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丕的散文创作

一、试论曹丕的散文创作（论文文献综述）

郝鑫淼^[1]（2021）在《论曹丕散文中的经学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两汉时期的经学对魏晋时期的文人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体现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就曹丕而言,他的经学思想对他的文学观念和实际创作都有着切实的影响,其中散文尤其明显。经世致用、追求不朽等传统儒家观念也存在于他的散文中,这体现出曹丕对儒家传统文艺观念的回归。

赵亦雅^[2]（2021）在《《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五四以来,以西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大趋势。对《文心雕龙》和《文选》的褒扬或批评,往往关注于二书是否区分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以往我们异常重视萧统的文学身份而忽视他的政治身份。萧统是梁武帝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者,这是对他认识的出发点。刘勰的人生观里有着强烈的立功意图和阳刚进取精神。对于刘勰来说,“垂文”只是“穷”时的“独善”,他更在意的是建功立业,成为国之栋梁,处理军国事务。从他们的身份定位出发,是研究这两部书的基础。从创作动机而言,萧统编辑《文选》无疑受到了其父梁武帝的影响。就当时的文学风气而言,萧统也隐有树立文学风气、彰显文化实力的意图。《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首先是刘勰受到理想人格感召而意图纠正现实问题。此外,也有求文名以入仕的意图。齐梁诗坛有古今新旧之争的讨论,为当时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批评家都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文心雕龙》和《文选》继承了自《诗大序》以来情志统一的诗歌观,而《文心雕龙》更明显地强调了诗歌秉情而作的特性。《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了对《诗经》的尊崇,但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刘勰认为《诗经》是“为情而造文”的代表,而萧统更重视它的典范地位。对于汉代诗坛,《文心雕龙》和《文选》提到的代表诗人和作品篇目基本吻合。在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上,刘勰以为五言诗源于先秦时期,而萧统则以为五言诗源于汉初的李陵诗。关于建安诗坛,《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两篇提到的七位诗人除了徐干之外,《文选》都有收录,只不过刘勰出于乐府诗的雅正观而不喜三曹为代表的汉乐府诗作,显示了《文心雕龙》浓厚的辨体意识。对于正始诗坛,《文选》所选的三位诗人恰好是《明诗》里提及肯定的。《明诗》夸赞的左思和张华这两位西晋诗人,《文选》均以较多的数量收录。但是对于西晋诗坛,《文选》收录最多的是陆机诗,而《文心雕龙》以陆机诗为“繁”,显示了二书的不同看法。东晋诗坛玄风大盛,《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郭璞诗的肯定。在诗歌的评价标准上,刘勰不同意新变派一味追求辞采,更不像复古派对辞采、性情完全排斥,在当时的新变派和复古派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文选》既重视诗作的审美特色,看重“能文”,但也重视对儒家风雅精神的继承,显示出包容的态度。对于赋的起源问题,《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认同《诗经》、楚辞以及荀宋赋的开拓作用。汉魏时期骚赋混称现象常见,而《文选》和《文心雕龙》都不同程度地区别了骚、赋。二书都有意识地对赋的种类进行了区分,《文心雕龙》将赋分为“鸿裁之寰域”“小制之区畛”两大类,并对其内容和风格特色做了具体的说明。《文选》赋则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等十五类。先秦是赋的发轫期,《文选》和《文心雕龙》都谈到了荀子、宋玉在赋体发展史上的先导之功。对于西汉赋作,《文选》收录了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四位作家的八篇赋,而这四位也在刘勰称赞的“辞赋之英杰”里,然而刘勰肯定的枚乘赋未被《文选》收录。对东汉赋,二书均对班固、张衡、王延寿的赋作表示了肯定。二书不同之处在于《文选》还收录了班彪、曹大家、傅毅、马融的作品。对曹魏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王粲、何晏赋作的肯定。而刘勰称许的徐干未收入《文选》,以及《文选》收录曹植《洛神赋》、嵇康《琴赋》和祢衡《鹦鹉赋》,刘勰在《铨赋》中并未提及。对西晋赋,《文心雕龙》与《文选》共同肯定了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四位作家的赋作。二书不同在于《文选》对木华、向秀赋作的肯定。对东晋赋,二书都表达了对郭璞赋作的肯定,不同在于刘勰认为袁宏也是此时的代表作家,而《文选》收录了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重视赋这一文体的政治功能。刘勰认为赋应当秉承教化作用,反对那些过分华丽臃肿的作品。《文选》对赋的政治属性的重视表现得更为突出。京都、郊祀、耕藉等居赋类乃至全书之首,这些赋作均与国家统治密切相关。从总体上说,《文选》《文心雕龙》都体现了情采兼备、文质彬彬的赋学观。这是由二书的编撰宗旨决定的。二书对代表作家的评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有很大不同。尤其表现在对待西晋作家的态度上。潘岳的赋作受到萧统重视,盖因其情深意浓、善用典故、文辞清绮的特点。刘勰并不推崇晋代作品,而且更强调赋的讽谏意义。对颂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突出强调了其“美盛德”的特性;刘勰推崇摹仿《诗经》古颂的颂文,而《文选》所收五篇颂文中有三篇在立意和体制上都与古颂文相异。在赞的起源问题上,萧统与挚虞相同而与刘勰不同,《文选》单独列“史述赞”一类,而《文心雕龙》所论赞文包括了《文选》中的“赞”和“史述赞”两类,这显示了二书文体分类观念上的不同。对铭这一文体,《文心雕龙》与《文选》都指出铭文简约润泽的特点,在铭文的选篇上,刘勰最为推重的是师法《尚书》的蔡邕之作,而萧统则推重典雅华美的陆倕铭文。对于箴文,《文选》只收一篇《女史箴》,既与箴文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也与《文选》对辞藻华美的重视程度有关,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官箴王阙”类箴文的衰落。刘勰推重师范《虞箴》的扬雄等人的箴文,既与贯穿全书的师法经典的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了他重视“矢言之道”的政治胸怀。对于“诔”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潘岳的认可,此外刘勰还推重东汉的诔文作家。刘勰认为诔文中的叙述哀情是在记颂功德之上的引申,但是《文选》所收以叙哀浓厚的曹植诔文为首,入选最多的潘岳诔文也为情感充沛之作。《文选》所选诔文实际上反映了魏晋以来诔文偏重于抒发哀情的趋势,而刘勰意图规范诔文文体,更以“大夫之才”的眼光看待诔文的写作。对于碑文,《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蔡邕作为碑文的代表作家,《文选》所收碑文种类则较《文心雕龙》更广。梁武帝推行儒学、宣扬勤政,故而孙绰碑文中评定人物时浓重的玄学痕迹使其未被收入《文选》。刘勰只论及墓碑文并且强调墓碑文的铭功作用,与墓碑文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有关。对于哀文,《文心雕龙》和《文选》对它的施用范围有着不同认识,前者重视潘岳为幼子所作的哀辞,而后者选择的是潘岳悼念妻子而作的《哀永逝文》。同时,二书对哀策文的性质认识不同,刘勰由读策告神的祭祀传统将之置于《祝盟》篇中,而萧统则将之归于“哀”类。对于吊文,二书的注意力均在怀古类吊辞,这与二书性质以及其他两类吊辞难于流传有关。对陆机《吊魏武帝文》的认识,再次反映了二书对简约文风的不同态度。萧统对任昉表文十分重视,任昉之文兼具文雅和华采,这正契合萧统的审美趣味。曹植之文则是刘勰所提倡的情理和辞采的统一。刘勰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是从经国大业的立场上去理解和看待表文的。《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出对武檄的强调和重视。陈琳极富文采的檄文与萧统重视艺术美的观念十分契合。刘勰在谈论檄文的写作规范时展示了他的军事思想,其中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刘勰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兵以定乱、厉辞为武、重视战前谋划、兵诈相参等方面。从《文心雕龙》与《文选》的评选的范围看,《文选》不录经、史、子,与刘勰的大文学观不同。在评价标准上,面对当时“文过其意”的文风,二书兼重情采。在选定各类文体时,刘勰重视作品的正式和传统写作规范,而萧统并不重视这一点。在审美标准上,《文心雕龙》和《文选》均重视典雅。对陆机、潘岳作品的评、选反映了《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文辞繁简的不同态度。《文选》对西晋作家的重视反映了萧统对绮丽文风的欣赏,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列《风骨》为其艺术理想。在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学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功能,包含功利用途和道德属性,尤其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从文学的国家政治属性而言,刘勰重视各类文体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文选》则可以称之为一项优秀的国家文化工程。这是二书不容忽视的政治属性。

姜骁函^[3]（2021）在《曹丕诗歌在唐代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曹丕作为建安时期的文学家和政治上的统治者,是建安文坛中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文学创作不仅有时代特点,也极其具有个人特色。他的诗歌作品清婉娟秀,能够反映出建安时期乐府诗歌向文人诗过渡的这一倾向,对后代诗人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尤其对于距离建安时期四百年后诗歌盛行的唐朝,几乎每个时期都会有诗人受到曹丕的影响。将曹丕现存诗歌与《全唐诗》中收录的唐代诗歌进行比较,颇可见曹丕诗歌在唐代的接受情况。本文的“绪论”部分介绍了本论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全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曹丕诗歌在唐代的流传。曹丕诗歌在建安时期便有记录,建安之后其作品多被文学评论家所评论,并主要通过被收录在《文选》等文集中的方式得以流传并在唐代普及,唐人编纂的作品集中也对曹丕诗歌进行整理与收录,使得曹丕诗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第二章,曹丕诗歌的特点及唐人评价。曹丕诗歌在题材、意象、语言及创作手法方面都具有个人风格与时代特点。曹丕作为文学家和政治上的统治者,唐前及唐人对曹丕的评价与接受也涵盖了这两重身份,既肯定他在政治上的作为,也结合了当时文学发展对曹丕的诗歌作品进行了评价。第三章,唐代诗人对曹丕诗歌的接受。唐代诗人对曹丕诗歌的接受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每个阶段也因其社会背景不同,接受情况各具特点。初唐时期,陈子昂、沈佺期等诗人诗歌的题材、意象、语言,都能够看出曹丕的文学作品开始走进唐人视野;盛唐时期,李白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出他对曹丕诗歌的接受,而盛唐诗歌的创作描绘盛况更加盛大,表现战争更为凄惨写实;中唐时期,古文运动学者反对骈俪文风,认为建安文学多是诗人的自我抒发,教化功能相对较弱,受此影响,曹丕诗歌的接受也相对较少;晚唐时期的诗人又重新评价建安创作,他们再次将自己的政治寄托交付到诗歌中,抒发自己的感慨,温庭筠、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诗中均能够看到对曹丕乃至建安文学接受融合的情况。

谷倩倩^[4]（2021）在《陆机《演连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连珠是我国古代一种短小精巧的论证性文体,常喻事用典,以表达政治思想和人生哲理,语言骈化,文辞精美,声律谐和,具有较高的审美性。连珠肇始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达到创作顶峰,唐以后偶有创作,作品存留极少,直到明清时期,中国文化进入总结期,连珠体才又重新焕发了生机。陆机的《演连珠》汲取前人成果,又有意识的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内容上以阐释政治思想为主,又创造性地表达了自己对日常生活、天地自然和为人处世方面的哲理感悟;句式上继承了“连珠”文体的对偶手法,并创新发展了三段连珠句式,使其更富多样性和美感;逻辑严密,论证方式多样,并且用语精工,大量设喻、用典,文采斐然,堪称逻辑与文学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汉晋连珠创作的最高水平,为后世连珠创作树立了典范,影响深远。陆机天资独绝、文章冠世,其文学思想既受魏晋盛谈玄理、注重缘情的“文学自觉”思潮影响,又能够自出机杼,将家族传承的儒家思想与魏晋流变的玄学思想相融汇贯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玄学思想。陆机大量的拟古创作实践,以及自觉进行文章体制机制的创新,追求文章的艺术审美性,也大大推动了文学发展的进程。本文通过对陆机《演连珠》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和时代思潮进行解析,着重探讨了《演连珠》的创新性以及所彰显的玄学、文学思想。它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更为可贵的是还体现了陆机作为儒者志匡世难的情怀、身为文人丰富敏感的情思以及魏晋时期文学思潮流变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李志恒^[5]（2021）在《《昭明文选》与《唐文粹》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昭明文选》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现存最早的一部泛文学总集,收录诗文七百余首,在文学上、注疏上、总集编撰上都具有一定的范本价值,对后世影响深远。宋初姚铉编选《唐文粹》一书,共一百卷,收录诗文两千余首,以继踵唐代的古文运动,并对《昭明文选》颇为推崇。学界对《昭明文选》的研究已有不少,研究《唐文粹》的论文尚显匮乏,但并不意味着《唐文粹》没有研究价值。从总集编撰上看,《唐文粹》作为《昭明文选》之后最先明确提出效仿《昭明文选》编撰体例,并获得广泛流传的泛文学总集,在总集编撰史上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文学史上看,《昭明文选》代表了齐梁以前的文学,《唐文粹》代表了唐文学,两者在文学史上本身具有承继关系,可分析其承继价值。从文体学上看,《昭明文选》被后世“追认”的“骈文代表”与《唐文粹》本身推崇的“古文风尚”之间具有情理上的矛盾性,但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上,两者又具有统一性,因此可以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本论文共分为五章,从不同角度对《昭明文选》和《唐文粹》两书进行比较研究:绪论主要介绍了《昭明文选》和《唐文粹》的概况,并对选题的研究现状和某些研究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论述。第一章从总集编撰方面对两书进行比较研究,探讨编撰者生平思想对两书篇目类次的影响。第二章至第四章是从具体文本对两书进行比较研究。第二章是赋类卷文本比较,选取两书具有代表性的大赋、咏物抒情赋和讽刺赋进行比较;第三章是诗类卷文本比较,选取两书具有代表性的感伤类诗、赠答诗和咏物诗进行比较;第四章是文类卷文本比较,选取两书具有代表性的书类文、碑文和古文进行比较。第五章是从文学史价值方面对两书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了《昭明文选》与《唐文粹》各自的特点与价值;《唐文粹》对《昭明文选》的承继关系;唐代古文运动对文风的影响以及两书与后代“骈散之争”的关系。

赵安妮^[6]（2021）在《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包世臣散文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河、漕、盐、农、礼、刑、兵、货币、鸦片、抗夷等多个方面,体现了明确的经世意图。包世臣经世思想与散文创作是明清时期实学思想和经世散文发展的重要一环,对近代思想和经世散文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本论文以包世臣文集《安吴四种》中相关经世散文篇目及《说储》《小倦游阁文稿》部分经世散文作为研究对象,从其生平交游、文集编纂体例、传记书信研究以及价值影响四个大的方面入手,对包世臣经世散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考论包世臣的生平和交游。关于包世臣的生平,本文主要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其经世散文创作为分期做一简单论述。研究包世臣的文学交游,主要论述以张琦为主的常州派文人对包世臣作经世文章的影响。本章重点和创新之处是在笔者所辑包世臣佚文的基础上对其交游做一补述。第二章是对包世臣文集版本及别集《安吴四种》编纂体例的研究。包世臣晚年手编的《安吴四种》并未遵循文人别集编纂体例的传统,而是另辟蹊径,赋予了文集体例突出的经世思想。故本章的重点即通过对包世臣编纂《安吴四种》过程、体例的论述,去深入挖掘包世文集编纂体例背后蕴含的经世致用思想,以及包世臣手编《安吴四种》在文集编纂体例史上的价值。第三章是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综论。首先,对学界关于明清时期实学的概念以及起止时间分期的讨论以及明清时期经世散文的创作情况做一概述,将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置于更大的视野下,更加客观、合理地看待其经世散文的价值。其次,对包世臣的经世散文整体的思想内容做一概述。第四章重点研究包世臣的书信和传记。包世臣作有一篇传记理论,明确地论述了传主选择的标准、作传目的及叙事理念。而他的书信,又能最为直观体现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故本论文选择其传记、书信两种文体作为研究重点,深入研究他经世散文中蕴含和体现的“务为有用”的经世思想。第五章研究包世臣经世散文在明清经世思想和散文创作发展中的价值和影响。主要有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经世散文中包含的未被后人重视的首发之语,客观上对鸦片战争之后的创作风气产生了影响。二是他在经世散文创作中运用的艺术手法对龚自珍、魏源等人的经世散文创作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他开启了经世散文创作的风气,算得上是启蒙民智的先驱。

李敏^[7]（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张小娟^[8]（2021）在《文章学视域下的韩愈文论研究》文中认为韩愈是我国中唐时期着名的文学家,在文章理论方面也有独特的建树。他的文章观点散见于作品之中,以经验性和实践性见长,主要包括作家修养、修辞明道、文章写作三个方面,在中国古代文章之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韩愈论作家修养。在中唐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文道统一成为文章发展的必然趋势。韩愈以前人的修养论为基础,提出以“气醇”为最高境界的“气盛言宜”说,推行以气论文。他将作家的道德修养落实于具体的文章作品,有利于发扬文人相亲的主张,也对欧阳修、归有光等后世文人品鉴作家作品提供了新的参照。第二,韩愈论修辞明道。“修辞明道”是韩愈文章写作的根本纲领,“道”既指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之道,也指儒家的人格理想。韩愈借助作家修养调和文章中的文道矛盾,实现了两者的相对平衡。从文章学视域来看,韩愈对文章中“道”的重视促进了文体的转变,对社会现实的观照扩大了唐代文章写作对象的范围。第三,韩愈论文章写作。首先,“不平则鸣”的写作动机。这源自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韩愈对其进行了时代性的转化,启发后来的文章创作注重现实品格。其次,力求创新的立意谋篇。韩愈以创新理念贯穿文章写作的全过程,推动文章的为文之法从“定法”转向“活法”。其三,“务去陈言”的造语下字。韩愈主张革除陈言,辞必己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促进了文章语言风格的更新与演化。最后,韩愈文论对古代文章之学的意义。首先,韩愈奋勇为师,极力宣扬文章之法,为狭义文章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其次,韩愈以文为笔的写作手法和对文体的自觉意识与运用,促进了文体演变和文体论研究。其三,韩愈融经学于文学、修辞明道、批判继承骈文之法的一系列实践,为后来八股文的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指明了方向。

邓珏^[9]（2020）在《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文中研究表明在自然界众多的音声当中,“风声”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它的特殊性首先在于风的不可视性这一客观事实,风之声往往是通过其所接触的媒介而发声的,即“随物附声”。因此,风声并不是一种同质化的声音,其内部种类、层次和结构都十分丰富。具体说来,风声意象可以依据声源（松声、竹声、铎声等）、时间（如春风声、秋风声等）、及空间（东风声、西风声、北风声等）进行分类。由于风声是自然普遍存在的客观物象之一,远古先民很早便认识到了风声的多样性,并对之进行了许多超越风声物理存在性的文化阐释。就风声的渊源和早期的文化形态而言,可以分为“经验之风声”“思辨之风声”和“抒情之风声”三类。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风声一直为各种不同文学形式和绘画作品所呈现。一方面,后世对于风声的摹写继承了早期先民所创造的风声意象以及与之相应的心智和情感,形成了诸如伤春、悲秋等心理和感知传统;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历朝历代的具体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不尽相同,时人对于风声的抒写以及寄托于风声之上的情感表达,也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征。有宋一代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在“诗画一律”“六根互用”与“天人合一”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之下,宋代的文学与图像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之上,又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有的精神风貌。宋代文人在创作中对于风声意象的呈现,主要涉及时间、空间、听觉主体三个维度。通过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时间维度中,风声意象首先在不同艺术媒介当中,体现了时间存在的两个重要方式,即“绵延”和“顷刻”,它们分别强调的是风声所揭示的时间之流的持续性和片断性特征。这两个具有紧密关联性的特征,使得我们对风声意象的观照可以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听觉叙事背景之中,用以彰显在具体的作品中作为殊相的风声意象所体现的共相性特征。另外,风声意象对于时间观念的表达,是通过作品的物质结构（如手卷铺展连环的形制）、笔墨的节奏韵律（“动势”）以及相关的视觉符号（如云烟等）而得以实现的。在空间维度上,风声意象被纳入艺术作品的空间叙事中,并通过营造声景和远境,将风声意象作为有效的表现空间的载体进行观照。而在听觉主体的层面上,主体在作品中的存在形式（隐匿与在场）,及其具体的实践行为（凝视或倾听）,对于感知活动的态度（主动与被动）等,都通过对互动性的主客体经验的描绘,而被投射至对于风声意象的具体表现上。基于以上对风声意象呈现形式的考察,可以看到,风声并不是一种纯然客观的物质物像,而是深植于传统内部的文化存在,它反映了特定群体认识、看待、理解和阐释世界、自我以及世界与自我关系的种种观念。这些观念中至为关键的,便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前者具有着不同的层次范畴（自然的和文化的）,而后者则包含着不同的认知属性（虚实、内外和远近）。无疑,风声意象勾连了主客观世界的间隙,磨合了身体、心灵和世界的差距,主体可以通过对风声意象的解读与领悟,体味和感知个体存在的意义,以及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通过以上考察,能够对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作一整体性的分析判断。从而以小观大,一方面探讨文学与图像艺术对“声音”等非视觉对象的表现方式,参量和比照文学与图像各自的特征与不同的艺术形态,把握艺术门类间的异同;另一方面,使得“听觉”重新得到人们的关注,期待视、听、触等不同的知觉体系,在艺术学理论的“舞台”之上,合奏出激动人心的交响。

高妤^[10]（2020）在《中印古典诗学风格论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印都具有丰富且深厚的古典诗学风格论,中国古典诗学风格论初创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深化于陆机的《文赋》,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已经比较成熟,再到钟嵘的《诗品》、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有所丰富,最后到严羽的《沧浪诗话》已经成熟,而姚鼐的《复鲁絜非书》《海愚诗钞序》有所补充。印度古典诗学风格论初创于婆罗多的《舞论》,到了檀丁的《诗镜》已经比较成熟,再到伐摩那的《诗庄严经》已经成熟,最后到恭多迦的《曲语生命论》有所创新。中印古典诗学风格论的汇通之处在于都具有内容、形式、方法和效果四合一的风格内核,都认可风格的可组合性。究其原因,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和印度梵我一如思想都具有整体性、统一性和协调、和谐的特点。中印古典诗学风格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古典诗学风格论注重个人风格,而印度古典诗学风格论对个人风格一带而过。究其原因,中国是抒情传统,印度是史诗叙事传统;中国的文学创作主体大多是个人,印度的文学是口传集体创作。中印古典诗学风格论在文体风格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原因在于中国是务实传统,印度是审美传统。印度古典诗学风格论注重语言风格,而中国古典诗学风格论的语言风格相对薄弱。这是因为中国是文字传统,重视文字书写（象形文字）,印度是口传传统,重视语言（语音和语义）。中国古典诗学风格论包含时代风格,而印度古典诗学风格论没有涉及时代风格,究其原因,中国是积极入世的天人合一思想,印度是追求解脱的梵我一如思想。

二、试论曹丕的散文创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曹丕的散文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1）论曹丕散文中的经学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2）《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曹丕诗歌在唐代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陆机《演连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昭明文选》与《唐文粹》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文章学视域下的韩愈文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印古典诗学风格论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曹丕的散文创作（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曹丕散文中的经学思想[J]. 郝鑫淼. 新纪实, 2021(30)
• [2]《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D]. 赵亦雅. 山东大学, 2021(10)
• [3]曹丕诗歌在唐代的接受研究[D]. 姜骁函.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4]陆机《演连珠》研究[D]. 谷倩倩. 河北大学, 2021(02)
• [5]《昭明文选》与《唐文粹》比较研究[D]. 李志恒. 长春师范大学, 2021(02)
• [6]包世臣经世散文研究[D]. 赵安妮. 兰州大学, 2021(02)
• [7]“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8]文章学视域下的韩愈文论研究[D]. 张小娟.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9]风声意象在宋代文学与图像中的呈现[D]. 邓珏. 东南大学, 2020(02)
• [10]中印古典诗学风格论比较研究[D]. 高妤. 青岛大学, 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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