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规则框架下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建设（论文文献综述）
刘滢泉[1]（2020）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充足、可持续的能源供给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能源消费水平的提高,能源需求和生产之间的不平衡的矛盾愈加严重。能源的来源有很多不同种类,当前,世界能源使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石燃料。大量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会带来酸雨、雾霾等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更会引起全球性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危及地球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在造成严重环境、气候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可再生带来的能源枯竭问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促使国际社会的能源危机、能源安全等问题浮出水面,也让许多国家更清醒地意识到能源供给持续性和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全球范围内屡次发生的核事故,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人类对核能安全的不信任。一些国家相继宣布“弃核”,并努力实现从核电到可再生能源的转换。因此,寻找替代能源,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可再生能源低碳、清洁、可持续的优点,赢得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从过去个别国家、部分地区逐步扩展成为全球各国的一致行动。各国都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降低能源进口的依赖程度,保障本国能源安全,推进能源转型;保护环境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可再生能源产业具有初始投资成本高、成本受技术创新进步影响大、长期成本有下降空间等显着特点,因此,可再生能源产生经济效益需要长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巨大的投资、研发成本给成立初始阶段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使其难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传统能源相竞争。考虑到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这一特点,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带来的环境、生态、经济价值,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法律、政策,用以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作为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之一,不仅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说,谁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领域占得先机,就将在这场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的科技革命中获得优势地位。世界各国既是气候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更是经济社会存在竞争的利益个体,在逆全球化浪潮兴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在争夺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国际市场领域也存在竞争关系。补贴作为一种常用的政府激励措施,成为各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常用手段。随着可再生能源及其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补贴措施是否还可以继续使用、应当如何使用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不断涌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更是对各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的合规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在各国普遍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给予补贴的背景下,相比环境负面效应更大的化石能源补贴,为何可再生能源补贴屡遭国际争端诉讼?成为本文研究国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从GATT到WTO,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WTO在国际贸易领域建立了秩序,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维护作出了贡献,其制度的详实程度、争端解决机制的广泛实践,成为全球化时代成员方遵守的“模范国际法”。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WTO既有制度的僵化、新规则的难以达成,都让成员方对WTO“究竟走向何方”产生了怀疑。争端解决机构难以完成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难以开展合规论证,正是WTO既有制度僵化的印证和缩影。与多边经贸规则难以达成相对应,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如火如荼。美国、欧盟、日本主导或参与了TPP、CPTPP、USMCA、EPA谈判,并达成了一系列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具体到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前述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环境条款”“一般例外条款变通适用”等规则的设计,事实上改变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体现了先进发达国家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话语权的战略意图。虽然目前而言,这些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相对原则,且未有争端实践适用,但结合多边经贸规则的形成过程来看,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推而广之,也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先进发达国家在推进诸边、双边层面经贸规则发展的同时,也在国内层面不断发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体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手段,设计覆盖研发、投资、生产、销售环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并向全球输出了“上网固定电价制度”“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等制度设计,在国内法制度层面实现了领跑。而今,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补贴支持,先进发达国家更多地掌握了可再生能源的核心技术,其中部分类型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了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实力。由此不难发现先进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领域的整体设计图谱:第一,在国内法制度层面逐渐将市场因素纳入原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以实现优胜劣汰,提升成熟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竞争力;第二,把握既有多边经贸规则,发起对其他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措施争端,为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和发展时间;第三,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实践,制定有利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高标准条款,抢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立法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大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能源消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巨大的能源消费带来了大量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环境、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当今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能源安全问题是国家能源发展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核能安全性备受质疑的情况下,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已成为我国保护环境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者,近年来,中国也成为在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域最大的投资者,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然而,近年来,在贸易保护主义不时抬头的当下,我国可再生能源产品、设备在国际上屡遭反补贴诉讼。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归根到底的落脚点在于,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助力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的发展。补贴、反补贴法律制度对我国来说是“舶来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自2004年后未有新的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缺乏系统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散见于法律、政策之中,且多以政策形式出现,与先进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化程度明显不足,部分制度的合规性也有待论证。制度的局限必然影响实践的效果,实践中“弃风弃光”现象一方面是电力消纳的统筹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合理性的实践质疑。如何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成为本文研究国内层面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本文将在既有多边贸易体系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寻找制度依据,并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探析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及制度问题,并将归纳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内国法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趋势,以推进多边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和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为我国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化的制度保障。本文从法学视角出发,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探讨了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价值、实施可再生能源补贴措施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分析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相关制度,结合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及WTO制度,归纳了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所应遵循的逻辑思路;研究了区域贸易协定中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制度,从诸边、双边层面为多边层面制度革新提供参考借鉴依据;讨论了可再生能源补贴专向性、不可诉补贴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关系、可再生能源补贴与GATT1994第20条的关系等几个法律问题,就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发展提出了建议;对标WTO既有规则体系及案例实践,审视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的合规性,在结合他国立法、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审视国内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科学性,为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补贴问题的解决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由以下五章组成。第一章通过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补贴概念的界定,明确文章的研究对象,从基础理论层面为开展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结合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分析可以发现,环境、气候、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及环境问题的无国界特征,寻求发展替代能源,大力发展可能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共识。结合“幼稚产业理论”和“外部性理论”两种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政府通过“有形的手”,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合理化能源产品的最终成本,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符合自然法的公平价值和理性精神,体现了自然法的核心诉求。在综合政策的支持下,可再生能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有空间、可实现,国际社会的认可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作为各国政府常用的政府干预手段和调控措施,其存在必要性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然而,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质疑、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救济措施、可再生能源补贴贸易争端频发,可再生能源补贴“深陷”国际法律争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性备受质疑,成为了本文进一步研究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的动因所在。第二章围绕WTO框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适用这条主线,在第一节分析了WTO框架下SCM协定、GATT1994、GATS和《农业协定》中的与可再生能源补贴相关的制度及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的适用性,发现除了SCM协定,其他协定中的补贴制度都无法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提供充分依据;除了《农业协定》中的“绿箱”国内支持措施,其他涵盖协定中均无肯定可再生能源补贴环境价值、正外部性的补贴制度,有鉴于《农业协定》适用对象的特定性,因此当前WTO框架下没有专门适用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特殊补贴制度;从制度层面来看,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论证遵循一般补贴认定、论证规则。在第二节中,结合WTO争端解决实践,以“加拿大-可再生能源案”为例,详细分析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确定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规则;并结合DSB裁决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肯定了既有合规论证规则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并结合WTO补贴争端实践发展,发现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呈现“非补贴”化处理和高频度嵌入“国内成分要求”两个显着发展特点。而今,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路径发展呈现“停滞”状态,结合实践发展反思制度本身,发现WTO框架下补贴认定制度和分类制度都存在局限性,不利于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无法在既有补贴制度框架内为可再生能源补贴提供豁免机会。DSB实践中形成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论证方法,是根据当前WTO框架下补贴制度做出的最无奈,也是最积极的选择,这种合规论证方法虽然暂时为非禁止性可再生能源补贴在事实上构建了暂时的绿色安全网,但从解决问题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依然不是根本之道。第三章围绕“非多边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从“诸边、双边”区域贸易协定视角和“单边”内国法视角分别切入,系统梳理了重点区域贸易协定、典型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在“诸边、双边”维度下,区域贸易协定的制度创新,事实上拓展了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从实体层面将环境因素融入补贴制度、通过非商业援助制度设计改变了国有企业补贴认定方式,从程序层面凸显了对透明度原则的重视。可以肯定的是,多个国家（地区）认识到了既有WTO框架下补贴制度无法适应可再生能源补贴认定需求,并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进行了积极的制度发展尝试,这对在多边层面尝试制度革新提供了发展思路。当然,区域贸易协定中许多创新规则的设计还不够完善,相比WTO框架下的补贴制度,相对更为原则,实践中也未有争端案例适用这些创新规则,规则如何加以运用、解释还有待实践的发展。在“单边”维度下,列举国家都对可再生能源给予了形式各样的补贴,都有着自成体系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列举国家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制化程度高,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共同构筑了制度体系。列举国家相互之间在制度上也存在相互借鉴,同一补贴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需要特定国家结合本国能源市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加以适用。而今,市场因素逐渐并充分融入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可以预计,根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逻辑,无论一国实施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究竟为何,随着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补贴的规模、数量都呈现递减的趋势,可再生能源产业最终面向的是自由市场,并将在自由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实现优胜劣汰。对列举国家可再生能源制度内容和发展趋势的把握,对多边层面制度革新及中国相关制度发展都有良好的参考价值。第四章根据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发展困境和制度适用问题,参考非多边视角下相关制度的发展实践,以WTO法律制度为基础,从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和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两个层面出发,为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第一节聚焦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通过对不可诉补贴制度恢复、修订,为具有环保、科研价值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构建了绿色空间;通过《环境产品协定》谈判视角下为可再生能源产品争取特殊待遇;参照《农业协定》分类模式为可再生能源补贴设计特殊规则,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提供发展思路。第二节根据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特点,结合“具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无法在补贴制度范畴内得到救济”的现状,尝试在补贴制度之外,为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论证寻找制度依据;效仿EPA吸纳一般例外条款的做法,着力探析WTO框架下GATT1994第20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并在归纳GATT1994第20条实际适用效果的基础上,从适用方法变更、条款修改两种“必要的变通”模式出发,建立了可再生能源补贴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路径。虽然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阻力重重,但还是应当有制度革新的愿景和勇气,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合法性论证提供发展思路和方向指引。结合逆全球化发展浪潮,多边制度改革任重道远,不可能也无法一蹴而就,应当结合多边、诸边、双边、内国法实践发展,以原则导向的修订为起点,明确制度改革基本方向,以期实现从原则形成到原则接纳,再到规则形成到规则接纳的发展过程,有策略、有方法的实现多边经贸规则渐进式改革的目的。综合第四章的制度设计,本文将可再生能源补贴合规性论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需要多边层面规则的革新,无论是否最终在WTO平台解决,WTO既有制度和实践都会成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在既有多边补贴制度框架内,最紧迫的就是重建不可诉补贴制度,在原则修订的基础上,为可再生能源补贴创造绿色空间;第三,对于含有“国内成分要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可通过在对GATT1994第20条进行“必要的变通”的基础上加以适用,为该类措施在制度层面再提供一次得以豁免的机会。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起步较晚,既有制度体系包括法律和政策两个层面的内容,且以政策为主。第五章在系统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和具体类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内容,归纳了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的三个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在向“政府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并举”的方向转变;积极对接国际经贸规则;融入“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内容。中国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呈现法制化程度不高、制度内容科学性有待提升两个明显不足,存在发展完善空间。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价值,中国对可再生能源及其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可再生能源补贴国际贸易争端的不断涌现,本章第二节对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一,要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在“遵守国际法义务”“借鉴他国有益实践”“坚持因地制宜思路”基本思路的指引下,针对第一节中提出的制度问题,着力提升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法制化水平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的科学化水平,并对涉嫌“国内成分要求”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第二,要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在“坚定多边立场”“坚持国际合作”基本思路的指引下,积极关注并参与多边、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并对多边、区域贸易协定发展过程“非商业援助制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基准”等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并对“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背景下的中欧能源合作平台项目进行了发展展望。中国是WTO的重要成员方,也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实际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围绕WTO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改革设计中国方案,既是履行负责任大国、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的重要举措,也是争取21世纪国际经贸新规则话语权的重要举措。无论WTO本身最终走向何方,多边经贸组织、多边经贸规则都不可或缺,在多边经贸规则重构的当下和未来,保持关注、持续参与、主动发声,都是避免成为新多边经贸规则“被动接受者”的积极作为。在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革新中,提交中国方案设计,是贡献中国智慧的有益尝试,也是坚定多边经贸谈判立场的实际行动。中国也应积极关注CPTPP、USMCA、EPA谈判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走向,了解区域贸易协定在可再生能源补贴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发展趋势,未雨绸缪。中国更应在自己主导的RECP谈判、“一带一路”倡议中,将能源合作、可再生能源制度加以融入,为区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进行积极尝试。未来,人类文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能源的时代,但前往这条新能源的路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今的新能源,在科技发展后可能会纳入可再生能源范畴,也会给既有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带来新的内容。即使在当下,化石能源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消费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壮大仍然有赖于科技创新和政策支持,因此,一要统筹兼顾、遵循能源发展规律,重视传统能源法律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传统能源在步入新能源时代的“桥梁”作用;二要为科技进步后,新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产业化留有充分的制度发展空间,关注新能源领域的立法需求,展现制度的前瞻性,多面助力国家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三要充分关注可再生能源资源高效利用、节能、生态税等层面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发展,以期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构建更为全面的制度体系。
孙舒[2]（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张梦珂[3]（2020）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出口信贷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出口信贷是一国通过信贷支持方式鼓励本国大型机械设备出口的重要措施。长期以来,为了鼓励本国资本性货物出口,优化本国贸易结构,各国在贸易领域广泛采用出口信贷的安排。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出口信贷受到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农业协定》的调整,成员国在开展出口信贷业务时须遵守上述规则。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多边贸易体制下出口信贷相关规则的适用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本文围绕WTO出口信贷相关规则的适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WTO涉及出口信贷相关争端解决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展开。探讨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公共机构的认定、财政资助的认定、专向性判断、授予利益分析、《SCM协定》附件一（K）款的适用、《农业协定》中出口信贷相关规则的适用。之后进一步对出口信贷规则在我国的具体适用问题进行分析,分别探讨了我国提供出口信贷的机构是否为公共机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是否具有专项性以及我国出口信贷是否为禁止性补贴等问题。本文提出的相应完善对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要在多边贸易框架下修改出口信贷规则,明晰“政府支持的出口信贷标准”、推进“后续承诺”修改、完善《农业协定》出口信贷条款。第二,要认真研究《君子协定》对我国完善出口信贷制度的启示,明晰《君子协定》的性质、合理参照《君子协定》的规定、主动参与《君子协定》的国际谈判。第三,完善我国出口信贷法律制度。制定出口信贷法律法规、对出口信贷贷款利率标准进行法律约束、明确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法律地位、建立法律规则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出口信贷。
万会玲[4]（2020）在《WTO渔业补贴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关于渔业补贴的问题,自从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其下属机构环境与贸易委员会将渔业补贴提上日程,渔业补贴问题备受世界各国的关注。经过2001年多哈回合的谈判以及2005年香港部长会议的召开,一直到目前对新的渔业补贴纪律的构建,渔业补贴问题也随之发生变化,经过规范模式的争议、框架的构建以及具体方案的探讨,直到今日对渔业补贴焦点问题的解决,均显示构建新的渔业补贴纪律已经迫在眉睫。当前关于渔业补贴纪律的构建问题,遇到了一些阻碍,直接影响到WTO渔业补贴制度的建设,本文结合渔业补贴基本理论,相关原则性规定,以保护环境资源为目的,结合渔业补贴谈判各成员国推出的提案分析,总结目前渔业补贴谈判遇到的阻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过度捕捞、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行为、透明度及通报制度、监督与执行机制以及发展中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等。目前,如若各成员国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方案,则会促进渔业补贴谈判的进程,对新的渔业补贴纪律的构建起着积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WTO渔业补贴相关基本理论的研究,对渔业补贴的进程予以归纳和总结,预测WTO渔业补贴谈判的未来走向,并根据现行的WTO规则对渔业补贴的规范,分析一般补贴规则对其适用的困境,为构建新的渔业补贴纪律提出合理性建议。最后通过对WTO渔业补贴制度的分析,结合我国渔业补贴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完善建议。
姜莉[5]（2020）在《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保险近年来备受全球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许多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作为政府干预农业、保护农业和维护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来建设。金砖国家的农业经济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和互补性,但一直以来缺乏农业经济合作的模式,难以实现农业生产的升级转型,而且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不健全也加剧了金砖国家内部、金砖国家之间以及金砖国家对外的农业经济发展。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一直处于制度缺失、理论不足的状态。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发展沿革不长、立法尚有缺失,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具体制度存在诸多不足有待完善。本文主要采取历史分析法、规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研究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基础理论”,探讨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基本涵义、重要性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理论支撑,指出农业保险是农业生产者为避免农业生产中可能遭受的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市场风险造成损失而与保险公司建立的保险合同关系;提出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具有政策性特点,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来实现完全的供需平衡,需要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中的参与者提供一定财政支持。第二部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发展简况”,研究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梳理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主要的制度。指出金砖国家虽然在农业保险制度、财政补贴制度的发展沿革有所差别,但是它们无一例外也都采取了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政策。从金砖国家农业保险的实践中提出政府补贴农业保险是有必要且合理的。第三部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基本制度”,分析了金砖各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具体制度,对补贴制度的主体、范围、方式进行了分类比较、归纳总结。指出:虽然金砖国家在农业保险制度的发展沿革、财政补贴制度的具体规定方面有所差别,但是也体现出一些共同特征;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中都存在的立法不完备、补贴结构不合理、监管机制不健全的问题。第四部分“WTO规则下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审视”,以WTO规则为视角,分析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合规性和如何进一步规范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机制,提高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在WTO的实用性。指出:农业保险之所以迅速发展,是因为可能免于WTO的削减承诺,但在WTO框架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是否合规可能会受到多个WTO规则的约束。提出:充分利用规则的前提是尊重并遵守WTO的规则,在WTO框架下规范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提高金砖各国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实践水平。第五部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展望”,以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不足为主线,提出了金砖国家完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内部治理,探索了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合作。认为完善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制度,不仅有利于巩固中国农业基础性地位,提升中国在金砖国家中的话语权,还有利于金砖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本文的主要结论为: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皆存在不足,必须从完善立法、优化补贴结构和健全监管机制方面先完善内部治理;金砖国家农业合作既有历史基础、制度基础,在WTO中还有实践需求,需从多边合作、信息共享、共同发展几个方面实现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合作。
刘锐金[6]（2020）在《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改革研究 ——政策效应评估及制度改革方向选择》文中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市场价格支持、农业补贴和专项支持为主体的农业支持体系,对保障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农业支持政策进行一系列改革,先后取消了棉花、油菜籽、玉米等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逐步降低了水稻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进一步优化和创新了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但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依旧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在WTO的适宜性,国内粮食产需缺口对进口的依赖。继续完善改革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已经成为共识,但具体怎么改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为了更好理清改革思路,本研究评估了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对农户的产品产值、物质投入的影响,探索了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不同退出方式对生产的冲击及其收储价格设定的合理性,探讨了农业直接补贴对农户种子化肥农药投入、家庭收入及其收入流动的作用,分析了水稻、小麦和玉米市场支持政策在WTO规则下的争议焦点,识别了农民对农业支持政策选项的偏好,最后提出未来政策改革方向和一些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CFPS）4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稻麦最低收购价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发现:当收购价格下跌并触发最低收购价政策时,较好地稳定了政策执行区水稻和小麦种植户的产品产值,但对种子化肥农药投入的影响弱,即政策的要素投入扭曲小;随政策收购量增加,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曾对稳定东北地区玉米种植户的产品产值、增加种子化肥农药投入具有显着的作用,当2015/2016年度价格大幅度下跌时,虽然政策性收储量大幅度增加,但政策效应是负面的,无法实现政策目标。（2）运用省级统计和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断点回归分析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发现:临时收储政策对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产量和化肥投入的影响差异大,由强到弱依次是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退出对油菜籽的负面影响最大,主要源于政策改革沟通不畅、配套政策不到位;油菜籽临时收储价格设置不如玉米和棉花有效,棉花和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附近,种植户化肥投入明显提高。（3）运用CFPS的3期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分析农业直接补贴发现:政府对农户家庭的直接补贴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尤其是规模较大的种植户,但品种之间有差异,水稻种植户特别是规模较大的种植户种子化肥农药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弹性较小;大多数农村家庭获得了农业补贴,政府直接补贴金额增加、对补贴的依赖程度提高不利于低收入农户家庭向上流动,也不利于较高收入组稳定在原收入组,而户主的健康水平则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直接补贴对中西部农村家庭的负影响较弱,非农就业能有效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但无法改善政府补贴的负影响。（4）运用WTO和OECD的报告数据,比较分析水稻、小麦和玉米市场支持量及其关键参数发现:同一作物不同国家用于计算市场支持量的固定外部参考价格不同,选择有资格接受管理价格的收购量也有不同的考量;若按照美国提交WTO的计算方法,无论如何调整稻麦最低收购价政策,都会超出限额,除非取消。（5）运用Best-Worst Scaling问卷设计获得的农户调查数据,使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农户政策偏好发现:农户对无需付费的市场支持政策或目标价格补贴最为期待,对各类保险保费补贴的政策选项偏好程度低;拥有非农兼业就业机会、生活态度乐观、种植规模大的农户更加关注农业生产性投入支持,对农业收入依赖程度更高的农户则更希望直接获得货币补贴。（6）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在生产促进、农户政策偏好和WTO规则之间有难以协调的矛盾,建议继续保留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持现有农业支持总量稳定,研究提高农业支持政策的地方适应性和透明度,更好落实“米袋子”省长制;大幅度提高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农村婴幼儿、儿童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的营养保障水平,增强生产经营主体的知识运用能力,更加突出农户的企业属性。
邢文达[7]（2019）在《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环境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全球环境治理实践,重点探讨了跨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体系下的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环境税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政税收政策,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两方面的特点,其目标是服务于国家环境政策,而且税收基础与环境因素紧密相连。环境税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建立在经济学的负外部性与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之上的市场性环境政策,在具体研究中往往使用博弈论（Game Theory）来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如果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必要的协调则会使得各国和地区处于非均衡状态。考虑到各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不同,环境税收的种类、征收幅度以及征收方式等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带来的是更为严重的价格扭曲和更加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而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则是建立环境税收政策的国际协调制度。这不仅需要各国和地区之间形成共同的认识,还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经济学中的集体行动理论（1）（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为解释各国和地区共同行动的动因和方式提供了分析框架。本文以世界贸易组织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制度和欧盟框架下的能源税指令为例,具体阐述了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实践。包括环境税国际/跨国协调法律机制产生的背景与历史、内容、实施以及启示。在使用经典法律分析方法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理论、现实背景和形成过程的介绍,并且以经济理论为逻辑线索对环境税协调法律制度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客观分析。通过对比以上两种环境税国际协调制度,本文认为,环境税边境调整参与国家和地区众多,但制度松散;能源税协调实施范围相对较小,但是具有更强的执行力和约束性。本文根据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分析和对比了两种环境税国际协调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发现有三个因素对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第一个因素是完善的机构建制,集体行动理论和博弈论均认为,通过协调产生的共同行动较为容易发生在完善的机构建制之中,因为完善的机构建制可以通过多次博弈来降低共同行动的成本。第二个因素是在机构建制的基础上,协调内容需要从协调的目标、政策、技术到最后法律制度的顺序逐步完成,以及从已有制度的保持到未来更高目标的逐步协调。第三个因素是各国和地区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本身环境税政策的发展程度。本文最后落点于探讨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实践对我国的影响及启示。由于税收和环境问题涉及内容广泛而复杂,而且有一定的技术性,所以容易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我国为维护自身利益,应当防备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用环境税边境调整来进一步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环境税作为能源税中的最重要税种,是多年来国际关注的焦点,我国已经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能源税体系,在建设高水平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政策的指导下,能源税的国际协调有可能成为未来讨论的热点议题。最后,本文在借鉴欧盟促成能源税协调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能源税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应对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分析了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障碍,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法。第二,本文深入探讨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投资者在进入享有贸易优惠的发展中国家之后,会“洗劫”本该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碳交易”贸易中的优惠。第三,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环境税已经逐渐成为一些国家保护环境的法律和经济手段。欧盟作为世界环境标准、环境政策的先行者和榜样,其走过的路对后来者有诸多启示。
谷川[8]（2017）在《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研究》文中提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经贸交往的紧密性,推动了中国两岸四地法律制度间交流与合作的发展。以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达成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and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Mainland and Macau Closer Economic and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内地与澳门）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达成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为代表的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合作规则,提高了调整四地经贸交往法律制度间的协同配合能力,并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各方经贸往来的发展需求。按照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的“存在”、“效果”以及“发展”这一线索,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共8章。其中第一部分“存在”论,涵括了论文的第2、3章,着重论述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在文本规范与运行实践上的存在及其法学理论意义;第二部分“效果”论,涵括了论文的第4、5、6章,该部分将作为“法律个体”意义上的合作规则,放到了调整与影响四地经贸交往的既有制度（主要是四地的各方法律制度与WTO规则）这一“法律群体”环境中,描述与分析了合作规则的“外在效果”——对于既有法律制度的影响,以及其“内在效果”——合作规则自身在既有法律制度“群体”影响下的功能表现与它所具有的多重法律属性,进而分析指出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与既有法律制度相互接触、交往过程中,在事实与制度层面上的效果表现;第三部分“发展”论,则为论文的第7章,主要分析与预测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在未来可能的走势,并阐释了四地各方通过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实践,在价值与目标层面上的发展追求。除此之外,另有第1章“导论”与第8章“结论”作为论文的首尾部分。第1章是论文的导论,阐述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现实需求、含义界定、研究意义、文献述评以及研究方法与文章结构安排等方面的内容,并为以下各章节的研究进行了铺垫。第2章研究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制度模式、文本内容、规则结构以及体系表征等方面在分析法学上的意义,进而指出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法律协调机制——合作规则,是一种相对独立于四地法律制度的规则体系。第3章主要分析了合作规则的创制、适用以及执行监督等具体机制及其运作实践。对合作规则的创制分析,指出了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生成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来源;对合作规则适用与执行监督的分析,则反映出四地的各方在履行合作规则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及相互间的影响。合作规则的创制与合作规则的适用及执行监督实践,分别形成了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在“规则确立”与“规则实践”上的两个不同层面,二者间的互动与平衡成为了推动合作规则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第4章关注了合作规则对于既有法律制度的影响:一方面,它推动了四地法律制度在经贸交往调整上的“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合作规则形成了在两岸四地间以WTO规则为平台的“区域化”经贸法律规则体系。这种影响的效果,不同程度上使调整四地经贸往来的既有法律制度呈现出了目标趋同化、规则公平化以及交往紧密化的特点。第5章分析了合作规则的功能表现:在调整对象上,它既涵括了对四地经贸交往秩序的进一步确认与维护,又对四地法律制度进行了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在法律模式上,合作规则呈现出了对四地经贸交往法律调整的创新、沟通功能;在法律发展上,合作规则实现了调整四地经贸交往的法律制度由先前的单边化、全球化朝着一体化、区域化的模式转变,进一步满足了四地经贸交往的发展需求。第6章讨论了合作规则的多重法律性质:它既是国内法上的经贸行政协议,又涉及到了WTO规则下成员间区域贸易协定的范畴,同时,合作规则还是两岸四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且一定程度上在四地间经贸合作中具有了代表经济共同体利益的基础性规范属性。合作规则的多重法律性质,进一步表明了法律全球化对于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及其机制的深刻影响。第7章通过对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运作实践的关注,从影响法律发展的因素这一视角,提出了合作规则未来发展的目标规划,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合作规则有关的制度性安排及组织化建设问题。论文的结论（第8章）认为,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的“存在”,体现了合作规则由“制度安排”到“规则体系”的完善过程;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的“效果”,反映了调整四地经贸交往的法律制度从“法律共存”到“法律合作”的状态转变;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的“发展”,则是通过进一步促进四地法律制度、WTO规则以及既有合作规则间经贸管理制度资源的优化配置,体现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法律协调机制正逐步朝着“利益共同体”的规则导向发展变化。
齐皓天[9]（2017）在《WTO规则视角下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深深植根于发达国家农业保护政策之中,因其背离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产生贸易扭曲作用,被认为是引发国际农产品贸易冲突的根源。所以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达成了旨在促进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农业协定》（简称URAA）,其中制定了约束各成员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多边规则。由于URAA是美国和欧盟等大国主导的,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所以2001年启动的WTO“多哈发展议程”提出了新的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改革方案,但主要因为美国农业国内支持问题,谈判至今未果,所以现行WTO农业国内支持规则仍按照URAA执行。在现行WTO农业规则框架下,美国一方面利用现行不平等的农业规则向中国等发展中成员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施压,另一方面却大幅增加自己的农业国内支持总量,不实质性削减扭曲贸易的农业国内支持,对发展中成员的农业发展造成很大冲击。作为农业补贴大国、农产品贸易大国,同时担任着WTO成员班“班长”的角色,美国实施的农业支持政策是否按照WTO规则要求切实履行了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削减承诺和义务,不仅会给其他成员国带来强烈的示范效应,还关系到WTO农业规则的权威性和WTO体制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进而会对世界农产品贸易秩序和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产生重要影响。因而,从WTO规则视角,研究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调整及其合规性,并分析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对WTO农业规则改革进程的影响,一方面可以从如何规避WTO规则约束的角度对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提供借鉴;另一方面可以从检查美国农业国内支持违规的角度为中国制定应对美国挑战的策略提供依据;还可以为中国更好地参与新一轮农业谈判,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提供参考。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理论分析。论文第二章首先从贸易扭曲理论出发,分析了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扭曲贸易的机制,分析指出,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并不直接扭曲贸易,而是通过增强国内生产者竞争优势和激励国内农产品生产（正向扭曲国内生产）进而导致国内外农业生产者的不公平竞争和国内外农产品贸易的扭曲,不同的农业国内支持措施潜在的贸易扭曲作用大小不同;然后从自由贸易理论出发,论述了多边规则为什么要对农业国内支持进行规制的逻辑,分析指出,规制的根本目的是对潜在贸易扭曲作用较大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进行限制,以促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而阐述了WTO如何对农业国内支持进行规制的理论与方法。第三章基于WTO对农业国内支持进行规制的规则,构建了WTO农业国内支持合规性评价的分析框架与方法。第二,对美国主要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论文第四章首先从历史演变视角把具体政策的分析和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理清了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生效以来美国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演变的逻辑与历史脉络;然后从美国历年农业法案原文出发,分析了美国主要农产品支持措施的复杂操作机制和不同措施之间的组合关系,总结了WTO规则框架下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调整的特征。美国农产品支持政策的演变,总体上是价格支持工具逐步向直接补贴政策工具改革,挂钩直接补贴向脱钩、半脱钩直接补贴政策调整,农业保险补贴逐步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改革调整呈现出政策工具选择趋于多样化、政策手段趋于市场化、政策组合趋于优化、补贴方式半脱钩化等特征。从而更好适应形势变化、实现政策目标,从长期促进了美国农业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但所谓的脱钩、和半脱钩补贴措施实际并没有和特定产品生产脱钩,只是在政策设计上规避现行WTO规则约束的策略。第三,以现行WTO农业国内支持规则为基础,运用前文构建的WTO农业国内支持合规性评价的分析框架对美国1995-2013年的农业国内支持合规性进行了分析。论文第5-7章,分别从通报数据观测、通报问题分析和不合规通报修正后的TAMS测算三个层面,对美国已经向WTO通报的1995—2013年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进行了检验,分析了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违规之处和规避WTO约束的策略。基于通报数据的分析显示,1995-2013年,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总量增涨了2.4倍,占农业总产值比例在35%以上,主要是绿箱支持的增加,黄箱支持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尽管基于美国通报数据的观测结果显示,美国向WTO通报的1995-2013年间每年的现行AMS总量（TAMS）没有超过《农业协定》规定的TAMS年度约束上限,但在美国提交的国内支持通报中存在不合规问题,主要包括:按照绿箱通报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PFCP）和固定直接补贴（FDP）并不完全符合绿箱标准和条件;按照“非特定产品支持”通报的反周期补贴（CCP）与特定产品生产不完全脱钩;农作物保险保费补贴的通报归箱错误且金额不足。如果严格按照《农业协定》归箱规则与TAMS测度方法,对美国不合规通报的措施和金额进行修正后重新计算TAMS,则美国在1998、1999、2000、2004、2005年的黄箱综合支持总量（TAMS）已经超过了《农业协定》规定的年度约束上限。尽管2005年以后,美国实际的TAMS超过《农业协定》规定的约束上限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农业协定》“和平条款”在2004年终止,没有《农业协定》“和平条款”保护的情况下,美国对棉花等特定农产品给予很高水平的黄箱支持,很可能违反《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美国规避WTO规则约束的主要策略包括:一是政策设计上名义脱钩实际挂钩;二是政策通报不严格遵守规则,把本应属于黄箱的措施归为绿箱,本应属于基于特定产品支持的归为“非特定产品支持”,还通过少报、漏报、隐瞒实际金额等方式降低通报的AMS水平;三是通过对农业保险公司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规避了WTO黄箱约束。第四,根据多哈回合《农业减让模式草案（第四稿）》中设定的新一轮农业国内支持削减方案,对新一轮国内支持削减方案下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进行模拟,进而判断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对新一轮农业谈判和WTO农业国内支持规则改革的影响。论文第8章分别基于美国2002-2013年的农业国内支持历史数据和2014年农业法案的国内支持预测数据进行模拟（估计）,模拟结果表明,如果按照《农业减让模式草案（第四稿）》执行新一轮农业国内支持的削减,美国2002年农业法案和2008年农业法案下的农业国内支持政策都无法满足削减要求,2014年农业法案虽然对国内支持政策做了调整,但也很难满足这一削减要求。正是因为在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方面缺乏弹性,所以美国政府接受《农业减让模式草案（第四稿）》的难度较大,即便发展中成员在市场准入领域作出重大让步。因此,中国在坚持“发展”回合前提下,适当降低谈判的“雄心”水平或是推动多哈农业谈判的一种务实选择。最后,本文在总结主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借鉴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改革经验、规避WTO规则约束的策略、应对美国指控中国农业补贴超标的挑战、推动新一轮农业谈判几个方面,提出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及其合规性对中国的政策启示意义。论文可能的创新点有:（1）提出WTO规则框架下农业国内支持合规性的概念,构建了WTO规则视角下评价农业国内支持合规性的一般分析框架。（2）从历史演变视角把具体政策的分析和特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理清了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生效以来美国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演变的逻辑与脉络;从美国历年农业法案原文出发分析了美国主要农产品支持措施的复杂操作机制和不同措施之间的组合关系。（3）以现行WTO农业国支持规则为基础,从通报数据观测、通报问题分析和不合规通报修正后的TAMS测算三个层面,对美国1995-2013年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进行了检验,既发现了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违规之处,也总结了美国利用农业保险补贴规避WTO约束的策略。（4）根据多哈回合《农业减让模式草案（第四稿）》中设定的新一轮农业国内支持削减方案,分别基于美国2002-2013年的农业国内支持历史数据和2014年农业法案的国内支持预测数据,对新一轮国内支持削减方案下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进行模拟,定量分析了美国在新一轮农业谈判中削减国内支持的让步空间。
樊婧[10]（2016）在《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国际法视野下,对文化产业补贴问题的探讨可以分别从文化领域、贸易领域和人权领域展开。本文研究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问题,主要着眼于文化产业补贴与国际法的相符性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一议题具体包括以下四个具体问题,第一是前置问题——文化产品的定性,其次是核心问题—文化产业补贴的合法条件,再次是例外问题——文化产业补贴的例外规则,最后是宏观上的相关规则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问题。本文第一章对文化产业补贴的基本问题予以阐释。至今,理论和实践中对“文化产业”含义尚未达成一致,具体包括哪些门类亦存在差异。由于“文化”和“创意”原本丰富的内涵,再加上“产业化”,因而更难界定,并且这一概念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因此本文首先对“文化产业”和“补贴”进行了界定,并论述了文化产业补贴的理论依据,这是本文研究的起点。其次,从文化、贸易、人权三个角度系统总结了文化产业补贴规则的国际法渊源,文化领域主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中成员方实施文化政策措施权利的规范；贸易领域的渊源,主要包括贸易规范中的一般贸易原则对文化产业补贴的规制,以及其中的补贴规范对文化产业补贴的规制；人权领域的渊源主要是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文化权利。最后对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说明。这些内容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第二章分析了文化产品的定性问题,即对文化产品是属于货物还是服务。由于贸易领域货物与服务补贴规则的不一致,并且界分货物和服务是判断适用何种法律规则的前置问题,因而有必要对文化产品的货物和服务定性问题进行探讨。尽管货物与服务的定性问题不是文化产品独有,但是此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文化产品定性问题较之一般产品的分类更为复杂：文化产品通常具有货物和服务的双重属性,货物和服务的融合现象在文化产品领域更加明显。因而适用一般分类标准即有形性标准,对文化产品来说有失公平。本文提出了现有法律规则框架下的应对策略,并提出了日后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则的统一这一可能的发展趋势下的建议。第三章研究了文化产业补贴的合法性问题。主要包括三节的内容,由于补贴更多的与贸易相关,因此前两节的内容分别讨论了贸易法视域下货物贸易规则与服务贸易规则与文化产业补贴问题,第三节对文化、贸易、人权规则下文化产业合法补贴的条件进行总结。在文化法视域下,《文化多样性公约》赋予了成员国采取一种相对宽泛的文化补贴的权利,其标准是“直接文化影响标准”,不论这些补贴是给予货物还是服务,给予商品还是生产者,给予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文化产品。贸易法视域下,文化产业补贴的认定、类型及合法的条件问题是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GATT中,需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第3.8条例外的条件和《SCM协定》的条件；在GATS中,虽然缺乏如货物贸易领域那样明确的补贴规则,但是应当符合一国在GATS中关于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的承诺,以及考察是否做出了有关文化产品补贴的最惠国待遇豁免的例外。以直接补贴的形式仅仅给予其国内文化产业生产者的补贴,尽管可能对外国同等的生产者造成歧视,可以基于GATT第3.8（b）条的规定而被免责；以间接形式进行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则需要符合国民待遇原则,不能对国内文化产品实施更优惠的税收措施而造成对外国同类产品的歧视。在人权法视野下,《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对文化产业补贴具有一定的间接规范作用。其中的“表达自由”要求对一国对文化产业补贴措施提出了限制,具体而言,一国在实施文化产业补贴措施时,应当基于相对客观、公正的标准进行,不得通过该措施间接干预公民的表达自由。第四章探讨文化产业补贴的例外规则,是从例外角度看待文化产业补贴问题,按照范围的从大到小,具体包括三种例外形式：一是文化产业的总体例外（cultural industry exception, CIE）,二是一般例外规则的例外,三是补贴规则的例外。文化产业补贴的例外规则作为文化产业补贴问题的抗辩理由。本章通过分析,发现了尽管“文化例外”失败,但是“文化产业例外”产生萌芽并在FTAs中发展。指出贸易规则的一般例外规则中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包括公共道德例外和国家珍宝例外。其中,“公共道德”的适用关键在于“必要性”的认定；而“国家珍宝”例外的新发展表明其适用于文化产业核心部门的可能性。第五章论述了文化产业补贴的相关规则之间冲突及其解决问题。面对这些可能的冲突,本研究有必要对相关规则的冲突及其解决做出阐释。就冲突的内容来看,包括管辖权的冲突和法律规则的冲突。而在这些冲突的背后,究其本质,是立法目标的冲突以及不同国家在文化产业领域利益的冲突。本章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文化多样性公约》与人权领域相关公约的关系,公约第2条规定公约的指导原则,明确了公约与人权的关系。对于WTO规则和《文化多样性公约》的关系,通过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考察可以发现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制仍然成为当事方最有可能选择的机制；而由于公约第20条规定的模糊性,使得二者的关系不甚明朗,因而文化产业补贴最好的办法依然是遵守贸易协定中的相关规定。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最后着眼于中国视角下我国文化产业补贴与国际法的相符性问题。本章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定义、范围,《《SCM协议》框架下我国文化产业补贴的认定、类型,我国文化产品的货物或服务属性,以及我国在GATS中与文化产业补贴有关的承诺及保留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文化产业补贴政策措施的现存问题,部分措施具有构成专向性和可诉性补贴的可能性,甚至构成禁止性补贴。并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角度为我国文化产业补贴规则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从国内法角度应当依据我国的国际法义务对相关规则进行清理,分阶段、有步骤地废、改、立；从国际法角度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视野,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和我国的教训,争取文化产业例外和文化产业补贴的保留,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适合的国际法环境。
二、WTO规则框架下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建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TO规则框架下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1）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发展困境 |
| 第一节 可再生能源及其补贴的概念演进 |
| 一、可再生能源的概念演进 |
| 二、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概念演进 |
| 第二节 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争议 |
| 一、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 |
| 二、给予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必要性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面临的法律争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适用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分析 |
| 一、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合规论证 |
| 第二节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实践反思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实践发展特点 |
| 二、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非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欧盟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CPTPP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USMC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EPA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五、区域贸易协定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第二节 内国法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一、德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二、美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三、日本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 |
| 四、内国法视角下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建议 |
| 第一节 多边补贴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不可诉补贴制度革新的发展建议 |
| 二、多边视角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创新的发展建议 |
| 第二节 一般例外条款制度革新视角下的发展建议 |
|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对一般例外条款的适用需求 |
| 二、GATT1994第20 条与SCM协定的适用关系 |
| 三、可再生能源补贴争端援引GATT1994第20条的发展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完善 |
| 第一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反思 |
|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发展趋势 |
|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发展完善的对策建议 |
| 一、推进中国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渐进式改革 |
| 二、助力国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的发展创新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 一、研究范畴 |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 一、WTO制度发展 |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中文论文 |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 (一)英文着作 |
| (二)英文论文 |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 致谢 |
（3）多边贸易体制下出口信贷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二章 出口信贷的原理分析 |
| 2.1 出口信贷的含义、种类及功用 |
| 2.1.1 出口信贷的含义与特点 |
| 2.1.2 出口信贷的种类 |
| 2.1.3 出口信贷的政策性金融功用 |
| 2.2 出口信贷的补贴性 |
| 2.2.1 政策性银行提供优惠贷款支持 |
| 2.2.2 利差补贴保障 |
| 2.2.3 政策性保险保障 |
| 2.3 出口信贷发展的国际协调 |
| 2.3.1 《伯尔尼联盟协议》 |
| 2.3.2 《君子协定》 |
| 2.3.3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
| 第三章 多边贸易体制下出口信贷的相关规则及适用分析 |
| 3.1 多边贸易体制下出口信贷相关规则 |
| 3.1.1 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对出口信贷的规则 |
| 3.1.2 WTO《农业协定》对出口信贷的规则 |
| 3.2 基于案例探析WTO出口信贷相关规则的适用问题 |
| 3.2.1 公共机构的认定 |
| 3.2.2 财政资助的认定 |
| 3.2.3 授予利益 |
| 3.2.4 专向性 |
| 3.2.5 《SCM协定》附件一(K)款第一项的适用 |
| 3.2.6 《SCM协定》附件一(K)款第二项的适用 |
| 3.2.7 《农业协定》中出口信贷相关规则的适用 |
| 3.3 WTO出口信贷相关规则在我国的具体适用问题 |
| 3.3.1 我国提供出口信贷的机构是否为公共机构 |
| 3.3.2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是否具有法律专向性 |
| 3.3.3 我国出口信贷是否为禁止性补贴 |
| 第四章 多边贸易体制下出口信贷规则修改及我国应对策略 |
| 4.1 多边贸易体制下出口信贷规则的修改分析 |
| 4.1.1 明晰“政府支持的出口信贷标准” |
| 4.1.2 推进“后续承诺”修改 |
| 4.1.3 完善《农业协定》出口信贷条款 |
| 4.2 《君子协定》对我国完善出口信贷制度的启示 |
| 4.2.1 明晰《君子协定》的性质 |
| 4.2.2 合理参照《君子协定》的规定 |
| 4.2.3 主动参与《君子协定》相关的国际谈判 |
| 4.3 我国官方出口信贷制度的完善策略 |
| 4.3.1 制定我国出口信贷方面的法律规则 |
| 4.3.2 注重对出口信贷贷款利率标准的法律约束 |
| 4.3.3 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地位 |
| 4.3.4 建立法律规则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出口信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WTO渔业补贴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 问题的提出 |
| 三 研究的逻辑思路 |
| 四 研究的结构体系 |
| 第一章 WTO渔业补贴的相关理论及其研究进展 |
| 第一节 渔业补贴的基本理论 |
| 一 渔业补贴的定义 |
| 二 渔业补贴的分类 |
| 第二节 渔业补贴基本原则的适用 |
| 一 预防原则的适用 |
| 二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适用 |
| 第三节 WTO渔业补贴的研究进展 |
| 一 WTO渔业补贴谈判的历史进程 |
| 二 WTO渔业补贴谈判的走向分析 |
| 第二章 现有WTO规则对渔业补贴的规范及其适用 |
| 第一节 现有WTO规则对渔业补贴的规范 |
| 一 渔业补贴与环境例外 |
| 二 渔业补贴与《SCM协议》 |
| 第二节 WTO渔业补贴规则对具体问题的适用 |
| 一 渔业补贴规制的有关实体性问题 |
| 二 渔业补贴规制的有关程序性问题 |
| 第三章 在WTO框架下完善我国渔业补贴法律制度的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渔业补贴法律制度的现状 |
| 一 我国渔业补贴法律制度的现状 |
| 二 我国渔业补贴法律制度的评析 |
| 第二节 完善我国渔业补贴制度的法律建议 |
| 一 渔业补贴构成和环境标准的完善 |
| 二 渔业补贴监督和执法机制的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5）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基础理论 |
| (一)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涵义 |
| (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重要性 |
| (三)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理论支撑 |
| (四)小结 |
| 二、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发展简况 |
| (一)全球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发展简况 |
| (二)巴西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发展简况 |
| (三)俄罗斯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发展简况 |
| (四)印度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发展简况 |
| (五)中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发展简况 |
| (六)南非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发展简况 |
| (七)小结 |
| 三、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基本制度 |
| (一)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主体 |
| (二)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范围 |
| (三)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方式 |
| (四)小结 |
| 四、WTO规则下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审视 |
| (一)WTO规则下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合规性 |
| (二)WTO规则下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实践 |
| (三)小结 |
| 五、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展望 |
| (一)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现有的不足 |
| (二)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完善 |
| (三)探索金砖国家间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的合作 |
| (四)小结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改革研究 ——政策效应评估及制度改革方向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一、现行的农业支持政策框架 |
| 二、市场价格支持政策 |
| (一)最低收购价 |
| (二)临时收储政策 |
| (三)临时收储政策退出的替代政策 |
| 三、农业直接补贴 |
| (一)补贴政策的生产效应 |
| (二)农业补贴与家庭收入及其流动 |
| 四、WTO规则与我国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改革 |
| (一)主要争端点 |
| (二)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五、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制定 |
| 六、总结性评价 |
| 第四节 思路与框架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文献计量分析 |
| 第一节 材料与方法 |
| 第二节 文献计量学分析 |
| 一、期刊 |
| 二、作者 |
| 三、重点方向 |
| 第三节 被引次数前500位的文献分析 |
| 一、高引用论文 |
| 二、期刊 |
| 三、作者 |
| 四、关键词 |
| 第二章 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与农业补贴政策评价 |
| 第一节 理论模型分析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家庭特征 |
| 三、耕地与种植结构 |
| 四、农业投入 |
| 五、农业收入 |
| 六、政府补贴 |
| 第三节 政策实施情况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实证策略与预处理 |
| 二、最低收购价政策 |
| (一)水稻 |
| (二)小麦 |
| 三、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
| (一)种子化肥农药投入 |
| (二)农户家庭收入 |
| (三)农户家庭收入流动 |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三章 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评价与比较 |
| 第一节 价格、生产和政策变动情况 |
| 一、国际大宗商品市场 |
| 二、棉花 |
| (一)价格 |
| (二)生产 |
| (三)化肥投入 |
| 三、玉米 |
| (一)价格 |
| (二)生产 |
| (三)化肥投入 |
| 四、油菜籽 |
| (一)价格 |
| (二)生产 |
| (三)化肥投入 |
| 五、政策实施的比较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说明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计量分析策略 |
| 二、棉花临时收储政策评价 |
| (一)产量 |
| (二)化肥投入 |
| (三)断点回归结果 |
| 三、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评价 |
| (一)产量 |
| (二)化肥投入 |
| (三)断点回归 |
| 四、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评价 |
| (一)产量 |
| (二)化肥投入 |
| (三)断点回归结果 |
| 五、品种间比较分析 |
| 六、基于CFPS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效应 |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四章 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WTO规则适宜性分析 |
| 第一节 WTO农业规则体系 |
| 第二节 中美对重要农产品价格支持量的测算结果 |
| 第三节 WTO农业协定的固定外部参考价格 |
| 第四节 WTO成员国计算MPS的参考价格选择 |
| 第五节 OECD计算MPS的参考价格 |
| 第六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五章 农民对支持政策的偏好:以橡胶种植户为例 |
| 第一节 天然橡胶支持政策实施情况 |
| 一、良种补贴 |
| 二、橡胶树保险保费补贴 |
| 三、天然橡胶造林补贴试点 |
| 四、非生产期抚育管理补助试点 |
| 五、价格(收入)保险试点 |
| 六、国家天然橡胶基地建设 |
| 第二节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
| 一、备选政策设计 |
| 二、Best-Worst Scaling方法 |
| 三、数据获取 |
| 第三节 关于多人多项选择的理论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政策的偏好情况 |
| 二、回归策略与描述统计 |
| (一)因变量选择 |
| (二)描述性分析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未来的改革方向 |
| 第一节 满足地区农业差异化发展 |
| 第二节 关注农村家庭营养改善 |
| 第三节 提高生产经营主体的知识运用能力 |
|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主要建议 |
| 一、谨慎推进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 |
| 二、提高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度和透明度 |
| 三、优化增量和存量涉农财政资金的支持结构 |
| 第三节 存在的不足和风险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2 研究意义与创新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 |
| 第2章 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法理基础 |
| 2.1 环境税的基础理论 |
| 2.1.1 环境税的概念与特征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1.3 集体行动理论 |
| 2.1.4 双重红利理论 |
| 2.2 环境法律制度与贸易法律制度的关系 |
| 2.2.1 区域贸易协议中的环境问题 |
| 2.2.2 区域贸易协议中的主要环境条款 |
| 2.2.3 区域贸易协议环境条款的谈判 |
| 2.2.4 环境税制度与自由贸易体系的一致与冲突 |
| 2.2.5 环境税法律制度与全球自由贸易规则之间的边界 |
| 2.3 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界定及其作用 |
| 2.3.1 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界定 |
| 2.3.2 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作用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狭义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实践:以WTO环境税协调法律机制为例 |
| 3.1 WTO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机制的产生背景与历史 |
| 3.1.1 边境税调整机制的概念与特征 |
| 3.1.2 环境税边境调整的历史 |
| 3.1.3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下环境税边境调整机制的演进 |
| 3.1.4 环境税边境调整机制的形成 |
| 3.2 WTO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机制的分析 |
| 3.2.1 基于征收基准的边境税分类 |
| 3.2.2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区别 |
| 3.2.3 可以进行环境税边境调整的间接税 |
| 3.2.4 环境税边境调整和国民待遇 |
| 3.2.5 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 |
| 3.2.6 第二十条例外 |
| 3.3 WTO环境税调整法律制度的启示 |
| 第4章 广义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实践:以欧盟环境税协调法律制度为例 |
| 4.1 欧盟环境税法律制度发展历程 |
| 4.1.1 欧盟共同环境政策的开端 |
| 4.1.2 欧盟内部市场和1992年矿物染料指令 |
| 4.1.3 环境政策中的经济手段 |
| 4.1.4 陷入低谷与1997芒迪提案 |
| 4.1.5 能源税指令在欧盟东扩前最终通过 |
| 4.1.6 欧盟环境法律制度演进的总结 |
| 4.1.7 欧盟环境税法律制度形成历史的启示 |
| 4.2 欧盟能源税指令作为环境税跨国协调法律制度的实践与影响 |
| 4.2.1 WTO环境税边境调整和欧盟能源税指令作为环境税协调制度的对比 |
| 4.2.2 能源税指令的主要内容 |
| 4.2.3 欧盟能源税法令后期修改 |
| 4.2.4 能源税和排放权交易共同构成环境政策的基石 |
| 4.2.5 环境税边境调整中能源税性质的分析 |
| 4.2.6 欧盟能源税在WTO贸易规则下的分析 |
| 4.2.7 能源税指令对欧盟的影响 |
| 4.2.8 欧洲能源税协调法律制度建立的借鉴意义 |
| 4.3 欧盟环境税协调法律制度的作用 |
| 4.3.1 加强欧盟内部市场 |
| 4.3.2 促进能源市场的统一 |
| 4.3.3 加强欧盟能源安全 |
| 4.3.4 促进欧盟环境政策的实现 |
| 4.3.5 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
| 4.3.6 对欧盟能源税最低标准指令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障碍及解决路径 |
| 5.1 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环境税国际协调障碍及解决路径 |
| 5.1.1 环境税法律制度协调中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
| 5.1.2 WTO环境税边境调整中的南北冲突 |
| 5.1.3 发展中国家在环境税边境调整中的优惠及滥用防止 |
| 5.1.4 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协调障碍的路径 |
| 5.2 协调主体不完善和协调制度约束力不足导致的环境税国际协调障碍及解决路径 |
| 5.2.1 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需要完善的机构建制作为保障 |
| 5.2.2 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历史及其模式 |
| 5.2.3 国际环境治理中的政策一体化趋势 |
| 5.2.4 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升温 |
| 5.2.5 环境政策一体化和自贸区发展是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建设的新契机 |
| 5.3 环境税收体系的国别差异和环境税收征管技术难题导致的环境税国际协调障碍及解决路径 |
| 5.3.1 环境税收体系的国别差异构成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障碍 |
| 5.3.2 环境税收征管技术难题构成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的障碍 |
| 5.3.3 解决税收体系差异和环境税收征管技术难题等障碍的方法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税的国际协调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
| 6.1 WTO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
| 6.1.1 中国可能面对的环境税边境调整挑战 |
| 6.1.2 中国对WTO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规则的利用 |
| 6.1.3 中国对于环境税边境调整法律制度协调的应对之策 |
| 6.2 欧盟能源税指令对中国能源政策的影响及应对 |
| 6.2.1 国际压力与中国的能源技术升级 |
| 6.2.2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与中国能源政策的形成 |
| 6.2.3 中国能源政策的机构设置 |
| 6.2.4 中国能源政策的政策选择模式 |
| 6.2.5 中国的能源税体系现状 |
| 6.2.6 中国能源税相关的制度建设 |
| 6.3 完善我国环境税收体系并优化环境税收征管技术 |
| 6.3.1 完善我国环境税收体系 |
| 6.3.2 优化环境税收征管技术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成果 |
（8）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导论 |
| 1.1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法律协调概述 |
| 1.1.1 两岸四地经贸交往的法律调整与协调实践 |
| 1.1.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含义界定 |
| 1.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研究文献述评 |
| 1.3.1 内地研究文献述评 |
| 1.3.2 港澳台及海外研究文献述评 |
| 1.3.3 研究文献综合评价 |
| 1.4 研究方法与文章的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文章的结构安排 第2章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制度安排 |
| 2.1 两岸四地法律协调的现状及其模式分析 |
| 2.1.1 区际私法的协调模式 |
| 2.1.2 各方自身调整的协调模式 |
| 2.1.3“项目”合作的协调模式 |
| 2.1.4 通过参与国际规则的协调模式 |
| 2.1.5 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协调模式 |
| 2.1.6 不同法律协调模式对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影响 |
| 2.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制度化表现 |
| 2.2.1 作为法律协调机制的两岸四地经济合作规则 |
| 2.2.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基础性规则 |
| 2.2.3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派生性规则 |
| 2.3 体系性视角下合作规则的法律表征分析 |
| 2.3.1 实在法的体系性及其理论释评 |
| 2.3.2 合作规则体系性中的规则结构分析 |
| 2.3.3 合作规则体系性中的效力层次分析 |
| 2.3.4 合作规则体系性中的内容调整分析 |
| 2.4 合作规则的分析法学意义：一种新的法律规则体系 第3章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机制运作 |
| 3.1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规则的创制分析 |
| 3.1.1 合作规则的缔结主体分析 |
| 3.1.2 合作规则的创制依据分析 |
| 3.1.3 合作规则的变动机制分析 |
| 3.1.4 合作规则的解释机制分析 |
| 3.1.5 小结 |
| 3.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规则的适用分析 |
| 3.2.1 合作规则的适用机制：“规则”导向还是“权力”导向？ |
| 3.2.2“权力”导向适用机制的功能表现 |
| 3.2.3 合作规则适用机制与既有法律制度适用机制的关系 |
| 3.3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规则的执行监督分析 |
| 3.3.1 组织视角下合作规则执行监督机制的表现 |
| 3.3.2 执行监督机制对创制机制与适用机制的协调 |
| 3.3.3 四地经贸主管部门在合作规则执行监督机制中的作用 |
| 3.4 合作规则的创制与运行：在“规则确立”与“规则实践”之间 |
| 3.4.1 合作规则的创制：法律协调的“规则确立” |
| 3.4.2 合作规则的运行：法律协调的“规则实践” |
| 3.4.3 法律协调“规则确立”与“规则实践”关系的互动与平衡 第4章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对既有法律制度的影响 |
| 4.1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对四地法律制度的影响 |
| 4.1.1 跨越两岸四地的开放性经贸规则体系 |
| 4.1.2 合作规则与四地法律制度间的竞争性分析 |
| 4.1.3 两岸四地法律制度对合作规则的转化 |
| 4.1.4 法律资源供给的一体化调配：由“分散”到“整合” |
| 4.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对WTO规则的影响 |
| 4.2.1 作为客观连结纽带的WTO规则 |
| 4.2.2 WTO规则对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影响及不足 |
| 4.2.3 合作规则在WTO规则下的协调创新表现 |
| 4.2.4 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性法律机制：法制创新与发展的动力 |
| 4.3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对既有法律制度影响的效果分析 |
| 4.3.1 法律目标的趋同化 |
| 4.3.2 法律规则的公平化 |
| 4.3.3 法律交往的紧密化 第5章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功能分析 |
| 5.1 经贸秩序的确认维护功能 |
| 5.1.1 对四地经贸交往秩序的确认 |
| 5.1.2 对四地经贸交往秩序的维护 |
| 5.2 制度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 |
| 5.2.1 作为制度资源的“法律市场” |
| 5.2.2 制度资源优化的现实需求 |
| 5.3 法律规则的创新沟通功能 |
| 5.3.1 法律演进与规则创新 |
| 5.3.2 合作规则的创新沟通功能 |
| 5.4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协同功能 |
| 5.4.1 四地各方对经贸交往法律调整的协同局限 |
| 5.4.2 合作规则对四地经贸交往法律规制的协调 |
| 5.5 区域性环境中的法律发展功能 |
| 5.5.1 合作规则发展的区域性基础 |
| 5.5.2 合作规则发展的区域性主导功能 |
| 5.6 小结 第6章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机制的多重属性 |
| 6.1 国内法上四地政府间的经贸行政协议 |
| 6.1.1“一国两制”、“一个中国”的国内法符号 |
| 6.1.2 国内法上行政协议的考察与分析 |
| 6.1.3 作为经贸行政协议的合作规则 |
| 6.2 WTO规则下成员间区域贸易协议 |
| 6.2.1 缔结主体在WTO规则下的法律地位 |
| 6.2.2 合作规则法律效力的国际法约束力 |
| 6.3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规则 |
| 6.3.1 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制度表现 |
| 6.3.2 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协调的目标 |
| 6.3.3 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协调的落实机制 |
| 6.4 作为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基础性规范 |
| 6.4.1 不同视角下基础性规范的理论表现 |
| 6.4.2 合作规则在四地经济合作中的基础性规范属性 |
| 6.5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规则多重属性的原因分析 |
| 6.5.1 全球化对合作规则法律性质的影响 |
| 6.5.2 对合作规则国际法性质的进一步反思 第7章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未来发展：反思与建设 |
| 7.1 影响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未来发展的因素 |
| 7.1.1 经贸交往需求的因素 |
| 7.1.2 社会保障基础的因素 |
| 7.1.3 政治关系环境的因素 |
| 7.2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未来发展的目标定位 |
| 7.3 两岸四地整体性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制度性安排 |
| 7.3.1 整体性经济合作的法律协调 |
| 7.3.2 整体性与经济相关方面合作的法律协调 |
| 7.4 两岸四地整体性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组织化建设 |
| 7.4.1 法律协调的组织化建设与效率 |
| 7.4.2 法律协调的组织化建设与正当性 第8章 结论 |
| 8.1 法律协调机制的存在：由“制度安排”到“规则体系”的完善 |
| 8.2 法律协调机制的效果：由“法律共存”到“法律合作”的转变 |
| 8.3 法律协调机制的发展：迈向两岸四地经济合作的“共同体规则” 参考文献 致谢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WTO规则视角下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问题 |
| 1.1.3 研究的意义 |
| 1.2 基本概念、范畴的界定 |
| 1.2.1 农业国内支持 |
| 1.2.2 农业国内支持措施及其类型 |
| 1.2.3 WTO农业国内支持规则 |
| 1.2.4 农业国内支持的归箱与通报 |
| 1.2.5 黄箱微量允许与黄箱综合支持量（AMS） |
| 1.2.6 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内容结构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贡献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本文贡献 |
| 1.4.3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贸易扭曲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政策 |
| 2.1.2 自由贸易理论与农业国内支持规制 |
| 2.1.3 WTO农业国内支持措施归箱理论 |
| 2.1.4 黄箱综合支持量（AMS）测度的理论模型与方法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对主要成员农业国内支持通报合规性的有关分析 |
| 2.2.2 对美国重要支持措施归箱分类问题的相关讨论 |
| 2.2.3 对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与新一轮WTO农业谈判的相关研究 |
| 2.2.4 对现有研究的简要总结与评述 |
| 2.3 本文分析框架 |
| 第3章 WTO农业国内支持合规性评价的规则与方法 |
| 3.1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与农业国内补贴 |
| 3.1.1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中的一般补贴纪律 |
| 3.1.2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与《农业协定》的关系 |
| 3.1.3 《补贴与反补贴协定》对农业国内补贴的适用 |
| 3.2 《农业协定》对农业国内支持的规制 |
| 3.2.1 “分箱而治”的纪律 |
| 3.2.2 “和平条款”下的国内支持：适当克制原则 |
| 3.2.3 通报与审议规则 |
| 3.3 新一轮农业国内支持削减方案：《农业减让模式草案（第四稿）》 |
| 3.3.1 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总量（OTDS）分层削减方案 |
| 3.3.2 黄箱微量允许标准和TAMS分层削减 |
| 3.3.3 对特定产品AMS封顶 |
| 3.3.4 “新蓝箱”及“蓝箱”封顶 |
| 3.4 评价农业国内支持合规性的步骤与方法 |
| 3.4.1 基于现行规则的农业国内支持合规性评价 |
| 3.4.2 基于新一轮国内支持削减方案的农业国内支持合规性预估 |
| 第4章 美国主要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演变及重要措施分析 |
| 4.1 美国主要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演变的历史脉络 |
| 4.1.1 《农业协定》生效之前的政策回顾 |
| 4.1.2 《农业协定》生效以来的政策改革调整 |
| 4.2 主要支持措施分析 |
| 4.2.1 无追索权贷款、营销援助贷款、贷款差额补贴和贷款贴息 |
| 4.2.2 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和固定直接补贴 |
| 4.2.3 反周期补贴（CCP）和价格损失保障补贴（PLC） |
| 4.2.4 平均作物收入补贴（ACRE）与农业风险保障补贴（ARC） |
| 4.2.5 农作物保险及其财政补贴 |
| 4.2.6 其他重要产品专项支持措施 |
| 4.3 美国主要农产品支持措施改革调整的特征 |
| 4.3.1 政策选择趋于多样化，各种政策之间组合衔接更加紧密 |
| 4.3.2 政策手段市场化，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促进农业竞争力提升 |
| 4.3.3 政策设计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差额补贴和保险成为最主要手段 |
| 4.3.4 补贴呈现出与价格或收入挂钩与生产“脱钩”的“半脱钩化”特征 |
| 第5章 合规性分析（一）：基于美国通报数据的观测 |
| 5.1 通报义务的执行问题：部分年份通报滞后 |
| 5.2 通报数据显示的农业支持水平及其结构变化 |
| 5.2.1 总体支持水平与结构变化 |
| 5.2.2 绿箱支持水平与结构变化 |
| 5.2.3 黄箱支持水平与结构变化 |
| 5.2.4 主要产品的AMS及其支持水平变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合规性分析（二）：具体支持措施的通报问题 |
| 6.1 美国通报的主要措施 |
| 6.1.1 通报的主要绿箱支持措施 |
| 6.1.2 通报的主要黄箱支持措施 |
| 6.2 主要支持措施通报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 6.2.1 按照脱钩收入补贴通报的PFCP和FDP并不完全符合绿箱标准和条件 |
| 6.2.2 按照“非特定”通报的反周期补贴（CCP）不完全和特定产品生产脱钩 |
| 6.2.3 农作物保险补贴的通报归箱错误且金额不足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合规性分析（三）：不合规通报修正后的AMS测算与违规案例 |
| 7.1 不合规通报的修正方案 |
| 7.2 不合规通报修正后的TAMS测算 |
| 7.2.1 按照第一种修正方案测算 |
| 7.2.2 按照第二种修正方案测算 |
| 7.2.3 按照第三种修正方案测算 |
| 7.2.4 三种修正方案测算结果小结 |
| 7.3 美国农业国内支持违反WTO规则的例证 |
| 7.3.1 巴西诉美国棉花补贴案 |
| 7.3.2 加拿大和巴西诉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案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合规性分析（四）：新一轮农业国内支持削减方案下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及其影响 |
| 8.1 新一轮农业国内支持削减方案下美国的削减目标 |
| 8.1.1 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总量（OTDS） |
| 8.1.2 微量允许标准和TAMS约束水平 |
| 8.1.3 特定产品AMS封顶水平 |
| 8.1.4 棉花综合支持量削减方案 |
| 8.1.5“蓝箱”标准和纪律改革方案 |
| 8.2 新一轮农业国内支持削减方案下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基于历史数据的模拟 |
| 8.2.1 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总量削减：模拟结果及其影响 |
| 8.2.2 2.5%微量允许标准下的TAMS削减：模拟结果及其影响 |
| 8.2.3 特定产品AMS封顶：模拟结果及其影响 |
| 8.2.4 蓝箱支持总量封顶：模拟结果及其影响 |
| 8.3 新一轮农业国内支持削减方案下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基于年农业法案的预估 |
| 8.3.1 《2014 年农业法案》下主要支持措施的“归箱”研判 |
| 8.3.2 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总额（OTDS）：估计结果及其影响 |
| 8.3.3 2.5%微量允许标准下的TAMS：估计结果及其影响 |
| 8.3.4 棉花综合支持量：估计结果及其影响 |
| 8.4 美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对新一轮农业谈判的影响 |
| 8.4.1 美国现行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不能满足新一轮农业谈判的要求 |
| 8.4.2 特朗普执政下美国农业支持政策走向及其对后巴厘农业谈判的影响 |
| 第9章 主要结论与启示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1.1 美国主要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改革调整的路径特征 |
| 9.1.2 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及其规避WTO规则的策略 |
| 9.1.3 美国农业国内支持对WTO新一轮农业谈判的影响 |
| 9.2 对中国的启示 |
| 9.2.1 以提高竞争力为核心目标导向，坚定农产品国内支持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
| 9.2.2 具体措施的操作细节决定其归箱属性，政策设计要与WTO规则接轨 |
| 9.2.3 美国农业国内支持不完全符合WTO规则，应加强对其重点农产品的反补贴调查 |
| 9.2.4 现行WTO农业规则是不公平的，中国应积极推动重塑更公平的WTO农业规则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科研情况 |
| 博士论文致谢 |
（10）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化产业补贴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文化产业补贴界定 |
| 一、文化产业 |
| 二、补贴 |
| 三、文化产业补贴的原因 |
| 第二节 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渊源 |
| 一、国际文化法渊源 |
| 二、国际贸易法渊源 |
| 三、国际人权法渊源 |
| 第三节 文化产业补贴的相关国际法问题 |
| 一、文化产品的定性 |
| 二、文化产业合法补贴的条件 |
| 三、文化产业补贴的例外规则 |
| 四、文化产业补贴规则的冲突及其解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文化产品的定性 |
| 第一节 文化产品定性问题的提出 |
| 一、文化产品定性的争议 |
| 二、文化产品定性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文化产品定性的标准 |
| 一、定性的一般标准 |
| 二、文化产品定性的标准 |
| 三、文化产品定性适用一般标准的评述 |
| 第三节 文化产品定性对规则适用的影响 |
| 一、GATT与GATS的重叠适用 |
| 二、重叠适用引发的解释问题 |
| 三、对重叠适用的评述 |
| 第四节 文化产品定性的反思 |
| 一、文化产品定性争议的分析 |
| 二、文化产品定性问题的改进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文化产业补贴的合法性 |
| 第一节 文化产业货物贸易补贴 |
| 一、文化产业补贴的认定 |
| 二、补贴的类型与文化产业补贴 |
| 三、GATT国民待遇原则与文化产业补贴 |
| 四、GATT最惠国待遇原则与文化产业补贴 |
| 第二节 文化产业服务贸易补贴 |
| 一、服务贸易补贴规范与文化产业 |
| 二、GATS国民待遇原则与文化产业补贴 |
| 三、GATS最惠国待遇原则与文化产业补贴 |
| 第三节 文化产业合法补贴的条件 |
| 一、符合《文化多样性公约》规定的文化产业补贴 |
| 二、符合WTO规则的文化产业补贴条件 |
| 三、符合人权法要求的文化产业补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文化产业补贴的例外规则 |
| 第一节 文化产业例外 |
| 一、WTO规则中“文化例外”的提出和失败 |
| 二、USCFTA和NAFTA规则中的“文化产业例外” |
| 三、RTAs和FTAs中关于文化产业例外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贸易规则中的一般例外条款 |
| 一、文化产业与一般例外条款 |
| 二、公共道德例外条款的可适用性 |
| 三、国家珍宝例外的可适用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文化产业补贴相关规则的冲突及其解决 |
| 第一节 冲突的表现和实质 |
| 一、冲突的表现 |
| 二、冲突的实质及原因 |
| 三、冲突解决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争端解决管辖权的冲突与解决 |
| 一、国际争端解决管辖权冲突的协调方法 |
| 二、RTAS与WTO规则中的管辖权条款 |
| 三、WTO规则与《文化多样性公约》中的管辖权条款 |
| 第三节 法律规则的冲突与解决 |
| 一、冲突条款的方法 |
| 二、后法原则 |
| 三、特别法优先 |
| 四、法律解释的方法 |
| 五、协调合作的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际法视野下我国文化产业补贴制度的反思 |
| 第一节 我国文化产业补贴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
| 一、文化产业补贴制度的现状 |
| 二、文化产业补贴措施的定性问题 |
| 三、文化产业补贴的合法性问题 |
| 四、文化产业补贴的例外规则 |
| 第二节 我国文化产业补贴制度的完善建议 |
| 一、国际法层面的完善建议 |
| 二、国内法层面的完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表：我国文化产业补贴相关政策汇总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 |
| 二、英文文献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WTO规则框架下的我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建设（论文参考文献）
- [1]可再生能源补贴法律问题研究[D]. 刘滢泉.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3]多边贸易体制下出口信贷法律问题研究[D]. 张梦珂. 西北大学, 2020(09)
- [4]WTO渔业补贴制度研究[D]. 万会玲. 郑州大学, 2020(05)
- [5]金砖国家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比较研究[D]. 姜莉. 西南大学, 2020(01)
- [6]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改革研究 ——政策效应评估及制度改革方向选择[D]. 刘锐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环境税国际协调法律制度研究[D]. 邢文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8]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研究[D]. 谷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7(10)
- [9]WTO规则视角下美国农业国内支持的合规性研究[D]. 齐皓天. 华中农业大学, 2017(12)
- [10]文化产业补贴的国际法问题研究[D]. 樊婧. 武汉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