维度看,随着分权化改革的推进,其对农业要素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从空间维度看,对中、西部的影响作用强于东部地区。然后,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要素禀赋变化会诱导技术变迁,本研究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资本-劳动力要素相比,还是资本-土地要素相比,财政分权显着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路径向节约土地和劳动力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演进,且对中、西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影响作用有所减弱。最后,将财政分权、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纳入到农业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通过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偏向两条路径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一方面,在“分税制改革”阶段,由于资本要素相对稀缺,资本深化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但在“税费改革”阶段,随着资本深化程度提升,劳动力转移加快,土地要素约束趋紧,受资本-劳动（土地）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影响,资本深化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技术进步资本偏向路径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强于资本深化路径的抑制作用,从而使得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为正,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建议:第一,细化中央与地方涉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共担”为主将粮食安全等体现国家战略的事务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度提高中央财政支出责任;加快省以下涉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深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实行涉农资金省对县的直接管理,提高县级政府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构建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农效率。在资金规模上按照“以事定支”与“以支定事”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动态调整投入机制;在支出结构上重点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资力度;在资金使用上推进预算编制环节的整合,对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相关资金进行统筹安排,提高支农效率。第三,提高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适配性,依据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发展方向,推动政策导向下的强制性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升级的诱致性技术进步同向发展,畅通劳动力转移与双创人才返乡下乡双向流动渠道,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陈凡[6]（2020）在《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农业高质量发展迈入新台阶,但“三农”工作仍面临诸多矛盾,财政资金扶持是破解农业产业发展困境的重要抓手。财政资金通过发挥撬动、引导作用,可为产业化项目发展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如何,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及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统计分析、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展开研究。首先,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并理论分析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面临的困境;然后,梳理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缘由、历史演变及发展现状;最后,分别从微观视角、宏观视角探究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农业龙头企业作为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重要建设主体,以自身发展为抓手,微观意义上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显着影响。通过对河北省、天津市60家典型农业龙头企业的深入调研,搜集2014-2018年农业龙头企业规模、经营状况、投入产出情况及成长能力等方面的指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表明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资金每增加1个单位,将分别促进农业龙头企业销售收入、净利润增加0.1207、0.1271个单位。第二,农民作为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及受益者,其收入状况是财政投入产出的微观“窗口”。探究项目区内农民是否增收、增收效果,可为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效果提供微观视角。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在消除差异与选择性偏误后准确估计,结果表明,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显着提高了项目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5.73%。第三,基于省级维度的分析表明,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宏观效果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着差异。分析表明,东部、中部、西部财政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0076、0.0120、0.0080。中部地区作为农业大区,财政投入发挥了较好的积极效果。第四,基于县级维度的分析表明,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能够促进宏观农业经济增长。以北京、天津、湖南、湖北等省（市）作为调研区域,搜集财政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投入、第一产业总产值、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常规投入要素、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的指标,运用DID方法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宏观农业经济增长的净效果为0.3366。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健全财政资金投入增长及监管机制;建立并推进效果评价及纠偏机制;优化资金配置并推行差别化的扶持办法;提高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目标瞄准精度。
龚沁宜[7]（2020）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减缓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古以来,贫困始终是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我。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等支出型贫困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我国建档立卡户中,42%的人群是由于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支出型贫困已逐渐成为我国减贫脱贫的新任务。支出型贫困普遍存在于我国农村地区,但由于其隐蔽性强,较难衡量,因此现有对农村贫困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收入型贫困上,对于支出型贫困的重视和研究还有待增强。我国一直将农村地区作为扶贫的重点对象,并将金融作为缓解农村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由于金融排斥的存在,使得农村居民长期受到金融约束的限制,无法享受金融资源带来的益处。2005年普惠金融的提出,可以有效解决金融排斥问题。通过发展普惠金融,可以使得农村居民通过获取金融资源缓解自身贫困,降低返贫的可能性。当前,多数学者研究的焦点主要在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收入型贫困上,关于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对农村支出型贫困有缓解的作用,仍然有待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普惠金融发展为切入视角,着重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影响,一方面可以为测度、评价我国农村支出型贫困与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提供依据,也可为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支出型贫困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展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研究内容,丰富相关研究成果,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支出型贫困的特征事实,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全面分析论证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重点包括以下内容:1.对普惠金融与支出型贫困概念及相关理论的梳理,将普惠金融与支出型贫困二者纳入统一研究框架。2.从理论上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直接和间接机制,揭示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支出型贫困的作用路径。3.利用相关模型,对我国省域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支出型贫困水平进行测度分析。4.利用前沿计量模型,较为全面地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减缓作用及其特征。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区域间仍存在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的现象。2.我国农村支出型贫困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且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3.普惠金融发展可以直接减缓农村支出型贫困,其中渗透性和可负担性的减贫效应显着,效用性的减贫效应并不明显。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直接减缓作用存在区域差异。4.收入增长、医疗均等化以及劳动力转移在普惠金融发展减缓农村支出型贫困的过程中具有间接传导作用,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增加农户收入、降低农村医疗贫困以及减少劳动力转移进而减缓农村支出型贫困。5.对于不同贫困程度的群体,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支出型贫困程度越高,普惠金融及其可负担性对其减缓作用更显着,而普惠金融的渗透性、效用性对支出型贫困水平较低的群体减贫效果更佳。6.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影响也有所不同,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减缓作用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弱。该种异质性在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同样存在。7.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减缓作用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减缓本地的农村支出型贫困,而且可以明显降低相邻地区的农村支出型贫困,该种空间溢出效益依旧存在区域差异。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1.现有大多数研究以收入型贫困为主,对于支出型贫困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结合我国实际,运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基于家庭生活开支,对于我国农村支出型贫困水平进行测度,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2.普惠金融作为主要减贫途径之一,对于农村贫困的减缓具有重要作用,而现有研究主要以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型贫困的影响为主,而随着我国贫困形势的变化,支出型贫困成为我国未来扶贫的主要对象。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减缓作用,丰富了普惠金融减贫的研究内容。3.构建了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支出型贫困的传导路径,并使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工具变量分位数模型、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从多方面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
邢策[8]（2020）在《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粮食问题是我国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既要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保证有效供给,又要确保粮食的质量安全。自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总量逐年递增,2015年实现“十一连增”,粮食总量达到12428.7亿斤。但是,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5年出版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一书中的测算:到2020年,按总人口数量为14.3亿、粮食消费人均平均水平为409～414公斤计算,我国人口对粮食的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59202万吨,基于我国现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国内粮食的供给缺口将达到4000～5000万吨左右,可以看出,粮食缺口问题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我国粮食持续增产的背后面临着粮食供给的脆弱平衡、强制平衡和紧张平衡。因此,要解决“十三五”期间粮食缺口问题,不仅要通过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供需结构,更要通过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并进一步提升粮食产出能力。黑龙江省作为国内商品粮食净调出的重要商品粮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国家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农业发展环境下,黑龙江省如何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商品粮主产区为实施主体,依托各项措施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商品粮净调出量,为解决国内粮食供需紧平衡提供支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已成为当前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工作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探讨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尤为关键。首先,从农业圈带理论、农业区域专业化理论、空间规划理论入手,对粮食主产区、商品粮主产区概念的进行剖析,并比较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主产区的异同;从投入产出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入手,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全面分析,提出可以将自然产出能力、要素投入能力、科技支撑能力、政策保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风险抵御能力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将粮食产量、农民收入、粮食生产效率、商品粮净调出量、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表征要素。因此,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角度出发,归纳并总结了现行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研究发现,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现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在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面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并提升商品粮净调出量等的情况下,仍需要突破瓶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其次,借助于演化博弈分析,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论证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借鉴了国内外重点粮食生产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典型经验。基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状、理论分析、经验借鉴,选择出适合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研究发现,所选择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在依据路径选择的目标和路径选择的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分为内生路径、外生路径及多重相关路径。利用系统动力学对所选择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实施效果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所选择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可以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实现商品粮主产区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粮食生产效率提升、商品粮净出口量增加、农业可持续发展。再次,提出了保障商品粮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措施。从粮食主产区共有和商品粮主产区特有的特点出发,提出应从建立耕地保护机制、强化财政资金监管、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建立有效的反哺机制等方面给予保障。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初步构建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选择的理论框架,建立了适合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包括内生路径,外生路径和多重相关路径。其次,根据系统动力学的相关理论及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的特点,构建了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效果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首次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所选择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的运行效果进行了仿真模拟。
朱其菊[9]（2020）在《中国柑橘生产效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柑桔生产国之一,而且种植柑橘的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自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时间,我国柑橘种植面积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虽然单位面积产量也在增加,但前者增加的幅度高于后者,从而导致柑橘总产量的增加更多得益于柑橘种植面积的增加,过度依赖规模效应,这说明当前我国柑橘生产效率低下、管理方式落后,柑橘的生产效率仍然存在着极大的提升空间。针对这样的问题,本文对我国柑橘生产进行研究,以期发现如何提高技术效率、促进技术进步,从而达到稳定我国柑橘生产和挖掘柑橘生产潜力的目的。本文在了解效率与生产效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率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首先通过整理统计分析了我国1978-2017年十大柑橘主产区的柑橘种植情况,再借助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并且在效率损失函数中纳入柑橘生长期内的有关气候因素,利用其中7个柑橘主产省（市）区柑橘生产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对我国柑橘生产的技术效率、技术效率损失的影响因素、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及技术进步率进行了测算与分析,并且对比了各省（市）区间的差异,分析了部分产区取得技术进步的原因。结果表明,第一: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是我国柑橘生产的优势省份,我国柑橘生产布局现状基本符合国家柑橘产业规划;我国柑橘主产区大多存在技术效率损失,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为0.767左右,现有的柑橘单位面积产量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各地区之间柑橘生产技术效率还存在着较为显着的地区差异。第二:中国柑橘主产区柑橘生产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在柑橘生产的各投入要素中,劳动力投入的平均产出弹性为正且最大,远高于同样为正值的农药投入和农家肥投入的产出弹性;而化肥投入的产出弹性持续为负,这不利于实现柑橘提效增量的目标,说明在柑橘生产过程中增加劳动力投入和农药、农家肥投入才是提高柑橘生产技术效率的重要途径。第三:各要素对柑橘生产技术效率表现出不同的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因素对于降低柑橘生产的效率损失不具有显着的正向效应,而财政支农支出金额的增加对柑橘生产技术效率则具有明显的积极促进作用。自然因素中的柑橘生长期内日均气温、月均日照天数都对提高柑橘生产效率具有积极作用,但日均气温的影响并不显着;柑橘生长期内月均降水天数则对柑橘生产造成明显的效率损失影响。第四:2003年以来中国柑橘生产的技术进步状况并不理想,技术进步率水平上下波动,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其中仅广东省的柑橘生产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技术进步,这表明当前我国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柑橘产量的空间和潜力还很大,现阶段亟需加强柑橘生产和管理技术方面的研究开发。最后,提出适度扩大柑橘种植面积、合理使用农业肥料、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强病虫害防治等相关建议。
郜清攀[10]（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二、关于湖北财政支农情况的分析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湖北财政支农情况的分析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溯源 |
| 1.2.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及关系界定 |
| 1.2.3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
| 1.2.4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
| 1.2.5 小结 |
|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框架图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1.4.1 主要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解析 |
| 2.1 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 |
| 2.1.1 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固化阶段(1949-1978) |
| 2.1.2 城乡经济社会互动发展阶段(1978-2002) |
| 2.1.3 城乡统筹发展阶段(2002-2017) |
| 2.1.4 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2017-) |
| 2.2 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 |
| 2.2.1 追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
| 2.2.2 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
| 2.2.3 追求城乡平等发展 |
| 2.2.4 追求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 |
| 2.3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逻辑 |
| 2.3.1 适时调整城乡发展体制机制 |
| 2.3.2 适时调整国家发展战略 |
| 2.3.3 适时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 |
| 2.3.4 适时调整城镇与乡村关系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存在问题 |
| 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及价值目标 |
| 3.1.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 |
| 3.1.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目标 |
| 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
| 3.2.1 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且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
| 3.2.2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且城乡经济的二元性有所减弱 |
| 3.2.3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且结构不断优化 |
| 3.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3.1 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不顺畅 |
| 3.3.2 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 |
| 3.3.3 城乡基础设施不完备 |
| 3.3.4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健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度的测算及分析 |
| 4.1 数据来源及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 4.1.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
| 4.1.2 指标选取遵循原则 |
| 4.2 测算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测算方法与思路 |
| 4.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 4.2.3 城乡融合度的测算 |
| 4.3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测算结果分析 |
| 4.3.1 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度的省际差异 |
| 4.3.2 新时代中国与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的城乡融合度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
| 5.1.1 城乡要素流动顺畅化 |
| 5.1.2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5.1.3 城乡交通及通讯设施完备化 |
| 5.1.4 城乡经济发展多元化 |
| 5.2 研究方法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 |
| 5.2.1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5.2.2 指标体系及变量说明 |
| 5.2.3 灰色关联度的测算 |
| 5.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省际差异 |
| 5.3.2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外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借鉴 |
| 6.1 健全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 6.1.1 保障人口要素的合理流动 |
| 6.1.2 建立资金投入保障体系 |
| 6.1.3 注重盘活土地要素 |
| 6.2 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
| 6.2.1 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
| 6.2.2 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
| 6.2.3 注重发挥社会民众的力量 |
| 6.3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
| 6.3.1 完善城乡之间的交通网络 |
| 6.3.2 提升信息化发展水平 |
| 6.3.3 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环境 |
| 6.4 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多元化 |
| 6.4.1 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
| 6.4.2 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 |
| 6.4.3 开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
| 7.1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
| 7.1.1 健全人口要素合理流动机制 |
| 7.1.2 强化乡村振兴发展的资金保障 |
| 7.1.3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
| 7.2 提升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 |
| 7.2.1 强化政府的均衡配置责任 |
| 7.2.2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 7.2.3 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
| 7.3 提高城乡基础设施联通水平 |
| 7.3.1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
| 7.3.2 完善城乡交通路网 |
| 7.3.3 提升农村信息化程度 |
| 7.4 开拓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空间 |
| 7.4.1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 7.4.2 优化城乡产业空间布局 |
| 7.4.3 开创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中国式分权制度 |
| 1.4.2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 |
| 1.5 主要创新点与贡献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评析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 |
| 2.1.2 分权制度与发展理论基础 |
| 2.1.3 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风险理论 |
| 2.1.4 地方政府行为边界理论 |
| 2.2 文献评析 |
| 2.2.1 分权化的OECD国家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2.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激励形式 |
| 2.2.3 中国式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偏好 |
| 第3章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
| 3.1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3.1.1 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农规模增长 |
| 3.1.2 金融收入分权与金融支农规模增长 |
| 3.1.3 研究假设 |
| 3.2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3.2.1 支出分权、信息传递失效与横向激励弱化 |
| 3.2.2 支出分权、考核机制失效与纵向激励强化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 |
| 3.3.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 |
| 3.3.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 |
| 3.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中国式分权的演进与描述性统计 |
| 4.1 中国式分权的体制背景与演进过程 |
| 4.1.1 中西方分权制度构建的社会背景与差异 |
| 4.1.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历史探索 |
| 4.1.3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特征:显性与隐形分权 |
| 4.2 中国式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1 收入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2 支出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3 管理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3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描述性统计 |
| 4.3.1 支农预算约束与区域配置描述 |
| 4.3.2 支农政绩导向与服务结构描述 |
| 4.3.3 支农市场分割与价格指数描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5.1 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跨时与跨区域影响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指标设计、描述与处理 |
| 5.1.3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5.1.4 跨时与区域差异分析 |
| 5.2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非线性影响 |
| 5.2.1 双门槛模型设计 |
| 5.2.2 指标设计与描述 |
| 5.2.3 TM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
| 5.2.4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面板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6.1 研究思路与模型 |
| 6.2 变量设定与整理 |
| 6.2.1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变量整理 |
| 6.3 支出分权制度与地方政府支农可视化行为 |
| 6.3.1 财政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3.2 金融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4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1 财政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2 金融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5 支出分权与支农滞后期影响效应分解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 |
| 7.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检验 |
| 7.1.1 研究思路与模型构建 |
| 7.1.2 指标设计、整理与测算 |
| 7.1.3 Moran I指数与模型甄别 |
| 7.1.4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 |
| 7.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检验 |
| 7.2.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与检验步骤 |
| 7.2.2 指标设计、整理与描述 |
| 7.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协调正式性政策约束,建立诱导性分权制度 |
| 8.2.2 优化财政援助机制,防范财政支农的机会主义 |
| 8.2.3 强化政府预算监管,平衡金融支农资源 |
| 8.2.4 建立信息双向回馈渠道,完善考核激励设计 |
| 8.2.5 整合农产品流通市场,建立农业生产联盟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论文相关研究成果 |
（3）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研究及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5 研究数据与论文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第3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其治理的理论分析 |
| 3.1 理论假定 |
| 3.2 稻农合作的缘由 |
| 3.3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的关系 |
| 3.4 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
| 3.5 稻农合作治理及影响因素 |
| 第4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治理的历史演进与现实考察 |
| 4.1 技术与制度演化嵌入的水稻农事活动服务专业化分工状况 |
| 4.2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及合作方式演进与现状 |
| 4.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演进与现状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影响因素—基于水稻主产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稻农合作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5.3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合作的影响因素 |
| 5.4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农机服务合作选择的宏观模型 |
| 5.5 宏观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现有相关的研究 |
| 6.3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 稻农农机服务合作及合作方式选择的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6.5 小结 |
| 第7章 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实证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相关研究的现状 |
| 7.3 稻农合作治理结构选择的理论模型 |
| 7.4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结构影响因素实证 |
| 7.5 基于2016年CLDS数据的稻农农机服务合作治理机制影响因素实证 |
| 7.6 小结 |
| 第8章 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基于多案例的比较 |
| 8.1 问题提出 |
| 8.2 相关的研究现状 |
| 8.3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模式的主要案例 |
| 8.4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主要模式的比较 |
| 8.5 农事活动专业化分工与农户合作深化的实现逻辑 |
| 8.6 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推进专业化分工与稻农合作深化的政策含义 |
| 9.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与课题一览表 |
（4）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文献综述思路阐述 |
| 1.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属性与特征问题综述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政策目标问题讨论 |
| 1.3.4 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体系研究 |
| 1.3.5 农业保险产品创新、未来发展、国际经验 |
| 1.3.6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图 |
| 1.6 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分析 |
| 2.2.1 经济绩效理论 |
| 2.2.2 准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外部性理论 |
| 2.2.4 农业系统性风险理论 |
| 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演化及现状分析 |
| 3.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历史演化进程 |
| 3.1.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历史探索阶段(1950-2005 年) |
| 3.1.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发展阶段(2006-2012 年) |
| 3.1.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发展阶段(2013-2018 年) |
| 3.1.4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 年—至今) |
| 3.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基本现状 |
| 3.2.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原则 |
| 3.2.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优势 |
| 3.2.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劣势 |
| 3.2.4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机会 |
| 3.2.5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挑战 |
| 3.3 本章小结 |
| 4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与发展效率研究 |
| 4.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分析 |
| 4.1.1 指标选择 |
| 4.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分析 |
| 4.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效率分析 |
| 4.2.1 指标选择 |
| 4.2.2 农业保险深度与农业保险密度预测 |
| 4.2.3 农业保险深度与密度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4.3.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效率分析 |
| 4.3.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效率分析 |
| 5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研究 |
| 5.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运行效率现状 |
| 5.1.1 指标选择 |
| 5.1.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运行效率分析 |
| 5.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投入产出效率DEA模型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
| 5.2.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投入产出效率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6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效率评价、外部效果讨论与省际差异对比 |
| 6.1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分析 |
| 6.1.1 模型构建方法 |
| 6.1.2 指标体系构建 |
| 6.1.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服务效率指数分析 |
| 6.2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外部效果分析 |
| 6.2.1 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分析 |
| 6.2.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果讨论 |
| 6.3 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省际差距分析 |
| 6.3.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省际差异的成因 |
| 6.3.2 省际政策性农业保险深度与农业保险密度测算 |
| 6.3.3 河南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经验借鉴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府角度 |
| 7.2.2 保险公司角度 |
| 7.2.3 农户角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取得的学术成绩 |
（5）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关于财政分权、政财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2.2 关于制度变迁、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 |
| 1.2.3 关于要素禀赋、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2.4 关于财政分权、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创新与贡献 |
| 1.6 概念与研究界定 |
| 1.6.1 核心概念界定 |
| 1.6.2 研究范畴界定 |
| 第二章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财政分权理论 |
| 2.1.2 要素禀赋理论 |
| 2.1.3 技术进步理论 |
| 2.1.4 经济增长理论 |
| 2.2 要素禀赋与技术变迁的驱动机理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2.1 农业要素禀赋演变的驱动机理分析 |
| 2.2.2 农业技术变迁的驱动机理分析 |
| 2.2.3 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2.3 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3.1 财政分权改变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农业要素禀赋 |
| 2.3.2 财政分权改变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技术进步偏向 |
| 2.3.3 财政分权改变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作用于农业经济增长 |
| 2.4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财政分权、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趋势 |
| 3.1 财政体制的改革历程 |
| 3.1.1 统收统支阶段(1949-1977 年) |
| 3.1.2 分灶吃饭阶段(1978-1993 年) |
| 3.1.3 分税制改革阶段(1994—2002 年) |
| 3.1.4 新一轮税改阶段(2003—至今) |
| 3.2 财政分权的演变趋势 |
| 3.2.1 财政分权的测度方法 |
| 3.2.2 财政分权的整体演变 |
| 3.2.3 财政分权的区域差异 |
| 3.2.4 财政分权的敛散性检验 |
| 3.3 农业要素禀赋的演变趋势 |
| 3.3.1 要素禀赋测度方法 |
| 3.3.2 数据处理 |
| 3.3.3 单项要素的增长趋势 |
| 3.3.4 基于资本深化系数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 |
| 3.3.5 基于资源禀赋系数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 |
| 3.3.6 基于要素结构指数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 |
| 3.3.7 三大区域之间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比较 |
| 3.4 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趋势 |
| 3.4.1 技术进步偏向测度方法 |
| 3.4.2 数据处理 |
| 3.4.3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分析 |
| 3.4.4 农业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分权对农业要素禀赋的影响效应 |
| 4.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的实证设计 |
| 4.1.1 实证分析框架 |
| 4.1.2 计量模型构建 |
| 4.1.3 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实证检验 |
| 4.2.1 财政分权影响资本要素结构指数的实证检验 |
| 4.2.2 财政分权影响劳动要素结构指数的实证检验 |
| 4.2.3 财政分权影响土地要素结构指数的实证检验 |
| 4.2.4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4.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分权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效应 |
| 5.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实证设计 |
| 5.1.1 实证分析框架 |
| 5.1.2 计量模型构建 |
| 5.1.3 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实证检验 |
| 5.2.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劳动偏向实证检验 |
| 5.2.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土地偏向实证检验 |
| 5.2.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稳健性检验 |
| 5.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进一步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
| 6.1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趋势的基本特征 |
| 6.1.1 整体增长趋势 |
| 6.1.2 区域增长趋势 |
| 6.1.3 增长趋势敛散性 |
| 6.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设计 |
| 6.2.1 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估计方法与内生性问题 |
| 6.2.3 变量定义、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6.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
| 6.4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7.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设计 |
| 7.1.1 实证分析框架 |
| 7.1.2 计量模型构建 |
| 7.1.3 变量定义与估计方法 |
| 7.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 |
| 7.2.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资本深化路径检验 |
| 7.2.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偏向路径检验 |
| 7.2.3 资本深化路径与技术进步偏向路径的比较分析 |
| 7.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解释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完善涉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8.2.2 整合涉农资金与优化支农支出结构 |
| 8.2.3 提高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适配性 |
| 8.3 研究不足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6）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附件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农业产业化相关研究 |
| 1.3.2 关于农业综合开发相关研究 |
| 1.3.3 关于财政投入农业发展相关研究 |
| 1.3.4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的基础性及弱质性理论 |
| 2.1.2 制度变迁与产业组织理论 |
| 2.1.3 公共财政理论 |
| 2.2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特殊性分析 |
| 2.2.1 基于农业的视角 |
| 2.2.2 基于政策目标的视角 |
| 2.2.3 基于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视角 |
| 2.3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面临困境的博弈分析 |
| 2.3.1 管理机制角度的分析 |
| 2.3.2 利益联结机制角度的分析 |
| 2.4 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机理 |
| 2.4.1 作用机制 |
| 2.4.2 研究假设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发展演进及现状分析 |
| 3.1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缘由及历史演变 |
| 3.1.1 农业产业化内涵及成效分析 |
| 3.1.2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分析 |
| 3.1.3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历史变迁 |
| 3.2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的主体分析 |
| 3.2.1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的必要性 |
| 3.2.2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总体特征分析 |
| 3.2.3 财政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分析 |
| 3.3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分析 |
| 3.3.1 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基本情况分析 |
| 3.3.2 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空间分布分析 |
| 3.3.3 典型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微观视角 |
| 4.1 背景分析 |
| 4.2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影响 |
| 4.2.1 数据说明、指标选取及初步分析 |
| 4.2.2 模型设计、选择及研究假说 |
| 4.2.3 实证分析及结果 |
| 4.2.4 农业龙头企业社会效益分析 |
| 4.3 财政扶持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民增收的影响 |
| 4.3.1 理论分析及研究框架 |
| 4.3.2 数据、模型及方法 |
| 4.3.3 实证分析及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宏观视角 |
| 5.1 分析框架及作用机制 |
| 5.1.1 研究视角 |
| 5.1.2 分析框架 |
| 5.1.3 作用机制 |
| 5.2 基于省级视角的分析 |
| 5.2.1 财政扶持产业化项目及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
| 5.2.2 变量设置及模型设定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基于县级视角的分析 |
| 5.3.1 理论框架 |
| 5.3.2 数据分析与理论模型 |
| 5.3.3 评估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7）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减缓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普惠金融 |
| 2.1.2 贫困与支出型贫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普惠金融相关理论 |
| 2.2.2 贫困与贫困减缓相关理论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 |
| 2.3.2 关于贫困减缓的研究 |
| 2.3.3 关于普惠金融与贫困关系的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解释:普惠金融发展减缓农村支出型贫困的作用机制 |
| 3.1 普惠金融发展减缓农村支出型贫困的直接作用机制 |
| 3.1.1 普惠金融的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
| 3.1.2 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使用成本 |
| 3.1.3 普惠金融的发展增强了农村居民风险抵御能力 |
| 3.2 普惠金融发展减缓农村支出型贫困的间接作用机制 |
| 3.2.1 收入增长效应 |
| 3.2.2 医疗均等化效应 |
| 3.2.3 劳动力转移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支出型贫困的测度与分析 |
| 4.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 |
| 4.1.1 现有相关研究与不足 |
| 4.1.2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构建 |
| 4.1.3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 |
| 4.2 我国农村支出型贫困水平测度 |
| 4.2.1 支出型贫困提出背景和内在机理 |
| 4.2.2 农村支出型贫困指数构建 |
| 4.2.3 农村支出型贫困指数测算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 |
| 5.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直接作用机制检验 |
| 5.1.1 模型介绍与选择 |
| 5.1.2 模型构建与选择 |
| 5.1.3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1.4 模型回归与结果分析 |
| 5.1.5 稳健性分析 |
| 5.2 我国普惠金融对农村支出型贫困的间接作用机制检验 |
| 5.2.1 模型介绍 |
| 5.2.2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择 |
| 5.2.3 模型回归和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空间溢出特征 |
| 6.1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特征分析 |
| 6.1.1 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贫困程度的农村支出型贫困的影响 |
| 6.1.2 不同经济水平下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影响的分析 |
| 6.2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减缓的空间溢出特征分析 |
| 6.2.1 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支出型贫困的空间相关性 |
| 6.2.2 空间计量模型 |
| 6.2.3 模型构建和指标选择 |
| 6.2.4 模型回归和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2 理论参照系: 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基础理论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商品粮 |
| 2.1.2 粮食主产区 |
| 2.1.3 商品粮主产区 |
| 2.1.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
| 2.2 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1 商品粮主产区研究的基础理论 |
| 2.2.2 投入产出理论 |
| 2.2.3 公共物品理论与外部性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商品粮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作用机理 |
| 2.3.1 演化博弈的前提假设及指标设定 |
| 2.3.2 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与演化策略分析 |
| 2.3.3 演化博弈分析结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现实参照系: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典型经验分析与借鉴 |
| 3.1 国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分析 |
| 3.1.1 美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2 法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3 印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4 荷兰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1.5 以色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 国内产粮大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分析 |
| 3.2.1 河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2 山东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3 江苏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4 内蒙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2.5 新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经验 |
| 3.3 对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启示 |
| 3.3.1 积极推进耕地保护及土地规模化经营提升自然产出能力 |
| 3.3.2 增加生产要素投入提升要素投入能力 |
| 3.3.3 依靠科技进步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
| 3.3.4 积极出台支持政策提升政策保障能力 |
| 3.3.5 引导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提升组织管理能力 |
| 3.3.6 健全农业保险机制提升风险抵御能力 |
| 3.4 本章小结 |
| 4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状及评价 |
| 4.1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状 |
| 4.1.1 粮食生产自然产出现状 |
| 4.1.2 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现状 |
| 4.1.3 粮食生产科技支撑现状 |
| 4.1.4 粮食生产政策保障现状 |
| 4.1.5 粮食生产组织管理现状 |
| 4.1.6 粮食生产风险抵御现状 |
| 4.2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出及商品粮净调出现状 |
| 4.2.1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量情况 |
| 4.2.2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产出结构分析 |
| 4.2.3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商品粮净调出情况 |
| 4.3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 |
| 4.3.1 DEA的基本原理 |
| 4.3.2 DEA的基本模型 |
| 4.3.3 基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因素的评价指标选取 |
| 4.3.4 基于DEA的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评价 |
| 4.3.5 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瓶颈分析 |
| 5.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要素投入总量及效率仍需提升 |
| 5.1.1 粮食数量提升的水土资源承载力日益趋紧 |
| 5.1.2 实行耕地流转及适度规模化经营的机制不完善 |
| 5.1.3 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依然偏低 |
| 5.1.4 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依然存在短板 |
| 5.1.5 农业科技衔接机制不畅 |
| 5.1.6 财政政策支农力度仍显不足 |
| 5.1.7 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发展滞后 |
| 5.1.8 种粮农民生产积极性保护与调动不足 |
| 5.1.9 农村金融服务发展不平衡 |
| 5.2 实现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存在差距 |
| 5.2.1 粮食结构调整过程中保产增收的压力不断加大 |
| 5.2.2 粮食产业链融合深度不够 |
| 5.2.3 粮食去库存缺少完善的利益补偿与发展互助机制 |
| 5.3 本章小结 |
| 6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及仿真模拟 |
| 6.1 路径选择的目标 |
| 6.2 路径选择的原则 |
| 6.3 内生路径选择 |
| 6.3.1 坚守耕地当量红线 |
| 6.3.2 提高耕地质量等级 |
| 6.3.3 培育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 |
| 6.3.4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 |
| 6.4 外生路径选择 |
| 6.4.1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 6.4.2 提升财政支农政策效率 |
| 6.4.3 促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 |
| 6.4.4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
| 6.4.5 健全农业保险机制 |
| 6.5 多重相关路径选择 |
| 6.5.1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2 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 |
| 6.5.3 实施粮食生产全球化战略 |
| 6.6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仿真模拟 |
| 6.6.1 系统动力学简介 |
| 6.6.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 6.6.3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6.6.4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系统动力学模型检验 |
| 6.6.5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效果仿真模拟 |
| 6.6.6 结果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7 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的保障措施 |
| 7.1 建立完善的耕地保护机制 |
| 7.1.1 建立耕地质量监测机制和预警机制 |
| 7.1.2 建立耕地保护联动机制 |
| 7.2 强化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实效 |
| 7.2.1 积极争取国家财政及粮食主销区互助资金 |
| 7.2.2 促进粮食三项补贴改革的落实 |
| 7.3 搭建现代化的粮食流通网络 |
| 7.3.1 完善粮食市场体系 |
| 7.3.2 加强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和管理 |
| 7.3.3 积极打造立体化的粮食物流网络 |
| 7.4 充分调动粮食生产主体积极性 |
| 7.4.1 建立促进粮食生产主体增收的长效机制 |
| 7.4.2 优先发展商品粮主产区教育事业 |
| 7.5 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 7.5.1 扩大公益性服务体系的覆盖范围 |
| 7.5.2 促进经营性服务体系内粮食产业价值链的延伸 |
| 7.5.3 提升专项服务体系支撑作用 |
| 7.6 完善粮食生产的组织管理体系 |
| 7.6.1 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 |
| 7.6.2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
| 7.7 完善配套支持体系 |
| 7.7.1 积极推动商品粮主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7.7.2 建立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
| 7.8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中国柑橘生产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生产效率的研究 |
| 二、关于柑橘生产效率的研究 |
| 三、关于生产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 |
| 四、关于产出弹性和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五、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存在的创新点 |
| 二、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效率与生产效率 |
| 二、技术效率 |
| 三、产出弹性 |
| 四、技术进步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生产要素理论 |
| 二、生产前沿面理论 |
| 三、投入产出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柑橘生产概况 |
| 第一节 我国柑橘生产现状 |
| 一、我国柑橘品种概况及生产区域分布 |
| 二、我国柑橘生产总体特征 |
| 第二节 我国柑橘种植面积变化情况 |
| 第三节 我国柑橘单位面积产量变动情况 |
| 第四节 我国柑橘总产量变动情况 |
| 第三章 我国柑橘生产的技术效率分析 |
| 第一节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
| 一、研究假设 |
|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与估计结果 |
| 一、模型设定 |
| 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估计分析 |
| 三、技术效率的估计分析 |
| 四、技术效率损失函数的估计及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柑橘主产区生产效率的比较分析 |
| 一、各地区技术效率差异分析 |
| 二、全国平均技术效率的变化趋势分析 |
| 第四章 柑橘生产的产出弹性、技术进步率分析 |
| 第一节 柑橘生产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分析 |
| 一、各地区产出弹性差异比较 |
| 二、全国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分析 |
| 第二节 柑橘生产技术进步率的分析 |
| 一、技术进步率时间差异分析 |
| 二、技术进步率地区差异的聚类分析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柑橘生产布局较为合理,各地之间技术效率存在差异 |
| 二、我国柑橘生产的规模报酬逐渐递增,其劳动力产出弹性最大 |
| 三、各要素对柑橘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方向不同 |
| 四、我国柑橘生产的技术进步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保护耕地资源,避免盲目扩张 |
| 二、推动科技发展,合理使用肥料 |
| 三、加大农业扶持,稳定农资价格 |
| 四、合理解放劳动力,推动土地流转 |
| 五、加强病虫害防治,控制舆情散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乡镇政府、政府能力与公共服务 |
| (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 |
| (二)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 |
| (四)治理和善治理论 |
| 三、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
| (一)是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
| (二)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
| (三)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构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依据 |
| (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部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外显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形成的要素条件 |
| (一)体制性要素 |
| (二)制度性要素 |
| (三)主体性要素 |
| (四)策略性要素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基于结果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基于过程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归因 |
| 一、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
| (一)问卷调查 |
| (二)访谈调查 |
| (三)实地调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现状的考察 |
| (一)对农民群体公共服务需求的考察 |
| (二)基于满意度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基于供给过程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综合表现 |
|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
| (二)服务供给内容的结构性失衡 |
| (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认知模糊 |
| (四)脱离农村基层社会实际需要 |
| (五)应对服务需求升级能力不足 |
| 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
| (一)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 |
| (二)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
| (三)人才管理制度机制不完善 |
| (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 |
| (五)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不科学 |
| 第四章 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 |
| 一、国内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政务中心”:公共服务集约化改革 |
| (二)“以钱养事”: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三)“民主恳谈”:公共服务民主化改革 |
| (四)“互联网+”:公共服务信息化改革 |
| 二、国外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二)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 |
| (三)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 |
| 三、国内外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经验启示 |
| (一)优化乡镇政府的组织结构 |
| (二)促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
| (三)合理划分政府间权责关系 |
| (四)积极培育服务类社会组织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探讨 |
|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 |
| (一)加快推进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
| (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利益诉求 |
| (四)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
|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核心 |
| (二)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 |
| (三)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为准则 |
| (四)以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宗旨 |
|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策略 |
| (一)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
| (三)加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 (四)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 (五)探索多元服务供给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关于湖北财政支农情况的分析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D]. 梁梦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2]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D]. 李屹然. 西南大学, 2021(01)
- [3]专业化分工视角下稻农的合作及其治理 ——以农机服务为例[D]. 张建锋. 西南大学, 2020(04)
- [4]山东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研究[D]. 冯叶.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9)
- [5]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D]. 刘锦怡. 湖南农业大学, 2020(01)
- [6]财政扶持综合开发产业化项目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研究[D]. 陈凡.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7]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支出型贫困减缓的研究[D]. 龚沁宜. 兰州大学, 2020(01)
- [8]商品粮主产区黑龙江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研究[D]. 邢策.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1)
- [9]中国柑橘生产效率研究[D]. 朱其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