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基础研究投入和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袁永,王子丹,李炳超[1]（2022）在《粤港澳大湾区基础研究政策：理论与国际经验》文中研究指明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能力,构建包括基础研究投入、人才、高校院所、科研基础设施在内的基础研究政策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研究分析美国、欧盟、日本、新加坡等科技创新强国强化基础研究的政策经验,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基础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从持续加大基础研究资金投入力度、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更加灵活高效的实验室管理运行机制、联合港澳力量开展基础研究、加快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探索实施粤港澳大湾区"诺贝尔奖零突破计划"、制定"华人科学家回归计划"并探索实施技术移民制度等七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徐国亮[2]（2021）在《基础研究中企业参与机制分析》文中指出基础研究是一种对人类社会最前沿科技知识的探究,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基石,要想在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当中持续保持竞争力,占据领先地位,则尤其要重视基础研究的探索与投入。因此,各国普遍都十分重视基础研究的发展。企业在基础研究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体现出其灵活、高效、补充性的特点。近年来,我国的基础研究发展取得了显着的进步,但还是不能满足产业和科技发展的要求,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也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到基础研究中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最终让企业成为基础研究的骨干力量。在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时代,科学技术不断更新,实际应用与基础科学研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研究成果从理论到落地生产也越来越快的发生着。在科技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点从我国每年发布的《科技统计年鉴》中可以看出来。基于此,企业如果只执着于试验研发的浅层技术投入,忽视作为深层科技研发的基础研究投入,则很快会在前沿科技领域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堪忧的情形。本文根据基础研究中企业参与的现状、与其他创新型国家的数据对比、驱动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动力因素、基础研究中企业的参与机制分析、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对策与建议这五个方面来开展研究,探索企业当前参与基础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分析得出一些结论,为众多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提供一些参考。首先,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背景和涉及的概念与含义进行界定,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由此可以得到巴斯德象限和公共产品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这三个相关理论。其次,对企业基础研究相关的文献、数据、理论、政策进行深入分析,从经费投入、人员投入、当前政策环境三个方面展开,全面了解当今企业基础研究现状,再将数据与其他创新型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中的问题与差距。第三,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包含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内部因素即为提升内部张力,包含吸收外部知识、掌握核心技术、巨大的市场利益推动、基础知识积累、领导者意志、团队合作六个方面;外部因素即为应对外在的竞争压力,包含企业间国际竞争、国家基础研究的补充、创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激励机制四个方面。第四,本文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运行机制与合作模式进行分析,探究其中的机理与模式,深入剖析基础研究中企业的参与情况。第五,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四个方面提出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建议与对策。最后则是本文的总结与展望。
王博[3]（2020）在《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必然的选择。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特别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逐步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了创新立国的战略方针,技术创新在我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近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相对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说在各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意识到了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在“科技立国”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模式: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主要是以引进技术为导向,并加以消化、吸收,进行模仿创新。企业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政府进行有效干预,民间力量主导研究开发,产学官三者进行合作创新。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结束了模仿创新时代,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实行“科学技术立国”政策,并调整了产学官研究开发体制,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变。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正是由于技术创新的机遇、环境、支撑体系和创新主体这几个要素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其独特的技术创新模式。在这种技术创新模式的支撑下,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经济快速发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就实现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表现出了对应用技术的过度重视,而忽略了基础研究。因此,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的产品主要是依靠生产的规模优势和严格的质量把控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不是靠新产品的开发。新产品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科学发展的最新水平,在这一点上,二战后的日本是落后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事实上,这也造成了后来日本技术创新发展的后劲不足。随着科技竞争格局以及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已经不能依靠过去的技术创新模式来拉动经济增长,这造成了日本经济长期的发展停滞。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重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与过去相比得到了大幅提升。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上升,综合国力也不断增加,但是我国的科技水平与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相比在各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选用、充分重视体制创新、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些都是日本技术创新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我国应该借鉴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教训,在制定技术创新战略时要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园区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选择合理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田倩飞,张志强,任晓亚,张雪[4]（2019）在《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投入-产出-政策分析及其启示》文中提出基础研究是所有科学技术的理论和知识源头,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基础,在国家发展、技术进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以美、英、德、法、日五大科技强国为分析对象,以"投入-产出-政策"为分析框架,从科研投入强度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长时序趋势分析,到科研论文产出、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和诺贝尔科学奖等基础研究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情况,再到科技强国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政策与创新政策等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看出,科技强国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其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长期超过10%。高额的长期稳定基础研究投入,为基础研究重大产出奠定了基石。最后,文章针对我国加强基础研究、建设科技强国提出启示建议。
李勇[5]（2019）在《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解决全球经济增长难题的“妙药”,人才制胜成为各国普遍共识,在激烈的全球人才竞争背后最根本的是人才制度的竞争。人才的本质特征是凭借自身所蕴藏的人才资本开展创造性劳动、实现创新价值。人才制度就是对人才创造性劳动和创新价值实现过程进行管理约束的行为准则、办事规程和管理体制的总和。通过人才制度创新,政府等行动集团可以为人才的创新成果提供排他性产权,为人才建立私人收益和效用预期,使其私人收益充分接近社会收益,有效激励人才增加人才资本供给、提升创新绩效、最大限度实现潜在创新价值,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本文在对人才资本理论、创新绩效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梳理和修正的基础上,从人才资本的视角构建了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型。从人才资本创新活动的成本收益分析来看,人才制度体系可以分为成本控制制度和收益获取制度。成本控制制度包括影响人才资本创新活动直接成本的教育、培训、研发等人才投入制度,以及影响人才资本创新活动交易成本的是人才流动制度和人才创新制度。收益获取制度包括主要影响人才资本创新活动物质收益的人才激励制度,以及主要影响人才资本创新活动精神收益的人才评价制度。随后,本文从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型出发,分别考察了美国和中国的人才制度体系变迁历程,及其对人才资本创新绩效的影响情况。美国政府在提供稳定宪政制度等可信承诺的基础上,通过移民制度、留学生制度、人才市场制度、知识产权制度、股票期权制度、官产学研结合机制等人才制度创新,不断形成新的人才制度均衡,为人才资本创新活动提供边际收益递增预期,确保了美国创新绩效的持续提升。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人才投入制度、人才引进制度、人才市场制度、科研管理制度、成果保护制度、成果转化制度等方面开展了系列制度创新,为人才逐步建立私人收益和效用预期,为经济奇迹提供了人才支撑和制度支撑。在对中美两国进行纵向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选取旧金山和深圳两个世界创新城市进行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案例研究。通过横向比较分析得出,政府在人才制度创新过程中应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保持对人才制度的实时评估和动态调整,为人才资本创新活动建立起稳定的收益预期和制度均衡,从而有效激励人才资本提升创新绩效。最后,本文在对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论分析、模型构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人才制度创新提出了五条政策建议,包括政府要简政放权与优势发挥并重、建立以创新绩效和能力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制度、构建精神收益与物质收益并重的人才激励制度、建立科研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对人才制度开展实时评估和动态调整。本文主要创新之处,一是在既有理论以及对人才资本创新活动成本收益和效用函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才制度体系对人才资本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构建了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型;二是基于上述分析框架和分析模型,对两个国家及两个城市进行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总结归纳了人才制度体系创新的经验和规律,为中国构建有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不足在于,受有关人才制度统计数据的限制,本文对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有待深化,在相关统计数据不断充实、可及的情况下,可对本研究进一步拓展。
张金艳[6]（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指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邓衢文,刘敏,黄敏聪,万晶晶[7]（2019）在《我国及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特点与启示》文中研究指明提升基础研究能力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本文详细阐述了经费投入对基础研究能力提升的重要性;进而分析了世界科技强国和国内先进省市基础研究投入的特点,包括保持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发经费中占比较高、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各类主体参与的多元化投入体系、采取竞争性和稳定性相结合的支持方式、聚焦重大科学问题和重点学科领域集中投入等;最后,提出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升基础研究水平的几点建议。
任林琇[8]（2018）在《基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PI制管理模式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近些年来,科技与经济交融发展特征明显,综合国力竞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依靠科技创新。基础研究是产出原创性成果、培养创新性人才的先导和源泉,重视和加强基础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开展科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和战略重点。科研管理模式是影响科研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源自西方国家的PI制模式经过多年的摸索、积累,已经证明在基础研究领域起到了较好地组织管理作用。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在积极引进PI制,但因我国体制机制与西方国家不同,PI制功能在我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如何在我国现实国情、现有体制、现行机制下将PI制管理模式应用到我国的科研管理工作中,并发挥其优势管理功能,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从现有研究来看,学术界关于PI制的理论研究较少,多从科研管理的某一个方面,如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采购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等方面研究。努力结合我国科研管理机构体制、机制的特点,紧扣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规律,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科研管理模式,以期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和管理体制的PI制,提高科研产出绩效、增强科技竞争力[1]。研究并构建符合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发展特征的PI制管理模式,对促进我国的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发展有重要意义。本论文研究以构建新型PI制管理模式,促进我国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提高原创性和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产出为目的。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专家深度访谈、专家咨询、问卷调查以及系统分析、理论推演、总结归纳等方法。在确定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查找并整理分析相关文献资料,分析、比较国内外PI制科研管理概况,系统分析并提出了影响PI制管理模式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紧扣我国体制、机制的特点,提出PI制管理模式实施的建议,并探索构建适合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PI制管理模式,为推动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及管理参考。论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PI制管理模式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主要内容。通过文献研究,总结并归纳国内外对PI制、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以及科技人力资源等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的相关理论、研究所涉及的概念进行界定,明确了本论文研究提出的问题、应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制定技术路线。第二部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PI制管理模式相关理论因素研究。对科学研究、科研管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激励与约束理论、PI制等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综述,为本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发达国家的科研管理研究。本章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的科研管理进行分析、研究,总结成功经验,为下文PI制科研管理模式的构建提供参考借鉴。第四部分:国内科研管理历史演进及现状研究。首先阐述了国内的科研管理历史;接着梳理了我国的科研管理模式演进,重点对PI制管理模式在我国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总结,找出我国PI制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选取国内四个实施PI制的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机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所、深圳华大基因研究所、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进行案例研究,针对案例科研机构,总结、分析、归纳其实施经验及遇到的瓶颈,为本研究构建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PI制管理模式准备实践基础。第五部分:为PI制管理模式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识别影响PI制管理模式功能发挥的关键因素。应用德尔菲法采集因素,建立PI制的影响因素库,并根据每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赋值打分,按得分大小排序确认重要程度。其次,采用Dematel法建立因素的直接影响矩阵,通过对直接影响矩阵进行正规化、逆矩阵、矩阵乘积计算后得出综合影响矩阵,并计算出每个因素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依据各因素的原因度值和中心度值,最终确定影响PI制管理模式功能发挥的关键因素。第六部分: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PI制管理模式构建研究。本章在前文文献研究、国内外科研管理分析及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等工作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构建面向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PI制管理模式:首先,在宏观层面,国家需要用政策引导、法律保障PI制实施顺畅;其次,在中观层面,基础研究领域的行政管理部门要结合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规律,制定相应的机制、营造合适的环境促进PI制管理模式功能发挥;再次,在微观层面,研究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要素管理制度,包括有利于PI制管理模式实施的各项制度。第七部分:结论与展望。本章主要对本研究的发现进行总结讨论,阐述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实践价值以及主要创新点,分析本研究的不足,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本研究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基本特征出发,立足于创新性成果产出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求,将管理学的系统理论、激励理论、权变理论、公平理论等同时应用在科研管理领域展开对应的分析,进而得出在PI制模式构建时应该重点强调的制度及其建设的核心。通过研究,创新提出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实施PI制管理模式的影响因素,并对PI制模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中心的构建提出建设构想。本研究丰富了我国科研管理方面理论研究,同时针对性建议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领域选用PI制管理模式作为常态化、最优模式,并在实际工作开展上提供政策建议和管理参考。
林燕[9]（2017）在《广东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研究》文中认为基础研究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源泉,基础研究政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要手段。从实际效用价值看,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科技进步的关键环节,而立足于政府,基础研究政策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引导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可见,基础研究及其政策对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但中国的基础研究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基础研究政策薄弱,起步也较晚。而对于国内各省市譬如广东,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并未有所提升,基础研究政策执行过程存在问题,而目前关于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基础研究政策的研究比较缺乏,因此,对广东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基础研究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本文立足于探讨省市层面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基础研究政策的特点,以广东这一发达省份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采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法、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统计分析以及政策研究等方法对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基础研究政策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第一章绪论介绍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第二章是基本理论研究,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与政策分析模型等,对创新、创新驱动、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政策、创新驱动发展与基础研究政策两者关系、政府支持基础研究政策的依据等进行理论概述。第三章运用史密斯模型深入分析广东省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的现状与问题,对问题的产生进行究因,并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对调整和完善基础研究政策执行过程的需求。第四章介绍国外发达国家和国内发达省市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的经验。第五章是在理论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视角就优化广东现行基础研究政策执行提出针对性建议。通过对广东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基础研究政策执行过程的全面深入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新时期,广东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基础研究政策特点鲜明,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等主体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总体上呈现历年增长的趋势,基础研究环境建设也逐渐受到重视。但在基础研究政策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基础研究政策投入不足、执行机构执行效力不高、三大研究主体投入力度较低、科研环境不太乐观等问题,因此,需要政府积极做好基础研究政策投入工作,加强基础研究政策执行过程的管理,引导并与三大主体建立有效的“政-企-校-研”基础研究合作模式,不断优化基础研究环境,更好地实现以基础研究政策工具带动广东创新驱动发展。
范冬清[10]（2017）在《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文中研究说明科学精英的汇聚与一流大学的成长是一个相互支持、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尽管科学精英的汇聚能够促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是普遍得到承认的一个命题,然而,科学精英的汇聚如何促进大学的提升,一流大学的成长又如何推动科学精英的汇聚,即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的内在协同机理较少被系统阐述。当前无论是先发型国家还是后发型国家都在国家层面实施一流大学战略,对全球科学精英的竞争愈发激烈。理顺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具体而言,一方面以科学精英的汇聚为切入口,能较好地呈现一流大学在成长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与重要影响要素;另一方面以高等教育强国,尤其是美国为例,阐释与归纳出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之间的协同作用机制,对中国的“双一流”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研究表明,从历史视角来看,科学进入大学启动了现代大学的发展,科学精英的产生及汇聚助力研究型大学成长为一流。二战后科学精英从欧洲转向美国集聚,与美国研究型大学集群的迅速发展相同步。从20世纪90年代起,主要来自于中国与印度的S&E早期精英汇聚于美国的一流大学。美国是全球科学精英首选的目的地,也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与科学中心。欧洲多数发达国家同时显示出较高的迁入及迁出比例,欧洲大学在排名榜单上占据第二集团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将科学精英回流及一流大学（学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举措,处于积极追赶过程中。从科学精英与现代大学的交互机制来看,二者相互契合与匹配,科学精英产出社会资本、学术资本与物质资本,推动一流大学成长;一流大学通过政府稳定巨额的资助、良性的大学治理、卓越的人才集聚平台以及注重清除对家庭及个人迁移障碍等行为汇聚科学精英。从制度上看,学科制度上注重学科治理中的专业权力、强调R&D经费可用度、发展跨学科、鼓励科学文化,通过学科与院系的协同主体作用,在“底部沉重”的大学组织内实施有效汇聚,直接驱动学科发展与创新。大学制度上实施高效合理的招募引进、职业晋升、学术能力评价、捐赠讲席制度,既优化精英群体动态结构,又扩充工作岗位数量,使得大学达到成长的最优态。加之,移民、政治、经济、文化为科学精英提供宽松包容的环境,也为大学成长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在“双一流”背景下,须重构我国科学精英汇聚与研究型大学成长的关系,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目标。
二、英国基础研究投入和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英国基础研究投入和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1）粤港澳大湾区基础研究政策：理论与国际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1 粤港澳大湾区基础研究政策分析框架 |
| 2 促进基础研究政策发展的国际经验 |
| 2.1 欧盟实施研发框架计划注重投向基础研究 |
| 2.2 美国建设国家实验室满足国家重大战略研究需求 |
| 2.3 日本大力建设世界一流知名大学以及超前培育诺贝尔奖获得者 |
| 2.4 新加坡等国突出支持基础研究和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 |
| 3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基础研究的政策建议 |
| 3.1 持续加大基础研究资金投入力度 |
| 3.2 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
| 3.3 探索更加灵活高效的实验室管理运行机制 |
| 3.4 联合港澳力量开展基础研究 |
| 3.5 加快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 |
| 3.6 探索实施大湾区“诺贝尔奖零突破计划” |
| 3.7 制定“华人科学家回归计划”并探索实施技术移民制度 |
| 4 结论 |
（2）基础研究中企业参与机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创新点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 |
| 1.3.2 国内研究 |
| 1.3.3 对现有研究评价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概念、特点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基础研究相关的概念 |
| 2.1.2 基础研究的特点 |
| 2.1.3 基础研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
| 2.1.4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必要性 |
| 2.1.5 企业基础研究的特征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巴斯德象限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 中国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现状 |
| 3.1.1 经费投入的现状 |
| 3.1.2 人员投入现状 |
| 3.1.3 当前的政策环境 |
| 3.2 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的企业基础研究现状对比 |
| 3.2.1 美国企业基础研究情况 |
| 3.2.2 部分欧洲国家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情况 |
| 3.2.3 日本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情况 |
| 3.2.4 韩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情况 |
| 3.2.5 我国基础研究相比其他国家投入比例偏低 |
| 3.2.6 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总投入比例相比其他国家偏低 |
| 3.2.7 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R&D比例相比其他国家偏低 |
| 3.3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问题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影响因素 |
| 4.1 内部因素:提升内部张力 |
| 4.1.1 更好的吸收外部知识 |
| 4.1.2 掌握先发优势 |
| 4.1.3 巨大的市场利益驱动 |
| 4.1.4 基础知识积累 |
| 4.1.5 领导者的意志 |
| 4.1.6 团队合作 |
| 4.2 外部因素:应对外在压力 |
| 4.2.1 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 |
| 4.2.2 对国家主导的基础研究体系具有补充作用 |
| 4.2.3 创新的社会环境要求 |
| 4.2.4 激励机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运行机制分析 |
| 5.1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合作模式分析 |
| 5.2 基础研究中企业内外部参与机制的构建 |
| 5.3 企业基础研究中“六位一体”协同创新模式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推动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对策与建议 |
| 6.1 国家层面 |
| 6.2 社会层面 |
| 6.3 产业层面 |
| 6.4 企业层面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总结 |
| 7.2 不足之处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3）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分析法 |
| 1.3.3. 实证研究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演化概述与回顾 |
| 2.1. 技术创新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 |
| 2.1.2. 技术创新的分类 |
| 2.1.3. 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的演变 |
| 2.2. 技术创新理论的演化 |
| 2.2.1. 熊彼特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熊彼特后技术创新学派相关理论的演进 |
| 2.2.3. 制度创新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 |
| 2.3. 基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
| 2.3.1. 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的稳定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作为外生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3. 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因素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
| 第3章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演进与政策框架 |
| 3.1.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阶段 |
| 3.1.1. 引进技术为主的发展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 |
| 3.1.2. 改良技术发展阶段(20 世纪60 年代) |
| 3.1.3. 引进技术与自主开发技术相结合的发展阶段(20 世纪70-90 年代中期) |
| 3.1.4. 自主技术主导的发展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至今) |
| 3.2.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分析 |
| 3.2.1. 技术创新模式 |
| 3.2.2. 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 |
| 3.2.3. 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要素系统分析 |
| 3.3. 日本技术创新政策的基本框架 |
| 3.3.1. 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重点支持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技术研发 |
| 3.3.2. 以国家为主导促进大型技术革新和革命性技术创新 |
| 3.3.3. 以自主创新为导向建立以基础研究为核心的更为先进的工业创新体系 |
| 第4章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的赶超发展 |
| 4.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竞争动态分析 |
| 4.1.1. 技术领先国和技术追赶国的动态竞争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 |
| 4.1.3. 技术创新引致宏观经济长波的四个阶段 |
| 4.1.4. 技术创新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
| 4.2.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赶超路径 |
| 4.2.1. 技术引进与倾斜生产方式相结合确保经济恢复的技术需求 |
| 4.2.2. 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确保战后日本经济高速的技术升级需要 |
| 4.2.3. 技术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相结合确保稳定增长的技术与产业升级需要 |
| 第5章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的停滞发展 |
| 5.1. 日本“泡沫经济”到“失去的十年” |
| 5.1.1. 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改变 |
| 5.1.2. 泡沫经济的崩溃与“失去的十年” |
| 5.2. 日本经济的停滞与日本技术创新的局限性 |
| 5.2.1. 日本技术创新的局限性 |
| 5.2.2. 技术创新的劣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第6章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1.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
| 6.1.1. 日本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 |
| 6.1.2. 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散点图 |
| 6.1.3. 日本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 6.2.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2.1. 索罗余值法 |
| 6.2.2. 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第7章 日本技术创新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对中国的启示 |
| 7.1.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 |
| 7.1.1.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 |
| 7.1.2.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选用 |
| 7.1.3. 充分重视体制创新 |
| 7.1.4. 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
| 7.1.5. 企业是日本技术创新的主体 |
| 7.2.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2.1. 中国科技发展及技术创新回顾 |
| 7.2.2. 中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3. 日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的启示 |
| 7.3.1. 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 |
| 7.3.2. 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 |
| 7.3.3. 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园区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 |
| 7.3.4. 选择合理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 |
| 7.3.5.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人才培养 |
| 7.3.6.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投入-产出-政策分析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1 科技强国长时序研发投入趋势 |
| 1.1 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投入趋势分析 |
| 1.1.1 美国基础研究投入稳步上升，强度渐趋稳定 |
| 1.1.2 德、法两国基础研究投入小幅波动，强度显着居高 |
| 1.1.3 英国基础研究投入小幅波动，强度越加稳定 |
| 1.1.4 日本基础研究投入激增后稳定，强度先跌后升 |
| 1.2 中国与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比较 |
| 1.2.1 中国与科技强国研发投入活动类型比较 |
| 1.2.2 中国与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演变比较 |
| 1.2.3 中国与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投入占GDP比例的演变 |
| 1.2.4 美国、法国、日本与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随R&D投入强度的演变 |
| 2 科技强国论文产出与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获奖情况分析 |
| 2.1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研究人员人均发文量分析 |
| 2.2 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获奖情况分析 |
| 2.2.1 科技领域的国际权威奖项 |
| 2.2.2 诺贝尔科学奖 |
| 3 促进基础研究的科技政策与创新战略 |
| 3.1 科技强国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基础研究 |
| 3.2 以法律和制度保障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 |
| 3.3 成立科学协会或科学基金会推动科学研究 |
| 4 启示和建议 |
| 4.1 制定长期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战略 |
| 4.2 长期稳定保障基础研究投入强度 |
| 4.3 建设基础科学研究新型卓越创新机构 |
| 4.4 建设适于基础研究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的创新生态 |
（5）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基本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点 |
| 二、本文研究限度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人才资本研究综述 |
| 一、人力资本相关理论 |
| 二、人才资本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创新绩效研究综述 |
| 一、创新理论研究综述 |
| 二、创新绩效有关研究 |
| 第三节 人才制度研究综述 |
| 一、制度变迁研究综述 |
| 二、人才制度有关研究 |
| 第三章 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分析模型 |
| 第一节 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二、人才资本理论 |
| 三、创新绩效理论 |
| 四、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节 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分析模型的构建 |
| 一、基本假设 |
| 二、分析框架 |
| 三、分析模型 |
| 第四章 美国的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的人才投入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美国的教育投入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二、美国的研发投入体制与创新绩效 |
| 第二节 美国的人才流动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美国的人才引进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二、美国的人才市场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三节 美国的人才创新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美国的科技管理体制与创新绩效 |
| 二、美国的科研组织模式与创新绩效 |
| 第四节 美国的人才激励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美国的成果保护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二、美国的成果转化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三、美国的薪酬激励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五节 美国的人才评价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美国的职称评价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二、美国的职业资格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六节 评美国的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 |
| 一、第一阶段:分权期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 |
| 二、第二阶段:管制期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 |
| 三、第三阶段:平衡期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 |
| 第五章 中国的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的人才投入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才投入制度:政府包办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人才投入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二节 中国的人才流动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才流动制度:控制流动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人才流动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三节 中国的人才创新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才创新制度:指令科研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人才创新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四节 中国的人才激励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才激励制度:平均主义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人才激励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五节 中国的人才评价制度与创新绩效 |
| 一、改革开放前的人才评价制度:标准主体单一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人才评价制度与创新绩效 |
| 第六节 评中国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 |
| 一、中国人才制度创新的成果与问题 |
| 二、中国人才制度创新对创新绩效的促进 |
| 第六章 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的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旧金山的人才制度创新与人才资本创新绩效 |
| 一、人才投入制度创新:政府收购科研成果 |
| 二、人才创新制度特色:科技金融、孵化器与产学研合作 |
| 三、人才激励制度创新:税收优惠与奖励 |
| 第二节 深圳的人才制度创新与人才资本创新绩效 |
| 一、深圳的人才制度创新主要内容 |
| 二、深圳的人才资本集聚效应与创新绩效 |
| 第三节 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小结 |
| 第七章 政策建议与展望 |
| 第一节 政策建议 |
| 一、政府要简政放权与优势发挥并重 |
| 二、建立以绩效和结果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制度 |
| 三、构建精神收益与物质收益并重的人才激励制度 |
| 四、建立科研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 |
| 五、对人才制度开展实时评估、动态调整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我国及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特点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1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必要性 |
| 2 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投入的特点 |
| 1) 基础研究经费在全社会研发经费中占比较高 |
| 2) 政府在基础研究投入中占主体地位 |
| 3) 高等学校、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投入 |
| 4) 实施竞争性和稳定性相结合的支持方式 |
| 5) 聚焦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科学问题集中投入 |
| 3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特点 |
| 1) 依托国家战略和大科学装置 |
| 2) 聚焦重点科学领域 |
| 3) 加强经费投入保障性与覆盖面 |
| 4 对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若干建议 |
| 1) 充分认识加强基础研究投入的战略意义 |
| 2) 加强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规划引领 |
| 3) 多措并举持续稳定加大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力度 |
| 4) 吸引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
| 5) 改革基础研究项目投入方式 |
| 6) 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管理和评价体系 |
（8）基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PI制管理模式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Abstract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科学研究内涵 |
| 2.2 科研管理相关理论 |
| 2.3 生命科学基础相关研究 |
| 2.4 PI制相关研究 |
| 2.5 相关管理理论 |
| 第三章 主要发达国家科研管理模式的分析 |
| 3.1 国外科研机构的组织模式变革 |
| 3.2 主要发达国家科研管理模式研究 |
| 3.3 研究启示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科研管理历史演进及现状研究 |
| 4.1 我国科研管理的近代历史溯源 |
| 4.2 科研管理模式演进 |
| 4.3 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机构PI制模式实施案例研究 |
| 4.4 研究启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影响PI制管理模式功能发挥的因素研究 |
| 5.1 TN法概述 |
| 5.2 因素分析与识别的DEMATEL法及其实施步骤 |
| 5.3 应用德尔菲法进行PI制管理模式影响因素识别 |
| 5.4 应用DEMATEL法进行PI制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5 影响PI制功能因素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领域PI制管理模式构建 |
| 6.1 构建目标 |
| 6.2 构建原则 |
| 6.3 构建方法 |
| 6.4 “全自由契约式”PI制科研管理模式的构建 |
| 6.5 PI制管理模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中心建设构想 |
| 全文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科研团队PI制组织模式研究述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广东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思路 |
| 1.3.4 创新点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概述 |
| 2.1 创新驱动发展 |
| 2.1.1 创新驱动发展的涵义 |
| 2.1.2 各创新主体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定位和作用 |
| 2.2 基础研究政策 |
| 2.2.1 基础研究的涵义 |
| 2.2.2 基础研究政策的涵义与属性 |
| 2.3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加强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的必要性 |
| 2.3.1 创新驱动发展与基础研究政策的内在关系 |
| 2.3.2 创新驱动发展对基础研究政策的现实需求 |
| 2.4 省市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依据和政策工具 |
| 2.4.1 理论依据 |
| 2.4.2 现实依据 |
| 2.4.3 政策工具 |
| 2.5 基础研究政策执行分析模型——史密斯模型 |
| 2.6 本文分析应用的主要理论 |
| 2.6.1 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
| 2.6.2 市场失灵理论 |
| 2.6.3 公共产品理论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广东省的基础研究政策及其执行效果 |
| 3.1 广东省基础研究政策的内容和特点 |
| 3.1.1 广东省基础研究政策的内容 |
| 3.1.2 广东省基础研究政策的特点 |
| 3.2 广东省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的现状 |
| 3.2.1 执行机构：加大基础研究执行力度 |
| 3.2.2 目标群体：三大主体投入增幅明显 |
| 3.2.3 环境因素：三大环境助力政策执行 |
| 3.3 广东省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的效果 |
| 3.3.1 论文产出颇丰 |
| 3.3.2 获奖数量增加 |
| 3.3.3 发明专利产出速增 |
| 3.3.4 基础研究优秀人才队伍壮大 |
| 3.4 广东省基础研究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
| 3.4.1 政策因素：基础研究政策投入不足 |
| 3.4.2 执行机构：政策执行效力有待提高 |
| 3.4.3 目标群体：三大主体基础研究投入不足 |
| 3.4.4 环境因素：科研环境不容乐观 |
| 3.5 广东省基础研究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5.1 基础研究政策评价机制尚未健全 |
| 3.5.2 执行机构意识与专业素质较弱 |
| 3.5.3 “企-校-研”合作机制尚未建立 |
| 3.5.4 功利性的人文和市场环境影响科研环境 |
| 3.6 创新驱动发展对完善广东省基础研究政策执行过程的需求 |
| 3.6.1 基础研究政策评价机制确保政策有效性 |
| 3.6.2 专业素质人才保证政策执行过程的质量 |
| 3.6.3 “企-校-研”合作机制推动政策落实 |
| 3.6.4 良好的科研环境促进市场导向型政策发展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外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的经验借鉴 |
| 4.1 OECD典型国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的经验借鉴 |
| 4.1.1 美国的经验 |
| 4.1.2 英国的经验 |
| 4.1.3 日本的经验 |
| 4.1.4 对广东的启示 |
| 4.2 我国其他发达省市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的经验借鉴 |
| 4.2.1 北京的经验 |
| 4.2.2 上海的经验 |
| 4.2.3 江苏的经验 |
| 4.2.4 对广东的启示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完善促进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的对策建议 |
| 5.1 重视基础研究政策投入 |
| 5.1.1 加大基础研究政策投入力度 |
| 5.1.2 建立有效的基础研究政策评价机制 |
| 5.1.3 设立广东特色的基础研究政策目标 |
| 5.2 加强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管理 |
| 5.2.1 加强执行人员意识与专业素质的培养 |
| 5.2.2 建立完善的基础研究资助体系 |
| 5.2.3 健全基础研究资源管理机制 |
| 5.3 加强三大基础研究主体投入 |
| 5.3.1 引导高校重视基础研究 |
| 5.3.2 发挥科研机构的主体优势 |
| 5.3.3 建立有效的“政-企-校-研”基础研究合作模式 |
| 5.4 重视基础研究环境建设 |
| 5.4.1 营造学术自由、以人为本的人文环境 |
| 5.4.2 建成学术开放、设施完善的研发环境 |
| 5.4.3 坚持追求创新、重视质量的科研环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表 |
（10）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目标、概念界定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一流大学成长中科学精英汇聚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个人—组织契合理论 |
| 一、P-O fit理论概述 |
| 二、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
| 第二节 学习型组织系统思考动力学理论 |
| 一、系统思考动力学理论概述 |
| 二、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
| 第三节 组织资本与个人资本理论 |
| 一、组织资本理论概述 |
| 二、个人资本理论概述 |
| 三、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
| 第二章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产生与汇聚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科学家角色的出现与大学科研职能的萌发 |
| 一、科学家角色的出现与确立 |
| 二、大学科研职能的萌发 |
| 第二节 科学精英的产生与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 一、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
| 二、科学精英的产生与流动 |
| 第三节 科学精英的汇聚与世界一流大学集群的形成 |
| 一、美国研究型大学集群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含义 |
| 二、科学精英在美国的集聚状况 |
| 三、黄金时代:美国研究型大学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三章 科学精英汇聚促进一流大学成长的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科学精英社会资本提升大学声誉的机制分析 |
| 一、科学精英与一流大学的契合关系 |
| 二、科学精英声誉机制助推大学成长为一流 |
| 第二节 科学精英学术资本实现大学职能的机制分析 |
| 一、科学精英推动一流大学的科研 |
| 二、科学精英推动一流大学研究生及职业生涯早期科学家培养 |
| 第三节 科学精英物质资本助力大学成长的机制分析 |
| 一、科学精英驱动一流大学在创新联动中捕获发展机会 |
| 二、科学精英通过教学与科研促使大学获得不菲物质资本 |
| 第四章 一流大学吸引科学精英汇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对一流大学R&D的巨额资助 |
| 一、政府为一流大学科研付费的动机 |
| 二、政府为一流大学科研付费的力度 |
| 三、付费背景下政府促进科学精英朝一流大学集聚的机制 |
| 第二节 良性的大学治理 |
| 一、一流大学搭建良性治理架构以吸引及挽留科学精英 |
| 二、一流大学平衡学术商业化与科研自主以保护科学精英少受干扰 |
| 第三节 卓越的人才集聚平台 |
| 一、一流大学与科学精英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利于人才集聚 |
| 二、科学精英之间的互惠关系有利于人才类聚 |
| 三、科学精英在一流大学达到一定阈值会稳定类聚行为 |
| 第四节 家庭结构及个人因素约束流动得以消减 |
| 一、家庭因素对科学精英流动的约束作用 |
| 二、个人因素对科学精英流动的约束作用 |
| 三、家庭结构及个人因素约束流动得以消减的途径 |
| 第五章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制度分析 |
| 第一节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学科制度分析 |
| 一、学科治理:大学内外部治理中专业权力的发挥促进科学精英集聚 |
| 二、学科资助:R&D经费可用度与科学精英集聚存在正向相关 |
| 三、学科构建:跨学科(IDR)推动科学精英集聚 |
| 四、学科运行:科学文化与院系管理文化的共生促进科学精英集聚 |
| 第二节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大学制度分析 |
| 一、科学精英招募引进制度 |
| 二、科学精英学术职业晋升与薪酬制度 |
| 三、科学精英学术能力评价制度 |
| 四、一流大学私人捐赠讲席制度 |
| 第三节 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制度环境分析 |
| 一、科学精英汇聚的跨国格局及动因分析 |
| 二、高等教育强国的精英移民制度分析 |
| 三、一流大学汇聚科学精英的政治环境分析 |
| 四、一流大学汇聚科学精英的经济环境分析 |
| 五、一流大学汇聚科学精英的文化环境分析 |
| 第六章 科学精英汇聚对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启示 |
| 第一节 我国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实证分析 |
| 一、我国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情况 |
| 二、我国一流大学科学精英汇聚的国际比较 |
| 三、我国一流大学综合性人才竞争力国际比较 |
| 第二节 科学精英的汇聚决定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成败 |
| 一、系统思考:科学精英汇聚决定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成败 |
| 二、驱动之驱动:我国研究型大学汇聚科学精英的背景及路径分析 |
| 三、间接之驱动:科学精英汇聚愿景是我国大学改革的源动力 |
| 第三节 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是实现科学精英汇聚的关键 |
| 一、改善大学内部治理,打造利于精英汇聚的扁平式生态 |
| 二、完善大学外部治理,打造有利于精英汇聚的保护式生态 |
| 三、打破学术界-产业界行业分隔,营造利于精英汇聚的开放式生态 |
| 第四节 科学精英队伍的国际化是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必由之路 |
| 一、我国研究型大学科学精英国际化的现状 |
| 二、我国研究型大学提升科学精英国际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三、我国研究型大学提升科学精英国际化的可能解决路径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英国基础研究投入和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粤港澳大湾区基础研究政策：理论与国际经验[J]. 袁永,王子丹,李炳超. 科技管理研究, 2022(02)
- [2]基础研究中企业参与机制分析[D]. 徐国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3]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D]. 王博. 吉林大学, 2020(08)
- [4]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投入-产出-政策分析及其启示[J]. 田倩飞,张志强,任晓亚,张雪.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12)
- [5]人才制度体系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D]. 李勇.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我国及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特点与启示[J]. 邓衢文,刘敏,黄敏聪,万晶晶.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2019(02)
- [8]基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PI制管理模式的构建[D]. 任林琇.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18(02)
- [9]广东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基础研究政策执行研究[D]. 林燕.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7)
- [10]科学精英汇聚与一流大学成长[D]. 范冬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