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山西重化工基地建设与土地利用方向有关问题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山西省国资委课题组,马进,祁升,郝梅生[1]（2021）在《百年征程中的山西国企党建》文中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百年荣光,百炼成钢。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有企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发展到改革的历程,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逐步建立,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而不断成长,伴随着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而不断取得新的重大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我国国有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着,功不可没。"
金凤君,马丽,许堞,林美含[2]（2021）在《黄河流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科学问题与研究展望》文中研究指明黄河流域是我国区域经济的重要板块。经过历史上的长期开发,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累积形成了生产力布局与生态环境安全格局、发展规模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两对尖锐矛盾。为此,需要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指导,在科学解构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交互作用关系和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深入剖析社会经济行为和布局与生态环境约束的矛盾,探索生态保护目标下产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合理、资源环境效率高效的绿色转型方案。本文立足于黄河流域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两大矛盾,分析了现有产业绿色转型的研究现状,凝练出黄河流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研究需要解决的四大科学问题,并提出黄河流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研究需要人文与自然的学科交叉融合、技术与管理模式的有效结合。
赵永斌[3]（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高春明[4]（2021）在《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城镇经济快速发展和人类活动空间扩大,土地资源总量约束体现的越来越明显。因此,土地资源在经济系统中的生产要素特征也更加凸显。我国城镇化发展在人口总量大,但人均可利用土地不足的国情限制下,土地集约利用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土地资源的生产要素特征以及国有产权性质,意味着土地资源配置在中国具有显着的宏观调控职能。吉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城镇化发展起步早增速快,但是近年来却出现增速减缓和质量较低的问题。尤其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生态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影响了东北地区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损害了居民公共健康。所以,本文从土地利用效率视角出发,系统研究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使用的经济机制、产出效率、利用效率以及影响因素。以期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必要的效率决策视角,从而为吉林省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调整和集约增长路径转变,探索一个宏观调控政策的新引导方向。土地在不同学科中有着不同的定义,本文更加侧重于土地资源概念,突出强调地球表面土地的可利用性和稀缺性。土地集约利用更多关注其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之间的合理利用和配置。而土地利用效率自然以其经济效益的有效发挥为重点,其内涵在于土地资源利用实际效益与最优效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及其与其他投入要素的合理配置。城镇化发展中的土地集约利用机制在于非农业用地尤其是城镇建设用地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空间上迅速集聚。城镇化的要素集聚会带来城镇化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其中的主要依托力量就在于,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和城镇基础设施的共享使得集聚经济的外部性溢出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和释放。吉林省近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主要存在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土地规模扩张过快和土地集约效率不高三个方面的问题,均与土地资源的投入利用密切相关。本文以多维因素综合评价法详细测算评价了全省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化水平,结果显示大多数城市用地集约化水平呈递增趋势,但城市间的差距非常显着。主要体现在利用强度、利用结构和利用效益三个方面。运用时间序列计量模型初步探索了城镇化与用地效率之间呈现长期协调关系,发现人口城镇化是引致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长期格兰杰原因。短期内人口城镇化可能会导致土地利用效率波动失衡,但二者之间存在某种修正机制促进其向长期协调状态进行调整。吉林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在全国处于偏下水平,省内城市间的效率差异非常显着,耕地资源丰富的城市周边农村地区其农地效率往往并不高。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测算结果显示,吉林省在大多数年份的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均显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同时存在生产技术落后和要素结构配置不合理问题。这也使得吉林省农业生产的土地利用效率显着低于其技术效率水平。基于全省城市面板数据的超效率CCR模型测算结果显示,吉林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较高的城市大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耕地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的城市其农地利用效率并不高,甚至部分城市的利用效率远远小于东部地区。吉林省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受自身生产条件及城镇化产业集聚的影响。吉林省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且时序内呈现倒N型变动特征,省内城市间的效率差异非常显着,人口规模较大的地级城市表现并不突出。基于全国技术参照集的超效率模型测算显示,吉林省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在东北振兴初期呈下降态势,中期有所回升,但是在2010年之后则又转入下滑路径。吉林省城市间的建设用地效率差异非常显着,规模较大的地级城市用地效率表现并不出色,8个地级市中年平均利用效率大于0.5的仅有3个,其余地级城市的利用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时序内,大多数城市的建设用地效率处于波动递减态势,要素结构配置不合理普遍存在。这也使得多数城市的建设用地效率递减幅度要大于技术效率,粗放型的建设用地扩张而没有资本等其他要素投入的跟进使得用地效率持续走低。吉林省多数城市建设用地效率的持续递减主要来自技术效率损失的逐年扩大,而结构无效则在此基础上加剧了其效率水平的进一步恶化,推动无效城市的生产技术进步是改善建设用地效率的重点。基于全省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表征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有效灌溉面积占比和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投入强度对农业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直接作用,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是提高农地产出效率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农业机械化投入受到农业规模经营的制约,因此单位土地机械化投入强度变量并不显着,但是具有正向符号。农业人口规模的正向作用机制反映了当前劳动密集型农业在全省依然占据较大中,农业机械化与农业人口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相互制约效应,模型中主要体现为负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与正的从业人口系数的制约。当单位播种面积上的机械化投入小于某一临界值时,提高农业人口规模则有助于农地利用效率改善。但是这种传统农业发展方式与城镇化发展规律相违背,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是高效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采用吉林省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单位土地投资强度提高能够显着促进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提升,但是受到人均建设用地规模的制约。只有当人均建设用地规模低于某一临界值时提高投资强度才会有效,而人均建设用地扩大则会导致用地效率持续损失。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对用地效率的作用机制表现为显着正效应,但是人均公共财政支出的影响却呈现逆向制约机制。这反映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中结构的不合理性。吉林省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呈现不明显的倒U型特征,这与当前大多数城市人口集聚水平不高密切相关。产业关联结构对城市建设用地效率的影响呈现正U型特征,大部分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普遍滞后,距离平均门槛临界点尚有较大差距,推进产业多样化进而带动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依然任重而道远。建设用地结构不合理引致的效率损失在吉林省城市中普遍存在,居住用地比重过高会导致建设用地出现持续的效率损失,样本数据估计结果显示了大多数城市居住用地供给过快的事实。空间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农业用地资源丰富的吉林省中西部地区受经济和城镇化水平所限制,基础设施、机械利用强度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都小于中东部地区,只有非技术性的化肥使用强度的影响大于中东部地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中,整体下降地区由于主要为城市扩张地区,投资强度和单位财政支出的拉低效应都最显着,但居住用地占比以及工业用地占比的促进作用都最显着。最后,基于全省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的问题,从理论机制以及计量模型揭示的经验关系来看,从农业用地效率优化、城镇建设用地效率优化以及城镇化发展格局有化三个大方面,针对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东北全面振兴发展三大主体战略落地给出了政策建议。具体包括推进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推进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农地确权改革、严格实行建设用地可以实行总量以及增量控制、合理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
顾典[5]（2021）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文中提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作用在逐渐弱化。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十分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较难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再难对经济发展形成先前那么显着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他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同时选择某个产业对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分别存在什么影响,并且比较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异同。本文探寻产业结构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也针对这两组对象之间的间接影响进行专门研究和定量分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首次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绿色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绿色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绿色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共分八个章节,按逻辑顺序逐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按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分析,从而引出了生态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有关的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提高与我们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经历的过程;第二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选题正确是文章有价值的前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说明了该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导论这一章提纲挈领地讲述了本论文存在的价值,以及主体部分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以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或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或生态效率之间的间接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概念。生态效率的概念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最早开始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发展也十分迅速。生态福利绩效源于福利的概念,诸大建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见仁见智,总体来讲趋于更加科学与全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范畴,对它们的研究看似诞生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都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为此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影响并加以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在综述部分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是经典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章分两大部分,首先分析了产业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经典理论,然后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克拉克、库茨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效率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鲍尔丁、科斯坦萨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福利绩效理论部分介绍了Daly、诸大建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这些经典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闪光点,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为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以这些经典理论为基础,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就有了理论依据。而且本章后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这些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分析针对的是解决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乃至他们之间的间接影响的剖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打下基础,从而保证文章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第四章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且对生态经济的两个指标视角下的脱钩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干春晖[1]倡导的泰尔指数是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好的方法,而刘伟[2]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是较好的计算方式。本文利用DEA多阶段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本人借鉴诸大建[3]的方法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梯度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生态效率、生态福利视角下的脱钩结果不一样,但都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衡量方法。虽然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通过收敛性分析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生态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是可以实现的。第五章内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4],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排除了内生性。为了提高生态效率,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需要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比较显着的差异。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一阶滞后效应,不同的地区控制变量影响的显着性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同时本章还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生态化的内在需要和导向,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生态福利绩效也相应地处于不同的趋势。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生态福利绩效还没有跨过拐点,那么生态福利绩效还将继续下行。当生态福利绩效跨过了这个拐点,生态福利绩效就将重拾升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的良性循环。在此章处于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是本文主干承上启下的部分。通过stata分析,本章发现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有显着的对应关系,所以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适当的调整,为生态效率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本章内容也为第七章探索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间接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电子信息技术、金融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利用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相比较这些产业,在国内清洁能源相关的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是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作者借鉴与分析了他人选取的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个别指标也较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还是不够宏观与全面。所以本文尽量挑选最权威、最能涵盖清洁能源整体效果的数据,在实证后得出结论:清洁能源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清洁能源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提升影响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利用倍差法对清洁能源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本章另外一部分是验证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来讲促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提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这些间接影响效应的提升进而又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改善[5]。同时,本章还针对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这两种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和、DID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二者可以互不干扰、因地施策。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分析。本章旨在从他国找到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成功及不足之处。本文还对美国休斯顿和德国鲁尔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来讲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的中西部等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过程。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地区的成功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第八章是本文结论的总结。本文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梳理了相关文献和理论,二是计算了生态福利绩效、生态效率、产业结构的状态指标（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定量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四是对前人没有专门研究的领域清洁能源进行了定量分析。作为政策咨询,本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培养。在东部地区需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和输出,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还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拓展循环经济,提高循环经济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更加协调快速的优化发展。
郭敏[6]（2021）在《农户理性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研究 ——以传统农区为例》文中认为我国目前宅基地问题的实质是国家发展阶段、城乡关系转型与农户现实需要的错位与失调。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逐渐步入深水区,其改革成效将会直接影响国家下一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新型城镇化及乡村振兴的质量。因此,研究以农户需求与理性为切入点,以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形成过程为主线,构建“理性—意愿”的分析框架,探究传统农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形成机理及一般规律,提出有针对性的、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的退出机制,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提供理论支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风俗不同,农户对宅基地的依赖程度和价值认知也不相同,从而退出意愿形成的影响因素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别。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仍属于经济落后或偏远的传统农区,但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传统农区宅基地退出的探索尚缺乏系统性和专门化,因此研究以山西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传统农区农户为研究对象,以理性、需要、博弈等相关理论为基础,主要运用扎根理论、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方法,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形成机理开展研究。具体分析思路为:首先,构建一个包含农户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从模型化的角度,抽象出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的决策逻辑、思维方式;其次,基于扎根理论,探讨农户宅基地退出理性的内涵、构成维度等,从理论视角分析不同理性对农户退出意愿的影响;接下来,利用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对理性与退出意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总结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形成机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第一,基于理性决策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均衡分析。从农户行为的角度出发,构建一个包含农户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分析了退出补偿水平、政策执行方式等对均衡结果的影响,从理论上计算出实现农户宅基地退出要满足的具体条件。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面临可供选择的多方案时会形成不同的纳什均衡,理性的农户会选择一个令其效用得到最大满足的方案。第二,农户宅基地退出理性的概念界定与内涵。采用访谈法、扎根理论,对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进行分析与提炼,将宅基地退出理性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两大维度。参考已有文献,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构成进行分解,并进一步发现不同理性之间的关系。对农户理性的讨论有较长的历史,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研究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农户理性的概念,而且编制了农户理性测量量表,并对其测量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对“理性”这一主观性较强的概念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测量,具有良好的理论承接性和现实操作性。第三,价值理性对退出意愿的影响。价值理性对退出意愿的影响有明显的层次性。第一层次是基础理性,其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156,研究将其解构为四个维度,从回归结果看,作用强度排序为:生存安全满意度（-0.426）>生产方式（-0.147）>享受需要（-0.124）>生活方式（-0.106）;第二层次是本体理性,其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144,本体理性构成维度中作用强度排序为:根祖文化（-0.306）>情感依恋（-0.287）>养老育小（-0.139）;第三层次为社会理性,其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路径系数为-0.135,研究将其解构为两个维度,从回归结果看,作用强度排序为:生活面向（-0.454）>参考依赖（0.227）。-第四,工具理性对退出意愿的影响。工具理性由感知收益与感知风险构成。感知收益正向影响退出意愿,路径系数为0.456,研究将其解构为两个维度,从回归结果看,作用强度排序为:社会利益（0.440）>经济利益（0.243）;感知风险负向影响退出意愿,路径系数为-0.219,研究将其解构为三个维度,从回归结果来看,作用强度排序为:生计生存风险（-0.264）>心理风险（-0.230）>经济风险（-0.190）。第五,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通过bootstrap法,发现感知收益、感知风险均在基础理性、社会理性、发展理性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中起显着的完全中介作用,感知风险在本体理性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着,但感知收益在本体理性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之间起显着的完全中介作用,说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决策符合“收益——成本”原理。第六,综合所有研究结果,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形成是从追求生存安全、生产便利、生活质量、情感价值、社会价值的多元目标和动机开始,综合考虑退出获得的补偿、承担的风险,反复权衡、计算,寻找平衡点的过程。具体表现为:（1）生存安全与长远保障是宅基地退出意愿形成的底线。（2）本体理性是宅基地退出意愿形成的深层次阻因。（3）与农村的脱离程度是宅基地退出意愿形成的关键因素。（4）宅基地退出利大于弊是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最后,研究提出了合意的宅基地退出需满足两个条件:（1）宅基地退出后,农户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都要比退出前有所改善。（2）宅基地退出后,农民的生产、生活、心理都要具有可持续性。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1）研究建立了“理性—意愿”的分析框架,探索性研究了农户宅基地退出理性的内涵、构成维度,不仅将理性作为影响因素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联系起来,而且探讨了不同理性之间的关系,弥补了现有研究缺乏统一理论框架,部分影响因素重复讨论和交叉讨论的缺陷,同时也丰富了农民理性理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转型期的农户。（2）以农户理性、需求为研究切入点,以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形成过程为主线,发掘农户在宅基地退出问题上内心真实和隐性的需求意愿及其背后隐藏的理性逻辑,为处于深水区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全新视角。（3）开发设计了农户理性的测量量表和理论模型,弥补现有研究对主观因素定量研究不足的缺陷,为科学推进宅基地退出制度改革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
康旭华[7]（2021）在《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面对能源需求迅速增加与能源供给不足,生产生活用能与全面可持续发展两大矛盾,各国和地区纷纷选择合作以共同应对发展难题,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和全球气候谈判等为代表的能源合作屡见不鲜。在国内,能源及其相关的气候和低碳发展等问题也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寻求对内对外合作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源型地区作为能源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者,同时也肩负着自身转型发展的历史重任。目前,资源型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时期,需要寻找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可行的实践措施。因此,将能源合作这一时代命题与资源型经济的转型需求相结合,从要素组合视角研究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不仅可以在理论上为中观层面能源合作相关问题奠定微观基础,为资源型经济相关学术研究开辟新的视角;还能够指导资源型经济转型实践,为其探寻突破路径。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论、空间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理论,采用归纳演绎、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案例研究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层层深入展开研究。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和立场与方法论指导,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阐明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和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借鉴空间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理论对要素水平与垂直联系以及系统超循环理论,从不同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作用及演进规律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吸收和运用雷布津斯基定理、增长极理论、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熊彼特制度要素作用理论,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展开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和逻辑推理。进而,运用案例分析法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的作用进行了阶段性梳理,运用熵权法、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计量方法对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十个省（区）能源合作对其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1）本文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和约束,总结了资源型地区能源合作的动因,笔者认为资源型地区天然就是能源合作的参与者,需要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在政府引导下,有意识地通过多种能源合作获得多元要素,以参与水平分工;双向合作关系的建立有益于资源型经济转型;不同的能源合作类型将对资源型经济产生差别化作用,能源合作引入要素作为“负熵流”,对资源型经济耗散作用回归稳态会产生重要作用。（2）本文运用集聚与扩散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系统论分析发现,分析发现在能源合作带来的要素流动基础上,不同要素组合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作用。其中,水平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内部产生的实质性变化,表现形式依要素组合各异,主要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垂直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在构成形态上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极化效应和均衡效应。二者此消彼长,共同影响着资源型经济中能源要素主导地位的涨落,促进了不同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演进。（3）通过对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这四类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在水平层面,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能够产生收入效应,初期可促进其转型,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能源投资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可以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可产生推动作用。在垂直层面,能源贸易合作通常会对能源要素产生极化效应,而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可以发挥极化效应或均衡效应,由此影响资源型经济能源要素的主导地位,从而影响其转型效果。（4）论文在运用熵权法对2005-2019年十个资源型省（区）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分别采用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效果进行了基本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检验对象在检验期间参与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在水平层面分别通过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自身资源型经济转型;在垂直层面,分别通过极化效应（能源贸易合作）和均衡效应（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对能源要素主体地位分别产生强化和弱化作用,从而对资源型经济转型起到反向和正向影响。（5）通过采用案例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影响进行阶段性梳理,本文得出结论:山西省的能源合作由量变到质变、从单向到双向,在不断演进中逐步实现合作领域的清洁化;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也随能源合作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类型能源合作内在质量的改善及相互间的联合开展,由能源产业内部到工业体系再到整个经济与社会体系,沿着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地区协调—生态环境的效果路径循序渐进地显现出来;能源合作是资源型经济实现转型的“捷径”之一;而开放程度不高、对高质量要素吸收不够,对转型引领作用不足、各类合作结合乏力与创新能力欠缺制约了山西省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发挥。（6）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资源型地区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政府需要有意识地引导资源型经济转型,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开展多种类型的能源合作,并根据转型需求吸收高质量要素,促进转型发展。在能源贸易合作中,应增加高附加值能源商品和能源服务贸易合作,促进能源合作向吸收高质量要素的方向发展,同时促进贸易收入的资本化。在能源投资合作中,应避免投机合作,积极利用外资,引导合作资本投向新兴产业和提升能源产业劳动力素质的领域。在能源技术合作中,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国内能源领域的创新合作,通过内部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加快技术研发与转化。目前,能源治理合作的发展尚未成熟,需要着力在能源基金利用与监管和生态保护机制建设,以及统一能源金融和碳交易体系等方面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从要素组合水平层面和垂直层面作用角度分析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中,借鉴前人将空间经济学的极化效应运用至要素组合的方法,进一步将要素在空间上的扩散效应转化为在经济体内要素构成上的均衡效应,补充并完善了相关理论,构建了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第二,本文在地区合作层面上,将能源合作划分为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并将散见于个别研究的具体化能源合作纳入同一个研究体系,运用同一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推演出不同类型能源合作间的演进规律,从而勾勒出能源合作体系的概貌,其中的个别观点和内容对今后相关问题研究的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第三,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能源合作相关经济活动进行统计的部门和数据,本文选取山西省为代表,经过长期调研、数据搜集、整理,梳理出其参与各类能源合作的实际情况并进行了阶段性梳理,掌握了充足详实的现实数据和研究方法,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相关部门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第一,由于实证检验对象实际情况的限制,本文未将能源服务贸易合作纳入能源贸易合作的研究中。今后,可将能源贸易合作单独作为研究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第二,鉴于研究重心关系,在对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进行机理分析时,本文未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加以区分,而是淡化了其中的差别,这也是作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第三,尽管本文已经竭尽所能对省级能源合作数据进行挖掘和梳理,但可能仍然存在一定欠缺。今后,笔者将进一步钻研统计方法,以便深化和完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王延霖[8]（2021）在《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文中提出资源型产业是民族地区产业布局的核心,但其长期依赖的中低技术水平引发的“规模扩张”成长模式在当今时代不可持续,也影响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如今全世界都处于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高技术服务对传统产业的渗透融合是传统产业获取产业持续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现状、融合绩效及民族地区特性要素的影响机制有利于了解产业融合情况,为地方政府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提供参考,辅助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本研究以民族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支撑,采用田野调查法、对比研究法、规范和实证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和熵指数法等多种方法,从实地调研和实证检验两方面综合分析当前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现状、水平及对绩效的影响,开展与非民族地区的对比研究以探究民族地区特殊规律,并从政府治理模式、社会要素配置和关系文化等特性要素方面探究了相关的调节机制。研究结论主要有:1.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初现,并具有改造资源型产业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创新效应,同时民族地区更易引进技术应用类服务企业,融合模式也以平台型、参与型和基础建设型为。但目前由于相关概念的标准化问题、产业间及政府部门间的“搭桥”问题以及资金压力问题使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深化存在困难。2.利用熵指数法计算得到的民族地区产业融合水平值表明: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已实现从“轻度失调”向“勉强协调”的转变,2012年后稳定上升,但目前仍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同时空间异质性特征显示产业融合高高集聚区向东、向南转移态势显着,而民族地区则多被低融合水平省份包围,地域间协同效应不高。3.实证研究结果总体说明: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的多维度绩效提升均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其中创新绩效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才能实现。相比于非民族地区而言,以上提升作用在民族地区更强,“技术追赶效应”凸显。4.民族地区的良好的政府治理模式和较高的社会资本配置效率有助于增强产业融合的经济和环境绩效提升效果,说明民族地区政府的关注及政府治理、高效的资本配置水平有利于引导稀缺资本应用到经济效益高和政府关注高的领域;但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在产业融合和创新绩效中呈负向调节作用,也说明民族地区的资本更倾向于向低风险领域倾斜。民族地区较高的关系文化程度也表现出一定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影响程度不高。5.民族地区中产业融合经济绩效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着,说明其可充分借助高技术服务业所带来的网络效应来获取更高的经济影响,环境绩效方面虽然难以区分两种效应大小,但可借鉴非民族地区经验展开地域间的环保合作。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分别从提升民族地区政府治理水平,塑造创新、开放、合作的文化内涵、加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流动以及建设产业融合双方的能力体系方面提出多项政策建议。
周清香[9]（2021）在《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指出黄河流域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资源能源基地,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但受发展条件、地理环境、要素配置等因素影响,黄河流域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重化工产业发展促使地区面临水资源环境压力,产业发展的不合理布局对其生态功能和安全形成威胁。黄河流域面临过度开发、环境破坏、经济发展不协调、区域利益分化等问题。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对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提出新要求,迫切需要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聚焦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制研究,对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规制过程的实现主要源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环境规制通过制度安排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作用。本文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分析为切入点,挖掘黄河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内在原因,从经济主体行为视角出发,阐释环境规制下政府、企业、公众行为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剖析经济主体利益诉求及其在环境治理中的行为选择。其次,对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和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特征事实进行分析。系统梳理黄河流域环境治理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评析黄河流域环境污染现状和治理绩效;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把握其资源环境特征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变动趋势。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实证考察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提出完善环境规制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黄河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由于经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诉求最大化,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生态保护所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化,以及传统机制考核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削弱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意愿。企业不考虑环境成本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引致环境污染。环境规制能够推动政府加强环保补助和环境治理投资,强化环境监管,提升环境治理绩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助于环境质量改善和高质量发展。合理的环境规制会激发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改变投资结构、增加环保支出,通过清洁生产提升生产效率和实现污染减排,补偿规制成本,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效应双赢。美好生态的需要增强公众环保诉求,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促使公众更加关注和重视环境保护,通过绿色消费和环保参与推动政府加快环境污染治理,健全环保政策,倒逼企业技术革新,推动高质量发展。（2）对黄河流域2004-2017年黄河流域污染排放、环境治理等方面进行阐述,黄河流域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量呈现下降趋势,但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略有上升,单位GDP能耗整体呈下降趋势;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全国比重逐年递增,环境污染状况有所改善。（3）2004-2017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整体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发展格局。2004-2017年山东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和分维度指数均值在九省区达到最高,相较而言,甘肃、宁夏、青海高质量发展发展水平较低。从不同流域来看,2004-2017年下游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均高于中游与上游地区,年均增长率为2.18%。（4）经验分析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和分维度指数的影响,以及区域异质性视角下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效应,并有利于动力转换、结构优化、成果共享和生态保护四个分维度指数改善。环境规制的高质量发展效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城市规模呈现异质性。（5）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激励地方政府加强环境治理投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引导公众环保参与,助推高质量发展。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有:一是聚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探寻流域内各省区层面和城市层面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成因,厘清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二是从理论层面刻画了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三是在理论阐释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环境规制约束下政府、企业、公众行为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利于厘清不同行为主体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的角色,破解环境治理困境的根源,以期通过环境规制促进各行为主体在推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中发挥作用。
张毅[10]（2020）在《产权与治权关系视野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 ——以山西省L村为例》文中指出产权和治权是乡村治理的核心要素,产权是奠定乡村治理的基础要素,治权则是规范乡村治理的结构要素,两者的互动关系共同影响和形塑着乡村的政治生态。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实施30多年以来,既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也是乡村治理中治权不断下放和分散的过程。同时,由于乡村集体产权的松动,导致村集体资源日益被少数村干部垄断,造成了村庄内部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和干群矛盾。而且,产权分化严重影响了乡村治权结构,掌握公共权力的村干部不仅霸占集体资源,与此同时又通过集体资源所带来的财富继续巩固其对村庄的治权。随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村庄治权逐步从村干部手中分散到村民手中,于是就产生了围绕村庄公共权力和集体产权的激烈竞争和争夺。本文以一个典型的煤炭资源型村庄L村为案例,具体描述该村由集体化时期的富裕村到改革开放后的贫困村,村委会选举由村民直选开始时的选举竞争和天价选票,到中期的村“两委”矛盾,再到村委会选举走向规范并趋于平稳的历史过程,重点分析该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围绕煤矿资源利益而进行的权力争夺与权力运作,分析不同时期背景下的煤矿集体产权对乡村治理的冲击及其由此产生的政治生态,进而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本文除导论外,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章主要介绍集体化时期,L村的集体煤矿在村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采取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方式,壮大了集体经济,实现了村庄的共同富裕,以及由此带来的村庄良好治理与全面发展;第二章通过对L村第六届换届选举中“金钱竞选”和“天价选票”的全景描述和系统解剖,分析集体产权失效后造成乡村治理的要素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生态恶化与村庄衰败;第三章以L村第八到第十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为例,分析资源整合和煤矿利益消失后乡村权力运行状况以及由此造成的村干部无人竞选、村庄公共事务无人管理的治理困境;第四章通过对L村煤矿产权变迁下乡村权力运作轨迹和治理结果的分析,探索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结论,即产权与治权密切关联,直接形塑乡村的政治生态,决定农村的发展命运。L村自治异化主要是缘于集体产权失效而非农民素质低下,优化资源型农村的政治生态关键要实现产权与治权的良性互动。
二、关于山西重化工基地建设与土地利用方向有关问题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山西重化工基地建设与土地利用方向有关问题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百年征程中的山西国企党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
| （一）1978～1988年：国企党建在反复中不断提升 |
| （二）1989～2002年：提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
| （三）2003～2012年：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进入新阶段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2）黄河流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科学问题与研究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1 黄河流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核心矛盾剖析 |
| 1.1 产业布局与生态安全格局之间的矛盾 |
| 1.2 发展规模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
| 2 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内涵与研究现状 |
| 3 黄河流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 |
| 3.1 揭示黄河流域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和机理，甄别限制与约束该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矛盾 |
| 3.2 研究影响产业绿色创新转型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
| 3.3 探索产业生态空间协调的关键参数与布局优化技术 |
| 3.4 总结因地制宜的产业绿色创新转型的路径与模式 |
| 4 研究展望与建议 |
（3）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依据 |
| 1.1.1 土地资源的生产要素特征更加突出 |
| 1.1.2 土地集约利用是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
| 1.1.3 土地资源的配置具有宏观调控职能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文献梳理评述 |
| 1.3.1 土地利用效率研究 |
| 1.3.2 土地配置效率研究 |
| 1.4 研究框架设计 |
| 1.4.1 研究区域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 |
| 2.1 土地资源及利用效率的界定 |
| 2.1.1 土地资源内涵简述 |
| 2.1.2 土地利用效率界定 |
| 2.2 土地投入下的经济增长理论 |
| 2.2.1 包含土地投入的索洛模型 |
| 2.2.2 包含土地投入的OLG模型 |
| 2.3 土地集约利用的城镇化理论 |
| 2.3.1 城镇化理论简述 |
| 2.3.2 土地的集约利用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吉林省城镇化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分析 |
| 3.1 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特征分析 |
| 3.1.1 吉林省城镇化演变历程 |
| 3.1.2 吉林省城镇化存在问题 |
| 3.2 吉林省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
| 3.2.1 土地资源利用分布状况 |
| 3.2.2 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
| 3.3 城镇化与土地效率关系初探 |
| 3.3.1 模型设定及其变量选取 |
| 3.3.2 计量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吉林省农业用地效率评价及分析 |
| 4.1 用地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
| 4.1.1 模型框架 |
| 4.1.2 数据指标及来源 |
| 4.2 吉林省农业用地效率省际比较分析 |
| 4.2.1 变量选取 |
| 4.2.2 省际农业土地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4.2.3 省际农业土地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
| 4.3 省内农业用地效率的地区差异 |
| 4.3.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省内农业用地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4.3.3 省内农业土地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吉林省城镇建设用地效率评价及分析 |
| 5.1 省际建设用地效率的比较分析 |
| 5.1.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2 省际城镇建设用地经济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5.1.3 省际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
| 5.2 省内城市建设用地效率的分析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省内建设用地经济技术效率比较分析 |
| 5.2.3 省内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比较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吉林省城镇化对土地使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
| 6.1 吉林省城镇化对农业用地效率的影响 |
| 6.1.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6.1.2 估计模型确定 |
| 6.1.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 城镇化对建设用地效率的影响 |
| 6.2.1 模型变量选取 |
| 6.2.2 估计模型确定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城镇化影响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分化异质性分析 |
| 6.3.1 省内城市区域异质性区分 |
| 6.3.2 城镇化影响农业用地利用效率异质性分析 |
| 6.3.3 城镇化影响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异质性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用地效率优化与吉林省城镇化发展 |
| 7.1.2 吉林省农业及建设用地效率评价分析 |
| 7.1.3 吉林省城镇化对用地效率的影响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吉林省农业用地效率优化路径 |
| 7.2.2 吉林省建设用地效率优化路径 |
| 7.2.3 用地效率视角下的吉林省城镇化格局优化路径 |
| 7.3 创新之处及研究展望 |
| 7.3.1 可能创新之处 |
| 7.3.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状况简介 |
| 致谢 |
（5）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 |
| 三、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
| 四、区域经济学的理论 |
| 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第二节 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理论研究综述 |
| 一、生态效率 |
| 二、生态福利绩效 |
| 三、其他生态有关理论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经济耦合机制的研究综述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公式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 |
|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 |
| 二、生态效率的发展规律 |
| 三、生态福利绩效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第四节 理论模型构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核心变量测度及生态经济指标的脱钩收敛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产业结构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效率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 |
| 一、方法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脱钩分析 |
| 一、生态效率脱钩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脱钩分析 |
| 第五节 收敛性分析 |
| 一、生态效率收敛性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收敛性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耦合及解耦分析 |
| 一、耦合分析 |
| 二、解耦分析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
| 二、模型的设立 |
| 第三节 基本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变量处理及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空间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第二产业比重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互联网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循环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城镇化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效率视角清洁能源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生态效率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四节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如何判断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优劣 |
| 第二节 某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一、美国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二、德法英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三、日本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第三节 国际案例分析及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后续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简历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6）农户理性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研究 ——以传统农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范围和对象的确定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相关研究回顾 |
| 2.1.1 宅基地退出的理论及研究方法 |
| 2.1.2 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 |
| 2.1.3 宅基地退出模式 |
| 2.1.4 宅基地退出实施效果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国外相关研究回顾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理性与农户行为 |
| 2.3.2 需要层次理论 |
| 2.3.3 理性与博弈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
| 3.1 研究区的选择 |
| 3.2 定性研究的数据来源 |
| 3.2.1 访谈法 |
| 3.2.2 网络媒体资料 |
| 3.3 定量研究的数据来源 |
| 3.3.1 定量研究调研区概况 |
| 3.3.2 样本数量的确定和数据获取 |
| 3.3.3 问卷调查描述性统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宅基地退出中农户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宅基地退出中地方政府和农户博弈模型的建立 |
| 4.3 农户宅基地退出均衡分析 |
| 4.4 农户宅基地退出经验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农户理性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的理论分析 |
| 5.1 农户宅基地退出理性内涵及分类 |
| 5.1.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确定 |
| 5.1.2 开放式编码 |
| 5.1.3 主轴编码 |
| 5.1.4 选择编码 |
| 5.1.5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5.2 农户宅基地退出的理性维度及其对退出意愿的影响 |
| 5.2.1 价值理性 |
| 5.2.2 工具理性 |
| 5.2.3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关系 |
| 5.2.4 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理论模型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农户理性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农户宅基地退出理性量表设计 |
| 6.1.1 价值理性量表 |
| 6.1.2 工具理性量表 |
| 6.1.3 退出意愿测量量表 |
| 6.2 问卷预测试分析 |
| 6.2.1 价值理性问卷的预测试分析 |
| 6.2.2 工具理性问卷的预测试分析 |
| 6.2.3 退出意愿问卷的预测试分析 |
| 6.3 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
| 6.3.1 价值理性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
| 6.3.2 工具理性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
| 6.4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5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
| 6.6 农户理性对退出意愿影响的回归分析 |
| 6.6.1 本体理性各维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
| 6.6.2 基础理性各维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
| 6.6.3 社会理性各维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
| 6.6.4 感知收益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
| 6.6.5 感知风险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
| 6.7 农户理性对退出意愿影响的路径及中介效应分析 |
| 6.7.1 模型拟合度 |
| 6.7.2 路径分析 |
| 6.7.3 中介效应检验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与启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和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本文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能源合作模式、机制与效应研究述评 |
| 1.2.2 资源型经济转型研究述评 |
| 1.2.3 分工合作中要素变动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影响研究述评 |
| 1.2.4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影响研究述评 |
| 1.2.5 研究文献总体评价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能源合作 |
| 2.1.2 资源型经济转型 |
| 2.1.3 要素流动与要素组合 |
| 2.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合作”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 2.3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动因 |
| 2.3.1 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 |
| 2.3.2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
| 2.3.3 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有序”运行 |
| 2.4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作用分析 |
| 2.4.1 要素流动下要素组合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
| 2.4.2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层面作用 |
| 2.5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演进规律 |
| 2.5.1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类型划分 |
| 2.5.2 资源型经济不同能源合作类型的演进规律 |
| 2.6 小结 |
| 第3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1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1.1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作用的基本假定 |
| 3.1.2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1.3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垂直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2 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2.1 贸易在能源合作中的作用 |
| 3.2.2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水平层面作用机理 |
| 3.2.3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垂直层面作用机理 |
| 3.3 能源投资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3.1 资本要素的作用 |
| 3.3.2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 3.3.3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3.4 能源投资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4 能源技术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4.1 技术要素的作用 |
| 3.4.2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 3.4.3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4.4 能源技术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5 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5.1 制度要素的作用 |
| 3.5.2 能源治理合作的水平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5.3 能源治理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5.4 能源治理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6 小结 |
| 第4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实证检验 |
| 4.1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的评价体系构建与结果分析 |
| 4.1.1 检验对象的确定 |
| 4.1.2 评价体系构建与方法选择 |
| 4.1.3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
|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1 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中介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3.1 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
| 4.3.2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3.3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4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基准回归分析 |
| 4.4.1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4.4.2 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 |
| 4.5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1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2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3 实证检验结论 |
| 4.6 小结 |
| 第5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案例分析 |
| 5.1 起步阶段(1978-1991):单一贸易合作作用甚微 |
| 5.1.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1.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2 全面发展准备阶段(1992-2000):投资合作促进内部结构优化 |
| 5.2.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2.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3 全面发展阶段(2001-2012):技术合作提升发展能力 |
| 5.3.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3.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4 成熟引领阶段(2013 至今):完善的合作体系全面促进转型 |
| 5.4.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4.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5 山西省能源合作及其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
| 5.5.1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 |
| 5.5.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能源合作存在的问题 |
| 5.5.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合作作用的政策方向 |
| 5.6 小结 |
| 第6章 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
| 6.1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1.1 调整能源贸易合作结构与提高商品附加值并重 |
| 6.1.2 积极拓展能源服务贸易合作 |
| 6.1.3 合理分配能源贸易合作收入 |
| 6.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投资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2.1 规避能源投资合作中的投机行为 |
| 6.2.2 积极引导新兴产业投资合作以优化能源投资结构 |
| 6.2.3 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外生比较优势内生化 |
| 6.2.4 扩大外资规模与引导外资投向并重 |
| 6.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技术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3.1 通过技术创新合作提升行业竞争力 |
| 6.3.2 多渠道加强国内能源技术合作 |
| 6.3.3 促进能源产业产学研融合发展 |
| 6.4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治理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4.1 通过能源治理合作提高合作红利 |
| 6.4.2 加强能源合作中的基金使用监管 |
| 6.4.3 发展绿色金融合作以推进能源金融体系建设 |
| 6.4.4 积极融入碳交易体系 |
| 6.4.5 完善生态保护机制以提高合作意愿 |
| 6.5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成果 |
（8）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相关问题研究 |
| 1.3.2 产业融合对传统产业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 |
| 1.3.3 民族地区的地域要素特性研究 |
| 1.3.4 研究现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 |
|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民族地区概念界定 |
| 2.1.2 资源型产业概念界定 |
| 2.1.3 高技术服务业概念界定 |
| 2.1.4 产业融合概念界定 |
| 2.1.5 资源型产业绩效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产业融合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
| 2.3 理论分析与概念模型 |
| 2.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基础 |
| 2.3.2 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绩效影响机制 |
| 2.3.3 民族地区特性及其调节作用 |
| 2.3.4 研究的总体概念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三、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脉络及融合现状 |
| 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脉络 |
| 3.1.1 发展历史 |
| 3.1.2 发展特征 |
| 3.2 民族地区高技术服务业发展脉络 |
| 3.2.1 发展历史 |
| 3.2.2 发展特征 |
| 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现状——基于田野调查 |
| 3.3.1 田野点介绍 |
| 3.3.2 民族地区资源型企业内部高新技术服务融合的现象、成效与问题 |
| 3.3.3 民族地方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方式及特点 |
| 3.4 本章小结 |
| 四、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的融合水平测度与评价 |
| 4.1 产业融合水平测度方法 |
| 4.1.1 基于专利数据的测度和刻画 |
| 4.1.2 投入产出法 |
| 4.1.3 熵指数法 |
| 4.2 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 |
| 4.2.2 评价模型构建 |
| 4.2.3 融合评价结果 |
| 4.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水平评价 |
| 4.3.1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水平 |
| 4.3.2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融合水平对比分析 |
| 4.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存在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五、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经济绩效影响 |
| 5.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模型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选取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民族地区的普通面板回归结果 |
| 5.3.2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 5.3.3 民族地区的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
| 5.3.4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六、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环境绩效影响 |
| 6.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1.1 研究假设 |
| 6.1.2 模型构建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选取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民族地区的普通面板回归模型 |
| 6.3.2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 6.3.3 民族地区的空间面板回归模型 |
| 6.3.4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七、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对资源型产业创新绩效影响 |
| 7.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7.1.1 研究假设 |
| 7.1.2 模型构建 |
| 7.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选取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民族地区的基本回归结果 |
| 7.3.2 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和全国总样本的对比研究结果 |
| 7.3.3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创新绩效影响滞后性分析 |
| 7.3.4 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民族地区特性要素调节效应 |
| 7.3.5 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八、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提高民族地区政府的治理水平 |
| 8.2.2 塑造创新、开放、合作的文化内涵 |
| 8.2.3 加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流动 |
| 8.2.4 建设实现产业融合的能力体系 |
| 8.3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 |
| 2.1.1 环境规制的内涵界定 |
| 2.1.2 环境规制的类型 |
| 2.1.3 环境规制的度量 |
| 2.2 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
| 2.2.1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 |
| 2.2.2 高质量发展的测度 |
| 2.2.3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 |
| 2.3.1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
| 2.3.2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
| 2.3.3 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 |
| 2.3.4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 3.1 环境规制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利益格局分析 |
| 3.1.1 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分化 |
| 3.1.2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不协调 |
| 3.1.3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割 |
| 3.1.4 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不统一 |
| 3.2 环境规制下经济主体行为影响高质量发展 |
| 3.2.1 环境规制通过政府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
| 3.2.2 环境规制通过企业行为影响高质量发展 |
| 3.2.3 环境规制通过公众行为影响高质量发展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 4.1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政策的历史演变 |
| 4.1.1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政策的起步发展阶段(1978-2000) |
| 4.1.2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政策的逐步完善阶段(2000-2012) |
| 4.1.3 黄河流域环境规制政策的全面推进阶段(2012-至今) |
| 4.2 黄河流域环境污染现状与环境规制实施成效分析 |
| 4.2.1 黄河流域环境污染现状 |
| 4.2.2 黄河流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实施成效现状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评价 |
| 5.1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5.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1.2 指标体系构建 |
| 5.1.3 指标选择与说明 |
| 5.2 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 |
| 5.2.1 测度方法选择 |
| 5.2.2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
| 5.3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测度结果分析 |
| 5.3.1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时间演化分析 |
| 5.3.2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环境规制影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分析* |
| 6.1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1 总体回归结果 |
| 6.2.2 分区域回归结果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讨论 |
| 6.4.1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非线性关系讨论 |
| 6.4.2 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分维度指数的非线性关系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影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机制的实证分析 |
| 7.1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
| 7.1.1 环境规制通过政府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
| 7.1.2 环境规制通过企业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
| 7.1.3 环境规制通过公众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
| 7.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指标选取和变量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于政府行为机制检验 |
| 7.3.2 基于企业行为机制检验 |
| 7.3.3 基于公众行为机制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环境规制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
| 8.1 完善环境规制,保障生态保护和环境改善 |
| 8.2 协调利益关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
| 8.3 通过环境规制规范主体行为,加强环境治理提升发展质量 |
| 8.4 优化激励机制,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
| 第九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本文不足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产权与治权关系视野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 ——以山西省L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与问题提出 |
|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案例介绍 |
| 四、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 |
| (一) 产权与集体产权 |
| (二) 煤矿产权的内容及特点 |
| (三) 治权及乡村治权 |
| (四) 政治生态与资源型农村的政治生态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六、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权力共有与利益共享:产权与治权统一下的农村政治生态 |
| 1.1 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煤矿的经营与管理 |
| 1.1.1 人民公社时期社队煤矿的形成过程 |
| 1.1.2 农村社队煤矿的管理和经营形式 |
| 1.1.3 社队煤矿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
| 1.1.4 社队煤矿对农村政治生态的影响 |
| 1.2 集体所有与统一经营:集体化时期L村煤矿产权形式 |
| 1.2.1 L村集体煤矿的形成过程 |
| 1.2.2 L村集体煤矿的产权形式 |
| 1.3 党的领导与社员大会:集体化时期L村的治理形态 |
| 1.3.1 L村村庄治理的演变历史 |
| 1.3.2 集体化时期L村的治权结构 |
| 1.4 产权与治权统一下的治理成效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自治异化与村庄衰败:产权与治权分离中的农村政治生态 |
| 2.1 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煤矿的兴起与村民自治的实行 |
| 2.1.1 改革开放后农村集体煤矿的兴办与产权分化 |
| 2.1.2 村民自治的实行与农民的政治热情 |
| 2.1.3 村民自治的实行与集体煤矿私人承包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
| 2.2 产权松动与治权垄断:L村集体煤矿的私下承包与贫富分化 |
| 2.2.1 权力垄断资源:村干部私下承包与转让村集体煤矿 |
| 2.2.2 资源巩固权力:选举竞争与煤矿承包者当选 |
| 2.2.3 贫富分化与干群矛盾:村干部掌握集体资源的结果 |
| 2.3 产权分化与治权分散:昂贵的选票与派系斗争 |
| 2.3.1 村民直选中激烈的竞争与“金钱大战” |
| 2.3.2 产权与治权分离后的村企对立与治理瘫痪 |
| 2.3.3 “两委”矛盾——派系斗争背后的资源争夺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竞争消失与发展困局:产权与治权解挂后的农村政治生态 |
| 3.1 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政策演变及过程 |
| 3.1.1 安全整治,关小上大 |
| 3.1.2 有偿使用,兼并重组 |
| 3.1.3 国进民退与集团经营 |
| 3.2 煤炭资源整合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
| 3.2.1 集体收入减少影响村庄公共建设 |
| 3.2.2 补偿纠纷下社会矛盾增多 |
| 3.2.3 采煤沉陷区治理难开展 |
| 3.3 L村集体煤矿整合后的自治转移与发展困境 |
| 3.3.1 一次性海选与严格投票规则 |
| 3.3.2 村民参选的理性回归 |
| 3.3.3 平稳连任与“一肩挑” |
| 3.3.4 竞争消失后村庄公共事务的发展及困境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集体产权与民主治理: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优化路径 |
| 4.1 建立科学合理的煤矿产权制度体系 |
| 4.1.1 厘清产权关系 |
| 4.1.2 稳定产权政策 |
| 4.1.3 规范矿业权市场 |
| 4.1.4 畅通社会参与渠道 |
| 4.2 坚持并有效发挥集体产权的双重功能 |
| 4.2.1 集体产权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和实质内容 |
| 4.2.2 坚持与明晰集体产权,增强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 |
| 4.2.3 强化治权的民主运行,保障集体产权的政治功能 |
| 4.3 加强农村民主制度治理 |
| 4.3.1 加强选举后的民主制度运行,避免“自治异化” |
| 4.3.2 完善村务监督的制度建设,强化“四权同步” |
| 4.3.3 提高村民监督意识和能力,提升“公共意识” |
| 4.4 发挥农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 |
| 4.4.1 夯实领导地位,理顺两委关系 |
| 4.4.2 加强党员教育,带动农民参与 |
| 4.4.3 优化党员结构,抓好“关键少数” |
| 4.4.4 加强作风建设,重塑干部形象 |
| 4.5 重塑农村良好的政治文化 |
| 4.5.1 深入挖掘乡土社会传统优秀文化资源 |
| 4.5.2 加强乡村诚信、法治和民主等现代文明建设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产权与治权关系是形塑资源型农村政治生态的主要因素 |
| 二、自治异化缘于制度缺陷而非农民素质低下 |
| 三、集体产权功能失效是农村政治生态恶化的关键 |
| 四、实现产权与治权的良性互动是农村健康发展的保障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关于山西重化工基地建设与土地利用方向有关问题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征程中的山西国企党建[J]. 山西省国资委课题组,马进,祁升,郝梅生. 支部建设, 2021(29)
- [2]黄河流域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的科学问题与研究展望[J]. 金凤君,马丽,许堞,林美含. 中国科学基金, 2021(04)
- [3]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
- [4]吉林省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效率研究[D]. 高春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5]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D]. 顾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6]农户理性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研究 ——以传统农区为例[D]. 郭敏.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7]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D]. 康旭华.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8]民族地区资源型产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多维度绩效研究[D]. 王延霖. 内蒙古大学, 2021(11)
- [9]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D]. 周清香. 西北大学, 2021(12)
- [10]产权与治权关系视野下农村政治生态研究 ——以山西省L村为例[D]. 张毅. 山西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