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三种陈列模式改变中,看正确认识被纪念对象的重要性（论文文献综述）
蒋飞燕[1]（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指出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石晨曦[2]（2021）在《文化殖民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研究》文中提出所谓文化殖民,简言之是指侵略者以文化手段对占领地区的人民进行奴役、洗脑、侵略的过程。其结果是想要创造出一种符合侵略者意图的新型文化,亦即“殖民文化”。近代以来,伴随日本的海外扩张,作为日本传统宗教的神道教逐渐向海外流播。流播的重要手段与途径是日本在占领地区强行置地建立神社,以至于大量海外神社应运而生。这些海外神社,是日本侵略者在文化殖民过程中留下的物证,也是“殖民文化”的符号。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接手关东州,并于1905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首个海外神社——安东神社。以此为发端,日本开启了在中国东北地区建造神社的侵略史。毫无疑问,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的神社创建行为是一种与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同步的文化侵略行为,它贯穿于日本对华侵略的全过程,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精神输出”的道具。本论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时期的神社创建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和重点论述。在宏观层面,运用史料分析法对日本神道和神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全面考察。同时,对国内外先行研究中有关海外神社以及日本在东北地区所建神社的相关数据和具体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考证。此外,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将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神社所处不同阶段的发展态势以直观的形式加以呈现。在微观层面,以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前提,从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布教”入手,探讨“军队神社”“试点神社”“满铁神社”“开拓神社”“国家神社”等五类神社的实态。在此基础上,对日本殖民统治东北时期的神社创建活动所呈现的特点及影响进行评价。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日本创建大量的海外神社,是日本国家宗教——国家神道布教海外的实践。与日本所实施的直接军事统治和政治统治相比,海外神社的侵略性更加隐蔽。这成为日本文化殖民过程的主要特征。海外神社可以寄托军人的思乡之情,也可以成为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的调节器,也可以是民族凝聚力的凝结剂。神社作为国家神道的代言人,从本质上脱离了作为宗教思想传播的社会性文化场所,而转变为特异时空下被政治化的思想强制牢笼。最终,海外神社成为“殖民文化”的符号。
宋哲琦[3]（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教育部[4]（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耿灿[5]（2020）在《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蒙古文书法作为民族艺术样态,体现着蒙古民族对于文字的特殊美学实践。在对汉字书法充分借鉴、吸收、融合的历史脉络中,更彰显着蒙、汉民族在艺术交融中生发的特有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国蒙古文书法不仅反映了蒙古民族在文化生态中历时线条上的形态凝结,更生动体现着本民族在共时空间中书法本体构成、美学追求上的理念价值与地域思考。目前,对于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追溯、书家品评、课程教育等方面,研究呈现碎片化及局限性特征。因此,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展开,不仅具有前人未曾涉及的整体性和学理性,更是承上启下地提升、丰富蒙古文书法的历史与现代内涵。本文将中国蒙古文书法置于文化生态视域中。首先,关注于影响中国蒙古文书法原初生成的生态要素。文中通过对自然生态域境（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等）、人文生态域境（民族交融、文化交融等）的具体分析,确认其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别的地方性特征认识。继而,以生成为基础,以时间脉络为线索,呈现其从元朝、明清、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演变历史。其次,关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本体存在。通过分析文字造型特征,结合书写工具、书写内容、书体构成等,探寻其书法性存在,探讨其独特美学品格。书法作为文字书写的艺术,更是文化之名片,深层次的追问是,从文化生态立场深度解读中国蒙古文书法为何如此生成、发展,为何会有如此美学品格呈现,以发掘其社会文化底蕴。最后,关注于现代性视域下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结合一手田野调查及人物访谈资料,从学院、民间、城市符号资源集中展示蒙古文书法现状,面对文化生态要素的变化,梳理现实困境与问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困境与挑战之间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基于文化生态视域,本文分别从以下六部分对中国蒙古文书法进行观照:一、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原初生成。本章侧重点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与文化生态外层要素的关联性考察,由独特的自然生存环境产生与之相适的游牧方式,同时孕育着蒙古族之民系性格及审美方式。而国家的建立、文字的出现、汉字书法的成熟,合力作用下完成蒙古文书法最初的本土化确认。但原生之初,文化生态中物态、制度、行为、精神等诸多要素已孕育其中,在日后历史进程中,影响其从萌芽走向成熟、从简单走向丰富。二、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历史演变。本章从时间线条出发,梳理蒙古文书法不同历史分期的演变特征,并将其总结为原生态时期,即蒙古汗国与元朝时的萌芽与探索;继生态时期,即明、清与民国的规范与发展;新生态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开拓与繁荣。三、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本体构成。本章侧重点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与文化生态中间层要素（语言、文字、图形等）的关联。在现代书法创作中,蒙古文书法对于文字的使用具有选择性;在文房四宝的使用上,既有汉族元素的融入,又有本民族元素的改良;在书体、笔法、章法的表现上,一方面继承汉字书法传统技法,另一方面则是结合蒙古文文字造型特点,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艺术精神探求。四、中国蒙古文书法的美学内涵。在中国蒙古文书法历史成长中,诸文化要素相互影响作用,而对于一种艺术形式而言,中国蒙古文书法是文字、审美、工具、情感等诸多要素的自身凝结与生成。具体而言,将其归纳为自然、多元、复古、宏阔及尚圆的美学特质。五、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文化追问。本章在于对以上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历史形成、本体构成、美学表现上的深层追问。诸种凝结,归根到底在于创造、发展他的“人”,也是文化生态中内层、核心层,即“人心”之凝结。具体表现为蒙古文书法、汉字书法在文化涵化上的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及求同存异。同时,在蒙古族自身的艺术生态脉络中,蒙古文书法一方面丰富了极具个性的地域草原文化,另一方面又从此生态的其他艺术类型中汲取成长之养分。六、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就文化生态而言,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现实之承载。现实亦是一种动态存在,前文作为中国蒙古文书法在时间上的变量,本章则是其空间之凝固,在特定时间节点的静止与思考。基于丰富田野考察,集中展现蒙古文书法在中国的典型资源分布,通过分析其生存现状,提出历史与现代结合,以地域性体现原创性,以民族性体现创新性的发展之途。
柏晓斐[6]（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罗红廷[7]（2020）在《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卫生”,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被赋予了国家、民族等多重意蕴,成为近代中国摆脱落后、贫弱的重要工具,由此引发了“卫生救国”思潮的广泛传播。在“卫生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真正导致国人病弱的原因并非是个人卫生的不讲求,而是缺乏“公共卫生”的推行,故自20世纪初,公共卫生事业开始在国内被大力推广,成为城市市政和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战时中国首都的重庆无论是其政治地位,还是国际地位都得以空前提高,然而此时重庆的城市卫生状况却与其陪都的城市地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此前虽经过战前重庆城市卫生治理以及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但城市内部的清洁状况依然堪忧,市民的卫生观念也十分缺乏,从而使得市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城市的宜居程度都大打折扣。基于此,国民政府及社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当局改进陪都重庆的城市公共卫生,并希望借此能够实现强健市民身体、促进陪都城市发展以及为抗战服务等目的。为保障公共卫生事业开展的长期性和广泛性,同时也能够完成国民政府有关陪都卫生的行政命令起见,战时重庆市政当局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运动,这些卫生运动不仅开展频繁,而且种类多样,几乎涉及了公共卫生的各个领域。在运动开展的具体过程中,首先通过清洁运动、疫病防治运动的实施,进一步充实了战时重庆城市的公共卫生设施和环卫系统,实现了对重庆市政建设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其次,凭借疫病防治运动、夏令卫生运动以及民族健康运动的推行,充分带动了市民对公共卫生运动参与,让市民在亲身参与卫生运动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自我的公共卫生意识,改造自身的不良卫生习惯,从而促进对市民现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培养,改变其过去“只讲私而不顾公”的落后卫生认知;此外,鉴于重庆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对建设战时中国首都城市形象的重要意义,战时重庆市政府推动实施了灭鼠运动、清洁运动以及规矩运动,通过此三大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不仅极大缓解了市内的鼠患以及由鼠患带来的居住问题,也改造了战时重庆的市容市貌以及市民的陈规陋习,推动了清洁整肃的首都形象得以形成。透过战时重庆市政当局对陪都城市公共卫生的治理,可以看出战时重庆城市公共卫生运动的实施虽是基于对城市卫生问题的改良,但其最终的实施效果却达到了促进城市市政完善、市民观念进步以及城市形象良好等多个方面。而就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进程而言,无论是市政的完善还是市民观念的进步,抑或是城市面貌的良性发展,都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城市走向现代化都市的必由之路。由此,根据战时重庆城市公共卫生运动对重庆城市发展的促进,我们可以说:城市公共卫生进步的意义不仅停留于卫生本身,实则也意味着城市现代化程度的提升。所以,卫生对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促进意义是应当,也是值得被肯定的。
高小燕[8]（2019）在《公共考古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而追求更高的发展水平,更有质量的生活,满足更多的精神需要,成为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承载着人类文化意象和社会记忆的文化遗产该如何发挥其价值,提升与公众的联结,伴随人类的精神文明迈步进入新的时空。随着公共考古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并积极参与其中,但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考古行业、文化遗产保护者、公众等）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存在诸多“知沟”和认识偏差,导致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出现了价值传承的危机问题。文化遗产传承什么、如何传承、如何使得文化遗产“活”起来,是我们研究的元起点。本文以公共考古学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为研究主题,以陕西省秦始皇陵为主要考察对象,运用考古学、文化社会学、阐释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方法展开讨论,研究进程包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深入问题、解决问题。笔者认为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是以传承价值为本质,认同为目标,互动与对话为主体,阐释与传播为途径。本文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第一,我们要在社会转型和话语变迁的背景下,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重构、阐释、展示、解读和传播。文化遗产保护要立足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即文化价值,分析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价值、精神文化价值与制度层面的价值（社会治理体系和规则）,从而以提升公众与文化遗产的联结、激发公众的文化意象和文化记忆为主要目的,让公众“透物见人”,能看得懂、听得懂,从而实现让静置物化的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让公众与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对话”,唤醒文化记忆,实现文化认同。第二,面向未来,我们要从搭建以文化价值为导向的阐释与展示系统,联结公众主动参与保护,建构参与式叙事空间,建构文化景观和文化传播的意象空间,打造与公众交流互动型阐释模式,提升文创产品文化意象等方面,高质量阐释和展示文化遗产的价值。第三,当公共考古遇上数字传播,通过新的传播模式和渠道,使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社会秩序、政治制度、文化意象、文明观被再次呈现和建构出来,形成新的文化意象;同时,在数字传播为代表的多媒介所营造的新时空中,以新的形式、新的结构、新的表征来表达和传播文化遗产价值,使其获得新的价值延续与生长,形成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象和记忆。
杨四海[9]（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提出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王思怡[10]（2019）在《多感官博物馆学：具身与博物馆现象的认知与传播》文中研究说明传统博物馆专注于收藏、研究和展示物,但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从“物”到“人”的博物馆界转向趋势,以物为中心的定位有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特别地,虚拟技术的介入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变博物馆的传统定义。如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关注对物的感官体验,让更多非视觉感官进入博物馆场域,从而形成多感官的博物馆。观众在多感官的博物馆中既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更是一个体验的主体。体验博物馆中的物,究其本质即是通过体验将物所在的世界纳入到身体所在的世界之中,使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博物馆展示的不仅仅是物,而且更是物背后蕴含的信息,即博物馆现象。从“物”到“现象”的转向使得博物馆得以收藏与展示逝去的文明或文化,并同时增强人与整个世界的联系。现象学启示我们博物馆应当将体验置于认识之上,身体与感官置于物之上,并实现博物馆的具身化。那么,从“物”到“现象”的博物馆展示理念变化以及博物馆内逐渐出现的“感官在场”及“身体松绑”的趋势,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多感官博物馆”的疑惑。与此同时,博物馆的现象世界是日常生活的写照,日常生活中充满着多感官的体验,人们通过感官与身体来认识与体验世界。多感官在博物馆中的运用在这个思维下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契机,博物馆在多感官传播上开启了新的里程。更加广泛的多感官传播（视觉、触觉、听觉、嗅味传播）使得博物馆更多地考虑“身体”与感官体验间的组合和互动,关注对观众在认知、记忆、情感等方面的潜在影响与意义。因此,通过日常体验来获得认同与个人价值联结的习惯以及博物馆中多感官传播的主题性、通感性与有序性向我们阐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多感官博物馆?”在“怎么实现多感官博物馆?”的问题上,本文通过多案例分析的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提出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建构方法。在理论上,我们需要正视博物馆的具身化,身体才是博物馆中所有认识和体验活动的关键变量。多感官只有在以身体为中心的博物馆理念上才能拥有无限的可能,而在该理念下,多感官更容易在身体上唤醒一种被遗忘的表达创造力以及多元化的态度与观念。而在实践上,多感官在博物馆物及现象、展览结构以及空间中的实践性可以概括为从有意义的主题出发,利用特定的感官“道具”营造充满情境感的空间,同时将与感官密切相连的线索制造个性化的结构顺序,从而制造出生动有效的身体与感官体验。那么,这样的多感官实践效果如何呢?针对最后一个问题,本文采用了实地的观众调查,从感官评估工具以及观众导向的调查两方面来阐释多感官本身的评估,以及感官对于观众的传达力与影响力的评估。博物馆展览的多感官设计并非囿于享受的表层设计,它更是一个触媒与中介,而对于多感官的测量也告诉我们其作为触媒对于情感唤醒与投入、记忆回溯以及个人联结与思索上具有基础而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多感官博物馆的概念出发点并不是就感官而言感官,也并非强调视觉的不重要,或其他感觉的特殊性,而是尝试打破视觉的局限来认识艺术、历史与文化,强调的是观众利用包括触觉、听觉、嗅味觉、视觉与身体感觉在内的多感官,来重新和更好地认识博物馆物、现象和文化,从而用新的身体观念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
二、从三种陈列模式改变中,看正确认识被纪念对象的重要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三种陈列模式改变中,看正确认识被纪念对象的重要性（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需 |
| (二)科学价值观理论发展之需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科学 |
| (二)价值和价值观 |
| (三)科学价值观 |
| (四)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五)分期说明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1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 |
| (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
| (二)近代科学价值观范式的转向 |
| (三)科玄论战与科学万能观念的胜利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三)西方的科学价值观 |
|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文化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 |
| (一)制度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3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 |
| (一)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三、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4章 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轨迹和内在逻辑 |
| 一、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点 |
| (一)始终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紧密相联 |
| (二)“科学”与“技术”混淆并存且“重术轻学” |
| (三)重科学的工具性而轻科学精神 |
| 二、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轨迹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三、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内在逻辑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科学价值观的演变 |
| (二)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渗透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 |
| (三)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观照了救亡图存的科学诉求 |
| 第5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立场和当代启示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
| (一)坚定人民立场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
| (二)坚持唯物史观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正确出路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当代启示 |
| (一)科学价值观的成熟与完善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
| (二)正确科学价值观的树立必须经过理论与实践教育 |
| (三)科学的精神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2）文化殖民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先行研究概况 |
| (一)中国国内研究概况 |
| (二)日本方面研究概况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神道与神社概述 |
| 第一节 神道发展要略 |
| 一、词称溯源 |
| 二、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作为建筑物的神社 |
| 一、构造与样式 |
| 二、社格制度 |
| 三、社会功能 |
| 第三节 作为“超宗教”的神社 |
| 一、明治时期的神社整理 |
| 二、神社祭祀的变革 |
| 第二章 神国思想与海外神社 |
| 第一节 海外神社创建的原点 |
| 一、神国思想的内在驱动 |
| 二、神国思想的扭曲变异 |
| 第二节 海外神社类型的多样化 |
| 一、天皇制国家下的神社分类 |
| 二、海外神社的界定与分布 |
| 二、海外神社在中国的萌芽 |
| 第三章 “尊皇尚武”的神社:从“满洲开教”到“军队神社” |
| 第一节 关东军保护下的“满洲开教” |
| 一、三条教则与教育敕语 |
| 二、军人敕谕与随军布教 |
| 三、对华布教与战地祭祀 |
| 第二节 关东军部队内的“军队神社” |
| 一、供奉间谍的护国神社 |
| 二、731部队里的东乡神社 |
| 三、国界线上的东宁神社 |
| 四、军事要塞里的守护神社 |
| 五、“军队神社”特点 |
| 第四章 不断扩张的神社:从“试点神社”到“开拓神社” |
| 第一节 关东州时期的“试点神社” |
| 一、“关东州”的界定 |
| 二、扩张期的神社制度 |
| 三、“试点神社”概述 |
| 四、“试点神社”特点 |
| 第二节 “满铁”资助下的“满铁神社” |
| 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满铁附属地 |
| 二、神社行政与总体布局 |
| 三、时代印记里的安东神社 |
| 四、都市中心里的新京神社 |
| 五、铁路要线上的奉天神社 |
| 六、辽东湾内的营口神社 |
| 七、千金山上的抚顺神社 |
| 八、农事试验场里的公主岭神社 |
| 第三节 “满洲开拓构想”下的“开拓神社” |
| 一、日本“满洲移民”概述 |
| 二、“移民提案”与“一团一社” |
| 三、弥荣开拓团与弥荣神社 |
| 四、城子河开拓团与城子河神社 |
| 五、“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与船上神社 |
| 六、镜泊学园与镜泊神社 |
| 七、“麻山事件”与哈达河神社 |
| 第五章 伪满洲国法西斯文化专制的象征 |
| 第一节 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强化 |
| 一、神职教育与祭祀官养成计划 |
| 二、国民精神总动员与慰灵祭 |
| 三、伪满“靖国神社”——建国忠灵庙 |
| 四、伪满“国家神社”——建国神庙 |
| 第二节 国家神道思想的歧途 |
| 一、国家神社的角色转变 |
| 二、战后的逆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中国东北地区神社列表 |
| 附录二:日本开拓团大事记 |
| 附录三:神道文化大事年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
| 1.2.1 期刊论文类 |
| 1.2.2 专着类 |
| 1.3 研究的方法、思路 |
| 1.3.1 研究的方法 |
| 1.3.2 研究的思路 |
| 2 百花盛开的工艺美术发展(1958-1961) |
| 2.1 《装饰》创刊溯源 |
| 2.2 《装饰》杂志风格主要视觉特点 |
| 2.2.1 封面文字 |
| 2.2.2 封面视觉图案 |
| 2.2.3 内页版面设计 |
| 2.3 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 |
| 2.3.1 重新重视民间美术 |
| 2.3.2 指导工艺美术创作 |
| 2.4 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 |
| 2.4.1 面向大众生活创作 |
| 2.4.2 向西方世界开展学习 |
| 3 求索争鸣的设计萌芽(1980-1996) |
| 3.1 复刊时代背景 |
| 3.2 《装饰》视觉元素的变化 |
| 3.2.1 封面设计形式的探索 |
| 3.2.2 封面主体立意的变迁 |
| 3.2.3 内页版式的有序与变化 |
| 3.3 工艺美术的变革 |
| 3.3.1 “工艺美术“名词的局限 |
| 3.3.2 “装饰热”的兴起 |
| 3.4 现代化的新浪潮 |
| 3.4.1 科技与艺术的大讨论 |
| 3.4.2 现代设计的浪潮 |
| 3.5 《装饰》步伐的“守”与“进” |
| 4 对话世界文化自信的设计现代化(1997-2018) |
| 4.1 走入“全球化” |
| 4.2 《装饰》设计的多元化 |
| 4.2.1 和谐的整体性 |
| 4.2.2 现代感的民族美 |
| 4.2.3 敢于尝试的创意美 |
| 4.2.4 版式装饰的简洁美 |
| 4.3 开放视野立足传统 |
| 4.3.1 工艺美术的新发展 |
| 4.3.2 设计批评的引入 |
| 4.3.3 中国创造带来的思考 |
| 4.4 面向时代关注当下 |
| 4.4.1 设计的伦理学问题 |
| 4.4.2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
| 4.4.3 从设计艺术到设计科学 |
| 4.5 《装饰》内容的“质”与“量” |
| 5 总结 |
| 5.1 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 |
| 5.2 从教育理论到学科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采访文字稿 |
| 附录二 《装饰》1958-2018杂志封面 |
| 附录三 《装饰》1958-2018文章整理 |
| 作者简介 |
（5）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对象及选题缘起 |
| 1.1 研究对象界定 |
| 1.2 选题缘起整合 |
| 2.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 |
| 2.1 研究现状评述 |
| 2.2 研究定位创新 |
| 2.3 研究方法探索 |
| 3.研究思路及价值 |
| 3.1 “文化生态”视域解读 |
| 3.2 研究视角与问题聚焦 |
| 3.3 研究意义与多元价值 |
| 第一章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原初生成 |
| 1.1 中国蒙古文书法生成的自然生态域境 |
| 1.1.1 地域滋养与自然环境 |
| 1.1.2 自由开放的游牧空间 |
| 1.1.3 人与天谐的生存方式 |
| 1.2 中国蒙古文书法生成的人文生态域境 |
| 1.2.1 民族性格与书法品格构建 |
| 1.2.2 万物有灵的自然审美精神 |
| 1.2.3 民族交融与蒙汉文化交流 |
| 1.3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原生 |
| 1.3.1 蒙古国家建立与蒙古文字出现 |
| 1.3.2 书写工具、材料的发展与完备 |
| 1.3.3 本土化确认 |
| 1.4 中国蒙古文书法萌生的文化生态要素 |
| 1.4.1 物态要素作为书写基础 |
| 1.4.2 制度要素作为时代激发 |
| 1.4.3 行为要素作为形式表现 |
| 1.4.4 精神要素作为审美蕴藉 |
| 1.4.5 文化生态链产生与孕育 |
| 第二章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历史演变 |
| 2.1 原生态时期:蒙古汗国与元朝时的萌芽与探索 |
| 2.1.1 作为历史的起点:《成吉思汗石碑》 |
| 2.1.2 作为交融的起始:康里巎巎与《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
| 2.1.3 消失的文字、活态的艺术:八思巴文 |
| 2.1.4 书写特点与风格 |
| 2.2 继生态时期:明、清与民国时期的规范与发展 |
| 2.2.1 规范化的书写与历史留存 |
| 2.2.2 笔法的自由与艺术的自觉 |
| 2.2.3 晚清蒙古文书家创作代表 |
| 2.3 新生态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开拓与繁荣 |
| 2.3.1 书体的丰富与创作的多元 |
| 2.3.2 书学及美学研究的理论深入 |
| 2.3.3 蒙古文书法教育的逐步开展 |
| 2.3.4 “楷书大师”哈旺加卜为代表的书家群体形 |
| 第三章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本体构成 |
| 3.1 经典与庄重中的文字造型 |
| 3.1.1 蒙古族曾用文字与书体 |
| 3.1.2 回鹘式蒙古文造型特征 |
| 3.1.3 八思巴蒙古文造型特征 |
| 3.2 传统与现代中的书写工具、书写材料 |
| 3.2.1 文房四宝中的继承与转换 |
| 3.2.2 爿笔书法的特殊存在形态 |
| 3.2.3 民族特色书写材料的开拓 |
| 3.3 传承与变化中的法度表现 |
| 3.3.1 楷书、行草、篆书中的精神传达 |
| 3.3.2 落、行、收中的笔法凝练 |
| 3.3.3 章法布白、书写内容、场域环境的调适 |
| 第四章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美学内涵 |
| 4.1 书法艺术的多质性探讨 |
| 4.1.1 形式美学上,蒙古文作为符号的艺术升华与陌生化效果 |
| 4.1.2 创作美学上,线条造型中凝结而成的“有意味的形式” |
| 4.1.3 主体论美学上,作为蒙古族生命主体、气韵的笔墨呈现 |
| 4.1.4 艺术社会学上,作为蒙古族文化生态的意象凝结及脉络衍射 |
| 4.2 “和而不同”的美学特质 |
| 4.2.1 自然:道法自然,宛若天成 |
| 4.2.2 多元:蒙汉合璧,开放融汇 |
| 4.2.3 复古:旧体新作,大巧若拙 |
| 4.2.4 宏阔:英雄尊崇,阳刚气健 |
| 4.2.5 尚圆:行云流水,和润婉转 |
| 第五章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文化追问 |
| 5.1 中国蒙古文书法与汉字书法的文化涵化 |
| 5.1.1 “美美与共”:历史脉络中主流与支流的血缘关系 |
| 5.1.2 “各美其美”:艺术脉络中自主与自觉的独立精神 |
| 5.1.3 “求同存异”:多质整合与边缘确认 |
| 5.1.4 “书林异彩,蒙汉同春”:中华民族情性观的融合与共建 |
| 5.2 基于地域性文化生态的提炼与观照 |
| 5.2.1 物质层面:游牧生产生活形态反映 |
| 5.2.2 精神层面:草原情怀中审美心理凝聚 |
| 5.2.3 政治层面:民族交融与文化交流影响 |
| 5.3 中国蒙古文书法在蒙古族艺术群族的关系网络 |
| 5.3.1 蒙古文书法与蒙古族文学 |
| 5.3.2 蒙古文书法与蒙古族音乐 |
| 5.3.3 蒙古文书法与蒙古族舞蹈 |
| 第六章 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 |
| 6.1 内蒙古自治区的资源分布与整合 |
| 6.1.1 书法专业建设、书法教育为代表的学院资源 |
| 6.1.2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民间资源 |
| 6.1.3 蒙古文书法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融入 |
| 6.2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生存现状与困境 |
| 6.2.1 自然、人文生态变迁中的艺术本体冲击 |
| 6.2.2 传承主体变化下的生存空间变化 |
| 6.2.3 传统文化语境消退下的传承困境与困惑 |
| 6.3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保护、转化及发展策略 |
| 6.3.1 理清发展文脉,保存历史记忆,尊重文化传统 |
| 6.3.2 新媒体扩大影响力、提高吸引力、增强传播力 |
| 6.3.3 以地域性体现原创性,以民族性体现创新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缘由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军队形象塑造研究 |
| 0.2.2 八路军形象塑造及与八路军形象塑造问题相关的研究 |
| 0.2.3 已有研究评价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0.4.1 创新之处 |
| 0.4.2 不足 |
| 0.5 概念界定 |
| 第1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缘起与动因 |
| 1.1 践行全面抗战路线与八路军立足、发展的必然要求 |
| 1.1.1 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与红军改编出征 |
| 1.1.2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
| 1.1.3 华北民众对中共军队的既存认知及其影响 |
| 1.2 应对多方对八路军诋毁、造谣或质疑的客观要求 |
| 1.2.1 国民党的舆论诋毁与造谣 |
| 1.2.2 日伪的舆论攻击与造谣 |
| 1.2.3 民间舆论的误解与质疑 |
| 第2章 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 |
| 2.1 政治形象定位 |
| 2.1.1 党领导的军队 |
| 2.1.2 人民的军队 |
| 2.2 作风纪律形象定位 |
| 2.2.1 作风优良 |
| 2.2.2 纪律严明 |
| 2.3 军事形象定位 |
| 2.3.1 敌我军事实力的审度 |
| 2.3.2 游击战争: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从战略支队到起决定作用 |
| 第3章 夯实形象根本:积极作战、加强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共合作 |
| 3.1 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 |
| 3.1.1 配合友军作战与展开战略部署 |
| 3.1.2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 |
| 3.1.3 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主力 |
| 3.1.4 在严重困难中坚持敌后抗战 |
| 3.1.5 反攻与夺取抗战胜利 |
| 3.2 加强军队建设 |
| 3.2.1 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建设 |
| 3.2.2 八路军的作风纪律建设 |
| 3.2.3 开展整军运动与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 |
| 3.3 积极维护国共合作 |
| 3.3.1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维护 |
| 3.3.2 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再次维护 |
| 第4章 多样“发声”与“展示”:积极宣传八路军 |
| 4.1 文字宣传 |
| 4.1.1 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 |
| 4.1.2 标语口号的运用 |
| 4.2 语音宣传 |
| 4.2.1 讲与说: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 |
| 4.2.2 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军事宣传 |
| 4.3 形象宣传 |
| 4.3.1 歌、剧的创作及其表演 |
| 4.3.2 图画:年画、壁画等宣传画的运用 |
| 4.3.3 图像:电影、照片的拍摄与传播 |
| 第5章 人际宣传的典范运用:“他者”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1 1937-1939 年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2 1940年陈嘉庚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3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4 美军延安观察组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5 国民党将领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第6章 来自“他者”的肯定: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 |
| 6.1 根据地民众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1.1 军事形象:能打、有办法、不怕死 |
| 6.1.2 政治、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一家亲 |
| 6.2 日伪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2.1 军事形象:登峰造极的游击战 |
| 6.2.2 政治形象:最坚决的抵抗者、政治信仰坚定 |
| 6.2.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极严、军民协力 |
| 6.3 外国记者和观察者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3.1 军事形象: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 |
| 6.3.2 政治形象:坚定的抗战者、真诚的合作者 |
| 6.3.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
| 6.4 国统区舆论对八路军的真实言说 |
| 6.4.1 政治、军事形象:积极抗战、乐于同国民党合作 |
| 6.4.2 作风纪律形象: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 |
| 第7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历史影响 |
| 7.1 获得根据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
| 7.1.1 参军 |
| 7.1.2 支前、拥军、劳军 |
| 7.1.3 掩护、救护八路军 |
| 7.1.4 收集、传递情报,掩护物资 |
| 7.2 扩大影响与获得国内外社会各界支持 |
| 7.2.1 中外记者和观察家对中共、八路军的宣传与支持 |
| 7.2.2 少数国民党将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协助 |
| 7.3 回击质疑与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之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及相关概念阐释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卫生公共化”: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背景 |
| 一、战前重庆公共卫生的概况 |
| 二、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兴起的动因 |
| 第二节 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政策与措施 |
| 一、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政策 |
| 二、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推行措施 |
| 第三节 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概况 |
| 一、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重要组织机构 |
| 二、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主要类型与内容 |
| 三、战时重庆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阶段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力求完善”:公共卫生运动与战时重庆市政建设 |
| 第一节 清洁运动与公共卫生设施的完善 |
| 一、清洁运动的推行 |
| 二、清洁运动与清洁设施问题的解决 |
| 三、清洁运动与重庆公共卫生设施的完善 |
| 第二节 疫病防治运动与城市环卫系统的改良 |
| 一、疫病防治运动的推行 |
| 二、疫病防治运动与城市粪污处理系统的优化 |
| 三、疫病防治运动与城市环卫系统的改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合乎卫生”: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市民卫生观念和习惯培养 |
| 第一节 疫病防治运动与市民疫病观念的改变 |
| 一、疫病防治运动与落后疫病观念的摈弃 |
| 二、疫病防治运动与科学疫病观念的养成 |
| 第二节 夏令卫生运动与市民卫生习惯的培养 |
| 一、夏令卫生运动的推行 |
| 二、夏令卫生运动与市民卫生陋习的改造 |
| 三、夏令卫生运动与市民卫生习惯的养成 |
| 第三节 民族健康运动与市民卫生观念的形成 |
| 一、民族健康运动的推行 |
| 二、民族健康运动与市民落后卫生观念的革除 |
| 三、民族健康运动与市民现代卫生观念的树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俾壮观瞻”: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形象塑造 |
| 第一节 灭鼠运动与重庆居住环境的改造 |
| 一、灭鼠运动的推行 |
| 二、灭鼠运动与重庆鼠患问题的缓解 |
| 三、灭鼠运动与重庆城市居住条件的改善 |
| 第二节 清洁运动与重庆公共环境的整洁 |
| 一、清洁运动与重庆城市清洁问题的解决 |
| 二、清洁运动与重庆市容的改善 |
| 第三节 规矩运动与陪都公共秩序的整顿 |
| 一、规矩运动的推行 |
| 二、规矩运动与重庆城市秩序的整改 |
| 三、规矩运动与陪都城市秩序的改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公共考古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公共考古学研究 |
| 二、文化遗产价值研究 |
| 三、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阐释 |
| 一、相关概念 |
| 二、相关理论阐释 |
| 第五节 问题展开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作为沟通的公共考古:任重道远 |
| 第一节 公共考古兴起 |
| 一、何为公共考古 |
| 二、开展公共考古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公共考古现状与发展 |
| 一、国外公共考古发展趋势 |
| 二、中国公共考古发展现状 |
| 三、中国公共考古存在的问题 |
| 四、中国公共考古发展思考 |
| 第三章 保护与传承的起点:价值 |
| 第一节 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 |
| 一、“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概念缘起和发展 |
| 二、国际宪章关于文化遗产价值保护理念的发展解读 |
| 三、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转变 |
| 第二节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价值危机 |
| 一、社会变迁下的价值危机 |
| 二、深刻原因 |
| 第三节 文化遗产价值重构 |
| 一、文化价值是本质核心价值 |
| 二、价值的时代建构性 |
| 三、价值与人的关系再建构 |
| 四、时空价值与精神价值 |
| 第四章 重返文化遗产地:文化意象和经典的产生 |
| 第一节 作为“文化意象”的物质文化遗产 |
| 一、文化意象 |
| 二、文化景观与符号表征 |
| 三、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
| 第二节 帝陵的“文化意象” |
| 一、空间意象 |
| 二、景观意象 |
| 三、文化意象 |
| 第三节 秦始皇帝陵:文化意象的发生 |
| 一、秦始皇帝陵的空间意象 |
| 二、秦始皇帝陵的景观意象 |
| 三、秦始皇帝陵的文化意象 |
| 四、秦始皇帝陵的审美意象 |
| 五、秦始皇帝陵的符号意象 |
| 六、秦始皇帝陵的文明交流意象 |
| 第四节 重返帝陵经典的发生 |
| 一、社会治理体系和制度 |
| 二、思想文化 |
| 第五章 文化记忆的发生:文化遗产价值的阐释与展示 |
| 第一节 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化遗产 |
| 一、文化遗产激发文化记忆 |
| 二、如何催动文化记忆的发生 |
| 第二节 文化记忆、公众沟通与文化遗产价值阐释 |
| 一、阐释与展示理论始源 |
| 二、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和展示 |
| 三、公共考古视域下阐释与展示模式转向 |
| 第三节 秦始皇帝陵园文化价值的阐释与展示 |
| 一、秦始皇帝陵园的价值阐释与展陈方式 |
|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 三、秦始皇帝陵园的价值阐释与展示框架建构 |
| 第六章 公共考古遇上数字传播:文化遗产价值“复活”与“逆转” |
| 第一节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属性 |
| 一、作为媒介的文化遗产 |
| 二、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传播功能与价值 |
| 第二节 现代传播的变革趋势 |
| 一、传播变化趋势 |
| 二、互联网时代传播对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影响 |
| 三、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传播模式嬗变 |
| 第三节 文化遗产价值“复活”与“逆转” |
| 一、媒介与价值 |
| 二、虚拟现实与价值传播:以故宫博物院为例 |
| 三、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式文化 |
| 四、“微”传播与意义建构 |
| 五、数字传播视域下传统大众媒介与文化遗产价值“复活” |
| 第四节 新媒体视域下秦始皇帝陵的价值传播 |
| 一、秦始皇陵的媒介化与价值传播 |
| 二、秦始皇陵价值传播现状 |
| 三、数字化传播下秦始皇帝陵价值传播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公共考古强调“沟通”以及文化遗产和公众的“共在关系” |
| 二、发掘文化价值 激发文化意象 |
| 三、多元立体展开价值阐释 催生文化记忆 |
| 四、数字传播激发文化遗产价值“复活”与“逆转”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个体化 |
| 1.4.2 公民精神 |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多感官博物馆学：具身与博物馆现象的认知与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回归身体:“具身”的理论源泉 |
| 1.2.2 基于感官:多感官转向 |
|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2 现象的产生:从物到现象 |
| 2.1 “失声”的博物馆物 |
| 2.1.1 传统博物馆中的物之特性 |
| 2.1.2 物的博物馆化过程 |
| 2.2 博物馆物的信息与现象 |
| 2.2.1 博物馆物的背景与内涵显现 |
| 2.2.2 博物馆性: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
| 2.3 从物到现象:感官在博物馆历史中的发展 |
| 2.3.1 17、18世纪——早期博物馆感官史 |
| 2.3.2 19世纪中期——“展览的复合体” |
| 2.3.3 20世纪后半叶——触觉的复兴与无障碍设计 |
| 2.3.4 21世纪——感官游乐场 |
| 小结 |
| 3 多感官于博物馆现象的必要性 |
| 3.1 具身的产生:从脑到身 |
| 3.1.1 认知与博物馆 |
| 3.1.2 感知与博物馆 |
| 3.1.3 体验与博物馆 |
| 3.2 多感官需求与博物馆传播 |
| 3.2.1 视觉传播 |
| 3.2.2 触觉传播 |
| 3.2.3 听觉传播 |
| 3.2.4 嗅味传播 |
| 小结 |
| 4 多感官于博物馆中的运用 |
| 4.1 博物馆具身化 |
| 4.1.1 博物馆物的历史文化实践性 |
| 4.1.2 博物馆身体社会化 |
| 4.1.3 虚拟技术下的博物馆身体 |
| 4.2 多感官与博物馆物/现象 |
| 4.2.1 物的感官互动 |
| 4.2.2 现象的感官互动 |
| 4.3 多感官与博物馆展览结构 |
| 4.3.1 时空联结下的感官线索 |
| 4.3.2 多感官与多元化 |
| 4.4 多感官与博物馆空间 |
| 4.4.1 建筑空间 |
| 4.4.2 环境空间 |
| 4.4.3 文化空间 |
| 小结 |
| 5 多感官于博物馆中的效果 |
| 5.1 博物馆观众评估中的感官身体维度 |
| 5.1.1 多感官运用的功能与评估 |
| 5.1.2 从物到人的观众评估 |
| 5.2 测量多感官体验 |
| 5.2.1 丹麦国家摄影博物馆的“战争的痕迹”多感官展项测量 |
| 5.2.2 台州博物馆“海滨之民”多感官展项测量 |
| 小结 |
| 6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从三种陈列模式改变中,看正确认识被纪念对象的重要性（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文化殖民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研究[D]. 石晨曦.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4]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5]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D]. 耿灿.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7]公共卫生运动与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1937-1945）[D]. 罗红廷. 西南大学, 2020(01)
- [8]公共考古视域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研究[D]. 高小燕. 西北大学, 2019(04)
- [9]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10]多感官博物馆学：具身与博物馆现象的认知与传播[D]. 王思怡. 浙江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