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青铜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

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金正耀^[1]（2020）在《“何以河南”之问与中国科技考古新方向》文中提出近年来讨论何为"最早的中国",大都绕不开偃师二里头。①不过有学者认为,文化意义上"最早的中国"远早于二里头时期。但如果对"国家"这一概念取一种平实的理解,笔者赞同将"最早的中国"指向二里头。正是二里头青铜生产所昭示的礼仪制度性走向,并经商周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不同于世界其他青铜文明的特色。我们知道,仰韶文化中已有黄铜制品,晋南陶寺遗址也发现有铜铃等器物,

张芮^[2]（2020）在《詹子庆先生的夏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夏作为中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王朝,因史料稀缺又无直接证据证明其真实存在,所以相关的历史在学界争论颇多。但是夏史研究对于构建中国早期文明,明晰中国从文明起源过渡到国家阶段的发展历程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夏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热点问题,众多学者都曾参与夏史问题的讨论,詹子庆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詹子庆先生（1937—2019）作为老一辈的先秦史研究者,先秦史学会创始人之一,曾发表了一系列与夏史相关的论着,在夏史问题上有着自己的见解。如詹先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认为夏是真实存在的,目前所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就属于夏文化;夏族起源于豫西地区;夏王朝建立后,势力范围逐渐向四周发展,形成豫西、晋南两大中心统治区域,但其势力影响则远超这个范围;夏王朝已具有若干国家特征,如刑法、军队、职官等,故可称为早期国家;夏王朝的物质生产与文化也有较大发展,其中农业、青铜冶铸业、手工业水平都有较大提高。詹子庆先生的这些观点,基本代表了学界夏史研究的主流意见。除此之外,詹子庆先生的治史方法,如唯物史观、多重证据法、释古、通业意识等,也为学者研究夏史乃至先秦史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通过阅读詹子庆先生的着作、学术论文、书评感悟等,探讨了詹先生关于夏史的一些观点以及相关的治学方法。并通过对詹子庆先生夏史研究的梳理,一方面丰富和扩展了国内夏史乃至先秦史研究学术史的内容,另一方面借助对詹先生夏史研究方法的总结,折射出老一辈学者的治学门径,为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借鉴。

郭明辉^[3]（2020）在《论二里头文化的东渐》文中提出自20世纪5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以来,在各地相继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至今已有400余处,其中伊洛地区二里头遗址以东区域发现的遗址较为丰富,为研究二里头文化的东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在尽可能详尽地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以东方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并结合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研究成果,对二里头文化东渐的区域范围、东部边界、路线、特征、原因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以期对夏代的东方以及族群变迁研究有所裨益。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对文中所涉及的“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东渐”、“东方地区”等相关概念进行相应的阐释,并对二里头文化遗存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分析,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确认。根据二里头文化的区域性分布特点,按不同的地理单元及行政区划,由西向东依次对东方不同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堆积情况、出土遗物、文化面貌等方面,并认为东方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豫中的巩义、荥阳、郑州、新郑,豫东的开封、周口和皖西北的阜阳等地区,且以巩义、荥阳、郑州地区最为丰富。第三章是关于二里头文化典型遗址的分期、年代与类型方面的研究。对东方地区的二里头文化11个典型遗址进行器物类型学分析和分期,并与二里头遗址“四期8段”分期方法进行比对,判断出东方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期与年代,进而分析该区域二里头时代之文化类型。其中,东方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可分为巩义地区的四期、郑荥地区的7段和开封地区的4段,文化类型可分为豫中郑州地区的二里头类型和豫东地区的段岗类型。第四章是关于二里头文化东渐的路线、特征及原因方面的探讨。首先通过相关地区的地理环境、遗存的分布特点等方面推断出二里头文化东方地区大致的边界,并结合不同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分期、年代及早晚关系,推断出二里头文化东渐的大致路线,最后对二里头文化东渐的特征及其原因进行分析。二里头文化东渐的路线主要分东向路线、东向转东南向分支路线和西向迂回转东南向路线等三种路线。二里头文化东渐的动态过程表现出相应的阶段性和复杂性特征。阶段性特征是指二里头文化的东渐可分为初进期、扩张期、停滞期和消退期等四个发展阶段。复杂性特征是指二里头文化的东渐在传播方式上可分为侵入式和嵌入式传播,在传播地区上可分为军事侵占区、文化同化区、文化影响区等三类。此外,二里头文化的东渐也有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背景,既有扩张领土、抢占资源等方面的战略意图,也有加强巩固统治地位、促进国家发展的目的。第五章是结语。对文章的主要观点和结论进行概括总结。

冯永恒^[4]（2019）在《新郑望京楼夏商城邑聚落演变与社会变迁》文中指出望京楼夏商城邑的形成和发展相关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即望京楼二里头文化一期（二里头文化三期）、望京楼二里头文化二期（二里头文化四期）、望京楼二里岗文化一期（二里岗下层一期）、望京楼二里岗文化二期（二里岗下层二期）、望京楼二里岗文化三期（二里岗上层一期）、望京楼二里岗文化四期（二里岗上层二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以本地二里头文化传统为主体,但北方辉卫型文化和漳河型文化传统有明显渗入,同时还有少量东下冯文化传统。二里岗文化时期呈现出一种多元交融、繁荣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二里头文化传统犹存,辉卫型文化、漳河型文化、岳石文化传统并存共荣,同时典型二里岗文化风格在逐渐形成,直至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望京楼城邑繁荣发展的局面归于沉寂,并最终废弃。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邑最晚在二里头文化三期的某个阶段开始创建,二里岗文化城邑在二里头城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里岗时期城壕直接打破二里头时期城垣,二里岗时期城址规模虽然有所缩小,但是城邑整体的布局和规划更加完备。望京楼遗址作为中原地区夏商时期重要的城邑,前后相继的两座城址分属不同广域王权中心的统治和管理。二里头时期,望京楼城址在整个区域社会的沟通和资源整合中占据重要地位。二里岗时期,伴随着新的王城兴起,望京楼城邑、大师姑城邑等此前的区域中心聚落纷纷响应郑州商城的营建而重新修建或改造,望京楼城邑的性质和文化内涵发生重大转变。二里头文化城邑和二里岗文化城邑的兴建和废弃与二里头都邑兴衰和郑州商城的肇始和繁荣过程相耦合。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城作为中原腹心地区早期王权国家的都邑,代表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望京楼夏商城邑的发现和研究对于讨论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城邑形成与发展和认识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模式具有重大意义,对认识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演变和社会运行机制等都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刘成纪^[5]（2016）在《陶铜审美之变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考古的进展,打破了传统国史"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为认识中国早期文明提供了更趋多元的向度。但是,这种早期文明的多元性,并不能掩盖其文化、政治逐渐走向一体的事实。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史前文明多元性的判定,主要依据当时陶器器型所显现的地区差异。与此相较,青铜铸造技术的出现,一方面接续了陶器,另一方面则以其跨区域的生产模式,将广大的国家疆域连缀成了一个整体。这样,中国早期器具制造史上的陶铜之变,其实就成了中国文明从分离走向合流、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最恰切象征。以此为背景,见于史传的夏铸九鼎传说、殷商青铜器组合式图案,则为中国早期的国家一统观念提供了审美、政治乃至神学的证明。据此也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美学界对史前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往往停滞于工艺、艺术或美学的层面,而对由美开启的政治文化价值视而不见,现在是对这种自设樊篱的研究法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詹婷^[6]（2015）在《中国青铜器起源及其与早期国家关系的新考察》文中认为结合近年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要素的研究同考古实际,一般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必须包含以下四个要素,即文字系统的出现和应用、城市和都邑的出现、青铜器的冶铸和使用以及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出现。青铜器的冶铸和使用,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对它的起源研究,不仅有利于更好的把握我国早期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还可以对早期国家的研究有所帮助。我国境内出土早期铜器的地区主要有：中原地区、甘青地区、北方地区、海岱地区和南方地区。目前这些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与冶铜遗物已达1000余件,经检测鉴定的早期铜器也有600多件,占出土铜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对探究早期铜器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就出土了最早的原始铜合金—黄铜,甘青地区出土最早的原始铜合金—青铜比中原地区晚近1500年,北方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仅发现一件铜器,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发现了铜绿。在这些地区中,甘青地区出土早期铜器最多,发展脉络最清晰,由于锻制技术长期存在,所以甘青地区的早期铜器种类较少,以小件工具为主,未出现铜容器；中原地区出土早期铜器数量仅次于甘青地区,但铜器发展程度却是同时期最高的,尤其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早期铜器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二里头三期时出土了最早的铜礼器一铜爵,多合范制作从制范到冶铸日臻成熟,对铜合金成分的认识程度日渐提高,中原地区已进入了典型的青铜时代；北方地区的早期铜器从夏代中期以后开始大量出现,由于一开始便呈现出青铜占统治地位的特征,因此其发展脉络极不清晰,器型单一,以小件装饰品为主,无铜礼器；海岱地区同以上三个地区比较是出土早期铜器最少的,但发展脉络较为清晰,铜器以小件工具和装饰品为主,未出现大型青铜礼器；南方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的数量有限,地点比较分散且难成系统,故仅列出出土地点、数量与出土年代。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与世界冶金史的“红铜时代”不同的是：不只存在红铜一种铜器,而是红铜、青铜甚至砷铜并存的一个特殊时期。它开始于冶金术的产生（距今5000年左右）,结束于典型青铜时代（二里头三期）的到来,时间延续2000多年之久。中国的冶金术诞生于黄河中游的关中地区,随着文化的交流与迁徙,扩散至其他地区,形成了多种材质的早期铜合金。龙山文化晚期甘青和中原地区在各自独立发展的基础上,萌生了我国的青铜器起源。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起源于陶寺文化中晚期,时间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期；甘青地区青铜器起源于齐家文化晚期,年代为夏代初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早期铜器,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至迟在二里头二、三期时已经实现了冶铸分离。在制作技术方面,已经基本掌握了范料、制范、加工和铸造的各个环节。铸铜作坊在宫城之内,且有夯土墙,反映了统治阶级对高级制铜技术的独占性和垄断性。作为文明四要素之一的青铜器,它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化大分工——手工业脱离农业,成为独立的行业。墓葬中的随葬铜器反映了阶级分化的程度,铸铜作坊的分布区域反映了早期国家对制铜技术的独占和垄断。早期国家利用青铜器“祀与戎”的作用,稳定了内部秩序,扩大了外部影响。正是与早期国家的结合,促进了中原地区青铜器的长足发展,从同时期诸文化中脱颖而出。

周文丽,刘煜,岳占伟^[7]（2015）在《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文中提出为加深对先秦青铜熔炼技术的认识,本文采用金相显微观察、扫描电子显微镜及能谱分析法对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的两类熔铜器具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和显微组织观察,初步考察这两类熔铜器具的材质、工艺和用途。分析结果表明,坩埚是小型的、敞口式的熔铜器具,而熔炉是大型的竖炉,是孝民屯主要的熔铜器具;不同大小的熔铜器具可以适用于不同大小青铜器的铸造。

刘学堂^[8]（2012）在《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原地区虽然从新石器时代就零星地发现青铜器残片,但青铜文化真正兴起则到了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中国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发生的时代晚于中原地区。相比之下,新疆地区则在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就出现了发达青铜器群;甘青地区青铜器群出现的年代也早于中原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新的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早期青铜器有从西北向中原内地和中国北方地区传播的趋势。这些发现大大拓宽了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与传播研究的视野。

刘远晴^[9]（2011）在《中国早期铜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早期铜器相关问题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目前,中国境内已出土各类早期铜器1800余件,其分布地域广,在黄河流域、燕山南北、河西走廊、新疆地区等地均有发现；时间跨度长,从仰韶时代初露端倪,经龙山时代缓慢发展,至夏时期各地区迅速繁荣,历经近三千年,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和年代差异。多年来,学者们围绕着中国的青铜时代起始年代,中国青铜器的发生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激烈的探讨,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结论。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早期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各区域早期铜器的发展特点,依据早期铜器的种类、数量、制作技术、合金工艺的不同,分新疆中西部区、东天山与河西走廊区、河湟区、中原海岱区和北方区五个区域,系统整理各区域发现的早期铜器和冶炼遗物,通过对各区早期铜器特征的总结,理清各区域内部早期冶铜业的发展过程。第二部分：对欧亚草原相关考古学文化发进行简要介绍,目前来看,与我国早期冶铜技术互动较多的文化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地区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包括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赛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和安德罗诺沃文化。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奥库涅夫文化发现铜器较少,器型也比较简单,因此这两支文化对我国冶铜技术的影响问题,还需要更多证据才能更深入的探讨。赛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对我国冶铜技术的影响是较为清楚地,赛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最为典型的器物,如带耳竖銎斧和叉形直銎铜矛以及安德罗诺沃文化横銎斧、弯头斧、镰形刀、喇叭形口耳环（或鬓环）在我国的西北地区都见有出土,一些器类如喇叭口形耳环甚至一直传播到燕山南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第三部分：典型器物的源流分析,择数量较多,形制演变以及区域特征较明显的典型器形,研究这些器形在中国境内以及中亚西伯利亚地区的起始年代和分布范围。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装饰品和小型工具多发现于新疆、河西走廊、河湟以及北方地区,与中亚西伯利亚地区的同类器较接近,受其影响明显。铜容器和一部分工具武器则明确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如铜鼎、铜爵、扁斧、戈、铜牌饰等,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有一部分器物融合了中原传统和欧亚草原文化传统,如北方地区流行的带翼有銎镞,同时具有中原带翼镞和欧亚草原有銎镞的优点。第四部分：区域间冶铜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分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欧亚草原系统）、河湟—长城沿线地区（过渡区）、中原海岱地区（中原系统）三个区域,综合考量中国本土冶铜术的发展特点和境外考古文化冶铜技术对中国早期铜器的影响,研究各区域间早期冶铜技术的交流与传播。第五部分：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研究,我国不同地区铜器的起源是不同的,中原地区是独立起源的,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受到欧亚草原铜器文化的强烈冲击,河湟地区和长城沿线则正处于两种铜器传统的交接地带,在东西方铜器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自己的特征。

易德生^[10]（2011）在《商周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商周文明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商周作为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繁荣时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然而,铸造青铜器的青铜原料来源如何、青铜矿料（即青铜原料的矿源）的开发及产地状况如何,一直是学术界颇为关注而又难解的学术谜团之一。本论文结合近些年科技考古和考古学的成果,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商周时期青铜矿料的开发和产地分布状况做了系统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青铜矿料开发与商周文明的关系加以阐述,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第一章是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迄今为止,由于商周时期古矿冶遗址发现不多,因此,要考察商周时期青铜矿料的开发和产地分布,面临着很多困难。论文认为,要初步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充分利用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历史文献法、科技考古法和综合性方法等。第二章充分利用多种方法,对商代青铜矿料的开发及产地状况做出了推测。对铜矿料而言,商王朝的铜矿料产地应主要位于中条山铜矿区,长江中游的铜料可能只是少量输入到商王朝,大部分还是供应本区域范围内的青铜文化。长江上游及中游地区、北方地区（包括燕山南北地区和辽西地区）应都有铜矿开发。对于锡料而言,长江中游和辽西地区锡矿丰富,在商代可能已经开发。其中长江中游的江西和湖南极有可能是商王朝锡料的供应地。第三章对商代矿料开发与商文明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根据商代矿料开发及产地分布情况,并结合考古学成果,论文认为商王朝获取青铜原料的方式可能有三种,不同时期,随着商王朝国力和疆域的不同,其获取方式有所不同。随着商王朝原料获取方式发生变化,商王朝某些重要的城邑位置也发生变化。另外,由于商王朝所需锡料主要来自长江中游的江西和湖南地区,因此,早在商代可能就开始形成重要的锡料（加上部分铜料）交通运输路线,也即所谓的“金道锡行”。第四章对西周时期青铜矿料的开发和产地状况做了分析。和商代比起来,西周矿料开发状况稍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由于硫化铜矿技术的使用,使铜矿开发范围扩大。最为显着的是长江下游皖南地区的铜矿开发比较繁荣,对西周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对西周时期矿料的开发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做了讨论。首先阐述了西周宗法礼乐制度的形成与矿料需求之间的关系。西周宗法礼制社会的形成导致对青铜礼器的需求增加,这也导致矿料开发范围的扩大。另外,结合矿料开发和有关铜器铭文,认为西周王朝与江汉流域、江淮流域诸侯国或部族所进行的战争,其主要动机之一可能不是象学界常认为的为了铜料,而可能主要是为了锡料（顺带有小部分铜料）,因此必须要保证交通运输线——“金道锡行”——的畅通。西周时期可能有两条“金道锡行”,一条与商代类似,途经江汉地区；另一条经过江淮地区,可能在西周中晚期逐步形成,这条路线的形成于长江下游皖南地区矿冶的繁荣有密切关系。另外,本章还对西周时期青铜原料的流通与文明的关系做了考察。第六章阐述了东周时期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文明的关系。东周时期,由于矿料采冶技术及青铜铸造技术的普及、各诸侯国经济的发展及战争规模的扩大,导致对青铜原料的巨大需求,这自然使青铜原料的上游产业——青铜矿料的开采冶炼业——更加繁荣,矿料开发的范围要比商及西周都要广大,这从周边地区如云南、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繁荣即可看出。论文重点对岭南及云南地区矿料开发及产地分布状况做了分析。另外,由于东周时期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私人工商业繁荣,私人工商业主被允许参与开发青铜矿料,也一定程度促使矿料产地分布空间的扩大；同时,随着东周时期青铜矿料开发主体的多元化,青铜原料的流通方式也趋向多元化。

二、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2）詹子庆先生的夏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二里头文化的东渐（论文提纲范文）

（4）新郑望京楼夏商城邑聚落演变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5）陶铜审美之变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青铜器起源及其与早期国家关系的新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早期铜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商周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商周文明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何以河南”之问与中国科技考古新方向[J]. 金正耀. 历史研究, 2020(05)
• [2]詹子庆先生的夏史研究[D]. 张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论二里头文化的东渐[D]. 郭明辉. 郑州大学, 2020(02)
• [4]新郑望京楼夏商城邑聚落演变与社会变迁[D]. 冯永恒. 河南大学, 2019(01)
• [5]陶铜审美之变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J]. 刘成纪.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4)
• [6]中国青铜器起源及其与早期国家关系的新考察[D]. 詹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2)
• [7]安阳殷墟孝民屯出土两类熔铜器具的科学研究[J]. 周文丽,刘煜,岳占伟. 南方文物, 2015(01)
• [8]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J]. 刘学堂. 中原文物, 2012(04)
• [9]中国早期铜器研究[D]. 刘远晴. 陕西师范大学, 2011(10)
• [10]商周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商周文明的关系研究[D]. 易德生. 武汉大学,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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