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羽绒制品进入“绿色”时代(论文文献综述)
杨丽[1](2021)在《B县农业电商发展中地方政府的履职状况、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发展农业电商是撬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更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农业电商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市场规模日益壮大,这既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红利的具体体现,也是利用数字经济提振乡村发展的重要布局。B县农业电商虽然起步较晚、发展滞后,但农业基础较好,地标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拥有产区优势,具有一定发展潜力。在目前政府主导的电商经济发展模式下,研究地方政府在农业电商发展中如何合理履职,以促进B县农业电商更好、更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和相关数据的分析,对近年来B县农业电商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履行的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再现了 B县政府如何在出台扶持政策、联合知名电商、加强宣传推介、引导打造特色、履行监管责任、推进信息进村入户等方面所取得的初步成效。在充分肯定已有成绩的同时,笔者深入剖析了 B县政府在农业电商发展中职能履行时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政策出台不及时、协调推进不到位、制度执行不彻底、资金保障不充足等问题,继而剖析了个中原因,主要表现为政府规划指引不力、协同联动缺失、监管力度不足、服务理念淡薄。最后,依据新公共服务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再结合B县县情实际,提出了促进政府在农业电商发展中合理履职的四点对策建议。一是加强政府宏观指导职能,完善政策体系,打造区域品牌;二是加强政府协调推进职能,加强部门联动,成立特色行业协会;三是加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强化对农业电商的行业监管,推动农产品标准体系建设;四是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培育农业电商专业人才,优化农产品物流体系。
王薇[2](2021)在《经济发展质量评价理论与方法及应用研究》文中认为
潘秋晨[3](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黄智[4](2021)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长期高于90%,为中国对外经济的持续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近几年的现实观察中,一些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制造业出口增长呈放缓趋势,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内容,其出口竞争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出口竞争力,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任务。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以下问题: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是否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贸环境中,如何科学地指导制造业提升出口竞争力,最终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明确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主要方法,并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围绕国际分工理论凝练本文理论脉络,梳理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总结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法,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夯实本文研究基础并拓展研究视角。第三章对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展开研究。本章从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概况入手,接着分析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特征和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面临高端产品竞争力不足、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第四章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算和分析。本章分别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测度中国制造业整体和细分行业两个层面的出口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竞争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近年整体质量竞争力处于停滞状态,且传统统计模式下放大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增加值贸易统计更适合当前国际分工的实际情况;细分制造业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演化趋势具有较大差异,但鲜有兼具规模和质量竞争力的行业,进一步证实了制造业的结构性问题;综上,中国制造业出口距离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第五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通过构建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创新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制造业行业数据通过面板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经济复杂度和两者的协同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六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本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两者共同影响下仍然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即加深垂直专业化水平可以抵消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冲击作用。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在总结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加快技术创新、深化国际分工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三个方面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整体而言,本文可能在以下两方面形成创新点。第一,理论层面的创新。本文在统一的研究范式下,对影响出口竞争力的诸多因素进行了综合研究。首先,本文着重突出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并构建理论机制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拓展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其次,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统筹于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分工深化和经贸环境变化之间的两难问题。第二,实践层面的创新。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变化趋势,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在拓展研究边际的同时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并基于全文多个结论,结合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等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脉络,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李晓峰[5](2021)在《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数字经济和信息消费的带动下,我国信息服务业规模稳步增长,步入稳中向好的发展阶段。在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26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7%,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3.3%;在2020年,其增加值达到38214亿元,同比增长16.9%,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达到3.76%。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产业中的软产业部分,是连接信息设备制造业和信息用户之间的中间产业。随着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不断渗透,信息服务业呈现服务网络化、应用平台化、软件服务化,产业融合化发展态势。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持续深化信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对实现传统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效益双提升,对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实现信息服务业供给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信息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效用,需要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信息服务业自身发展演变有何规律,包括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变特点以及信息服务业对其他产业供给和需求的演变特点;二是在我国现有技术条件下,作为信息服务业重要组成之一软件部分在总量以及细分行业生产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是否已然成为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实现价值增值;三是从产业关联角度,细分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推动和消耗拉动作用是否在不断增强;四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信息服务业如何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兴起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厘清信息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揭示其自身演化发展的特点。本文通过对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进行归纳总结,研究了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特点,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以及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二是以投入产出视角,研究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与三次产业以及国民经济细分部门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演变特征。在研究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趋势时,分别计算了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与消耗的分布概率、偏斜系数,构建了分配与消耗的洛伦兹曲线以及帕累托曲线,从而揭示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和消耗的演化特点。通过构建完全消耗累积-完全供给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分配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构建完全分配累积-完全消耗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消耗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产业波及分析,揭示了信息服务业及其子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演变规律。三是将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构建了劳动-传统资本-软件资本三要素两级嵌套标准化CES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在我国当前技术水平下,软件要素、传统资本要素以及劳动要素在总量生产函数以及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关系以及各自的贡献率。对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增长率与经济指标增长率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以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研究了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的占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构建总量生产函数时,采用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以及国家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分别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共23年时间跨度的总量、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了系统估算并验证了估算方法的合理性和估算结果的准确性。在进行CES生产函数参数估计时,分别采用了非线性局部优化、全局优化以及局部-全局优化相结合的迭代算法,提高了估算的准确性。在研究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其发展的影响时,对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完整披露软件资产情况且披露数据呈平稳序列的539家上市公司的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利润收入比增长率以及增加值增长率等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而后,以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探讨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占比的范围以及占比的增长率对细分部门发展的影响。四是以产业关联理论为指导,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探析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前向推动和后向拉动作用的变化趋势,测算了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在细分部门中间需求中占比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在细分部门中间供给中占比的变化趋势,从而更加准确的揭示了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发展特点。五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编制了 2017年宏观SAM和对应的39部门微观SAM。在对当前国内和国际形势进行细致分析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指导,以前四个部分研究成果为基础,引入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构建了以劳动要素、传统资本要素和软件要素作为初始投入的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分别模拟了人民币贬值2.59%,出口受挫(国际商品价格下降5%),资本要素价格上涨5%,劳动要素价格上涨5%等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对信息服务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等政策冲击单独以及复合叠加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市场供需、进出口、生产要素需求、居民收入、居民福利、企业收入以及政府收入等指标的影响并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探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发展信息服务产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的建立,将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引入模型,量化了各部门在经济约束范围内最优化行为。通过对信息服务产业政策的模拟,探明信息服务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为信息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理论指导。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一是信息服务业是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也是信息技术持续进步的重要推手。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呈现明显的互动关系,即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信息服务新业态的涌现,而信息服务新业态的广泛渗透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并催生出新的信息技术需求。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以及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总量均呈增长趋势,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在三种信息服务业态中均呈增长趋势。科技型信息服务业与生产型信息服务业在信息服务业中的占比呈增加趋势,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即信息传输服务业占比在逐渐降低,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在逐渐提高。与科技型信息服务业和生产型信息服务业相比,我国消费型信息服务业规模相对较小且消费类型主要以信息传输服务为主。消费型信息服务主要供给对象为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规模较低。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等业务正在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相关增值服务迁移,依托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服务业态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第三产业在信息服务业总供给和总消耗中所占份额显着增加。信息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间接经济联系更紧密,而与第三产业主要以直接经济联系为主。信息服务业具有非常强的内生增长性,其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对自身的直接消耗增长约5.5倍,完全消耗增长了约5.8倍。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存在不均等分配和不均等消耗且不均等程度在逐渐加大。由于间接分配和间接消耗的存在,信息服务业直接分配和直接消耗的不均等程度均高于完全分配和完全消耗的不均等程度。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分配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消耗累积的不同,而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消耗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供给累积的不同。在信息服务业的子行业中,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强而拉动作用不显着,属于强制约部门。三是采用本文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和国家统计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期间总量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估算结果更加合理准确。软件要素在总量和部分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提高了要素间的替代弹性,促进了要素资源高效合理流动,发挥了降本增效的作用。当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要素进入总量生产函数时,劳动要素与传统资本要素的替代弹性,技术效率参数以及规模报酬参数均提高。当软件要素与劳动要素进行合成时,将提高劳动要素的贡献率。在细分部门生产过程中,随着软件资产占比的不断提高,软件要素、劳动要素以及传统资本要素之间由不显着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显着替代关系,由弱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强替代关系。在539家上市公司中,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等经济指标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高达82.2%,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达到40.1%。数据挖掘分析结果表明: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经济的影响呈现“回归”特点。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高,将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上限,如果继续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过度投资”问题;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低,则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下限,如果不能及时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投资不足”问题。四是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均显着高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而由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效应较第三产业更强,从而缩小了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的差距。整体来看,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呈现逐渐加深趋势。五是人民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抑制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提高就业,但会造成物价上涨,存在通胀的风险。国际商品价格下降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促进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导致失业率提高,经济发展趋缓。资本要素价格上涨或劳动要素价格上涨均使生产成本上升,进而使国内总需求下降。细分部门因分属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要素间替代关系不同而呈现差异性变化趋势。对信息服务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或加大对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均对国民经济产生正向作用。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将通过“政府让利信息服务类企业”,进而惠及对信息服务高消耗类产业,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实施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的政策时,则通过提高信息服务业需求,进而带动信息服务业高消耗类企业发展,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劳动要素价格上涨或资本要素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者抵消因要素价格上涨而对经济产生的负向作用。
崔兴华[6](2020)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生产分工不断碎片化,经历了由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历程,这将引起全球产业体系的重构和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不断加深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等问题不断凸显,出口贸易和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不断增大。因此,在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以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提高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关键所在。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如何?围绕该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随后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实证方法分别从地区、行业、企业三个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最后,为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与绿色发展的“双赢”,探讨了两阶段绿色创新价值链的构建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来看,大部分工业行业处于初级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其中“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协调度最高;少数工业行业协调度较低,其中“医药制造业”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印刷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另外,从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来看,购买者驱动型行业的协调程度相对集中,主要处于初级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而生产者驱动型行业的协调度相对分散。(2)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不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实证结果显示,整体上,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能够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存在显着的地区内溢出效应,并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亦会对其他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即存在显着的地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具有显着的正向地区内溢出效应和地区间溢出效应,但中、西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仅显着促进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未对其他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3)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工业行业整体呈贸易隐含碳赤字,即出口贸易隐含碳大于进口贸易隐含碳,但单位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下降幅度大于单位进口贸易隐含碳的下降幅度,污染贸易条件正在逐渐改善。实证结果显示:基于前向关联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基于后向关联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的转换变量水平下,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不同。进一步,从不同层次的嵌入水平来看,浅层次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深层次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4)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途径之一,实证结果显示,外资流入对内资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并且正向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和滞后性。进一步,对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外资流入的影响效果不同,东部地区的外资流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显着,中、西部地区的外资流入对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另外,对于不同类型行业的企业,外资流入的影响效果也存在差异,与资源类和高耗能类行业相比,机械制造类和轻纺类企业的外资流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更为显着。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1)基于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和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拓展到空间维度,以避免低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真实影响;同时,随着网络技术信息的发展,空间相邻和地理距离的限制逐渐弱化,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了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流动所产生的空间溢出,并构建了综合静态空间因素和动态要素流动因素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以全方位的捕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2)采用前沿的全球多区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GMRIO)模型以及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与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不同,本文在测算出口隐含碳排放时充分考虑进口中间品和国产中间品的异质性,在测算进口隐含碳排放时充分考虑进口品的中间投入结构和污染排放两种系数的异质性,使测算结果更为准确;同时根据中间品在国家之间的流转次数,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分为浅层次简单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和深层次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更加清晰的揭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3)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拓展到微观企业层面。本文在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考虑非期望产出,基于尽可能细分的四位行业代码划分生产前沿面,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和ML指数测算了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基于“拟自然实验”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与双重差分法(DID)相结合,有效识别了外资流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净效应。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结论是对前文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研究的有效补充,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研究。
韩俊杰[7](2020)在《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地。新疆的特色灌溉农业、绿洲农业,成为新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基础,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对带动就业、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现全面小康、助力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囿于多种原因的限制,新疆农产品加工业始终处于加工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的状态。因此,推动农产品加工业深加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成为“十三五”期间新疆自治区政府的重点扶持和优先发展对象。基于相关文献资料,结合理论分析与实际考察、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本文围绕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路径展开研究。首先,明确本文研究对象为新疆12个农产品加工业细分行业后,分析了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从生产增值能力、加工转化能力和盈利能力分析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力量,从原料供给规模、市场需求规模和政策支持力度三方面分析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外部条件;其次,研究了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状况。在描述新疆农产品加工业产业组织模式、地理分布和产业规模的发展基础上,从科技创新、低能耗生产、品牌建设三方面整体上剖析新疆农产品加工转型升级现状,并运用H-O模型从要素禀赋变化的角度实证检验了新疆农产品加工业各细分行业的转型升级阶段;之后,对不同阶段农产品加工业选取典型行业,构建SBM超效率静态模型和ML指数动态模型测评各阶段的转型升级效率;再次,分析不同阶段下制约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因素;最后针对不同阶段的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设计路径,并提出相应保障措施,以实现新疆农产品加工业的价值链攀升。通过以上考察和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新疆农产品加工业遵循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型升级路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段,大部分行业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过渡阶段,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等几个行业步入资本密集型阶段。(2)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不同转型升级阶段的重要行业进行效率测度,发现农产品加工业在各转型升级阶段目前主要存在规模小、技术投入不足、设备更新速度缓慢、生产要素利用能力较弱等问题。具体而言:静态效率结果表明新疆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型升级效率总体较低,且行业资源利用能力与行业所处转型升级阶段并无正相关关系。所有行业中,食品制造业的静态效率值最低,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的技术研发投入低,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含ML指数的动态效率测度结果表明,2010年是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ML指数)的分异节点:新疆农产品加工业ML指数整体上在2010年之后的波动幅度较大,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交替成为ML指数变化的主要原因。处于劳动密集型阶段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过渡阶段的行业中,纺织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最低。处于资本密集型阶段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波动明显。(3)通过分析制约新疆农产品加工业的外部因素,发现金融支持、集聚程度、财税支持政策是影响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
张竞超[8](2020)在《山西煤炭去产能的经济及社会效应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山西是我国的煤炭资源大省,以其丰富的煤炭资源形成了以煤为主的典型资源型经济,煤炭在其产业结构和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对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波动强度大和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为改变山西“一煤独大”、“因煤而兴、因煤而困”的局面,山西省政府于2017年12月制定出台了《山西打造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行动方案》。2019年5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由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征,使得推进能源革命、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其核心在于合理控制煤炭产业规模。根据过去几年煤炭去产能的经验来看,削减过剩产能在带来正面效用的同时也造成了相应的负面影响。然而,尚未有研究成果针对山西煤炭去产能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进行量化分析,正如本文将要揭示的结论,不同的去产能力度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削减煤炭产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本文基于2012年山西42部门投入产出表构建了投入产出模型,在对煤炭产业进行产业关联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差异化的多情景分析,比较了不同力度的去产能政策对山西各产业部门产出、就业、碳排放的影响。此外,通过构建9区域30部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山西、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内蒙、国内其他省区区域间的产业联系,并测度了山西煤炭去产能对北京、天津、河北等七省区产出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表明:(1)山西煤炭产业对重工业各部门的波及效应普遍较高,煤炭去产能既有助于淘汰煤炭过剩产能,又有利于扭转山西工业结构不断重型化的趋势。(2)在山西煤炭去产能过程中,不仅会在煤炭部门造成较大的直接就业损失,还会通过中间投入拉动影响对非煤产业带来间接就业损失。不同煤炭去产能情景下产生的总失业人数超过煤炭产业失业人数的两倍。(3)山西煤炭去产能有助于促进降低山西能源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但当去产能力度较弱时,难以实现能耗水平和碳排放的大幅下降。(4)通过对构建的三种去产能情景对比分析煤炭去产能对产出、就业、污染物排放造成的影响,发现情景一(产能去化政策)适合以保证经济稳定为主缓慢调整煤炭生产结构的目标。情景三(减量化生产政策)适合以牺牲经济产出、就业、环境为代价而实现煤炭生产结构调整的目标。情景二(模拟政策)则能相对较好地兼顾煤炭生产结构优化升级和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两大发展目标。(5)通过测度煤炭去产能的溢出效应,发现:(1)山西对周边省区的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对河北、河南的溢出效应最高,对天津、陕西的溢出效应较低;(2)山西省对周边省区的溢出效应多集中于技术密集型的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3)引入规模效应测度了情景二(减量化生产政策)下山西煤炭去产能对各区域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河北、河南、内蒙为总产出下降规模最大的三个省份,其总产出分别减少41.20亿元、23.36亿元以及15.89亿元。此外,山西煤炭去产能所引致的周边省份总产出下降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对各省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各省区的优势主导产业。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投入产出模型,从部门层次分析煤炭去产能造成的影响。相较于现有大多数从宏观角度分析去产能造成影响的研究,从部门角度出发可以对去产能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产出、就业造成的影响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有助于政府发现除煤炭部门外受去产能政策影响较大的部门并加以扶持,进而减轻去产能造成的经济波动;二是通过构建不同去产能力度的三个情景来量化分析不同煤炭去产能情景下所造成影响,可为政府制定去产能政策提供一定决策参考。
陈丹[9](2019)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年均GDP增速近10%、人均GDP增速约9%的高速增长“奇迹”。从产业结构的发展程度上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显着提升,工业发展进入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12.2%上升至2017年的44.9%,超过第一、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吸收就业的主力军。然而,随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逐渐消失,加之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短期波动和中长期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明显的放缓态势,2011年我国经济结束了10%的高速增长速度,转而进入增速换挡期。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首次将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判定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针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判断。本文以新时代为背景,围绕“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这一主题开展研究,全文共八章,主要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包括第1章绪论、第2章国内外文献综述和第3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本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及产业结构相关概念、演进规律等,并在前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新路径、新方式和新方向,构建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为后文的研究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包括第4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和第5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本部分全面深入的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揭示了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为后文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奠定基础。第三部分是本文计量分析部分,为第6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本部分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使用计量模型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进行了更加深入、科学的研究和选择,即是对前文理论部分的论证,也是后续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的重要依据。第四部分是经验借鉴部分,为第7章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本部分主要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主要典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在金融危机后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为应对本国经济疲软所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目的是通过借鉴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先进经验,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第五部分是本文对策建议部分,为第8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旨在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是本文的结论所在。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以工业化为核心,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问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充分的问题。(2)面对新环境、新发展理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有了新的目标,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三产融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3)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满足产业结构调整新要求、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新目标,要有新路径和新方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4)主导产业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将制造业,尤其是智能制造业作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产业。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从经济学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解读,并在现有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路径、新方式、新方向。(2)基于新时代的研究背景,通过全面、深入的分析我国三次产业间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揭示出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的新趋势。(3)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和方向进行分析,清晰的界定目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和市场应该扮演的角色,选择出现阶段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导产业。
那振芳[10](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指出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二、羽绒制品进入“绿色”时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羽绒制品进入“绿色”时代(论文提纲范文)
(1)B县农业电商发展中地方政府的履职状况、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研究内容 |
1.2.1 研究方法 |
1.2.2 技术路线 |
1.2.3 研究内容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农业电子商务 |
2.1.2 政府职能 |
2.2 理论基础 |
2.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2.2.2 交易成本理论 |
第3章 B县农业电商发展中政府职能履行的基本现状 |
3.1 B县农业电商发展现状 |
3.1.1 农业资源 |
3.1.2 产品品牌 |
3.1.3 电商规模 |
3.1.4 基础设施 |
3.2 B县政府农业电商职能履行现状 |
3.2.1 出台了扶持政策 |
3.2.2 联合了知名电商 |
3.2.3 加强了宣传推介 |
3.2.4 引导了特色打造 |
3.2.5 履行了监管责任 |
3.2.6 推进了信息进村入户 |
第4章 B县政府在农业电商发展中职能履行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4.1 政府在农业电商发展中职能履行时存在的问题 |
4.1.1 政策出台不及时 |
4.1.2 协调推进不到位 |
4.1.3 制度执行不彻底 |
4.1.4 资金保障不充足 |
4.2 政府在农业电商发展中职能履行时所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
4.2.1 政府规划指引不力 |
4.2.2 政府协调联动缺失 |
4.2.3 政府监管力度不足 |
4.2.4 政府服务理念淡薄 |
第5章 国内外政府推动农业电商发展的经验借鉴 |
5.1 国内的经验 |
5.1.1 沭阳县政府推动农业电商发展的经验 |
5.1.2 淮安市政府推动农业电商发展的经验 |
5.2 国外的经验 |
5.2.1 美国模式 |
5.2.2 日本模式 |
5.3 国内外经验的启示 |
第6章 促进政府在农业电商发展中合理履职的对策建议 |
6.1 加强政府宏观指导职能 |
6.1.1 完善政策体系 |
6.1.2 打造区域品牌 |
6.2 加强政府协调推进职能 |
6.2.1 加强部门联动 |
6.2.2 成立特色行业协会 |
6.3 加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 |
6.3.1 强化对农业电商的行业监管 |
6.3.2 推动农产品标准体系建设 |
6.4 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
6.4.1 培育农业电商专业人才 |
6.4.2 优化农产品物流体系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现实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7.3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致谢 |
(4)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 |
1.2.1 研究范式 |
1.2.2 研究内容 |
1.2.3 研究方法 |
1.3 概念界定 |
1.3.1 高质量发展 |
1.3.2 制造业及制造业出口 |
1.3.3 出口竞争力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综述 |
2.1 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2.1.1 古典贸易理论 |
2.1.2 新古典理论 |
2.1.3 新贸易理论 |
2.1.4 竞争优势理论 |
2.2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2.2.1 直接影响因素 |
2.2.2 间接影响因素 |
2.3 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式及相关应用研究 |
2.3.1 规模竞争力测度指标 |
2.3.2 质量竞争力测度指标 |
2.4 中国制造业发展相关研究综述 |
2.4.1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的研究 |
2.4.2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的研究 |
2.4.3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的研究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研究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概况 |
3.1.1 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
3.1.2 中国制造业现实特征 |
3.2 中国制造业出口现状 |
3.2.1 中国制造业出口总体情况 |
3.2.2 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 |
3.2.3 制造业国际市场份额 |
3.3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 |
3.3.1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冲击 |
3.3.2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贸易摩擦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度和评价 |
4.1 出口规模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4.1.1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4.1.2 贸易竞争力指数 |
4.2 出口质量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4.2.1 出口技术复杂度 |
4.2.2 垂直专业化指数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经济复杂度、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5.1 经济复杂度的测算与评价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2.1 技术创新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5.2.2 经济复杂度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5.2.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5.3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5.3.1 实证模型构建 |
5.3.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5.4 实证分析 |
5.4.1 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5.4.2 中介效应的检验 |
5.4.3 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6.1.2 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6.1.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6.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6.2.1 实证模型构建 |
6.2.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6.3 实证分析 |
6.3.1 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
6.3.2 面板模型的选择和回归 |
6.3.3 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未来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以加快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 |
7.2.2 高质量深化国际分工以形成制造业国内国际“良性循环” |
7.2.3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制造业创造高质量的国际发展环境 |
7.3 研究创新和未来展望 |
7.3.1 研究创新 |
7.3.2 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件1 本文行业分类、中国工业行业分类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照表 |
附件2 2019 年中国、美国、日本产品国际市场份额(按HS1992 分类) |
附件3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
附件4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TC) |
附件5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PRODY) |
附件6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垂直专业化指数(VSS) |
附件7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5)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对象和关键概念说明 |
1.3.1 研究对象 |
1.3.2 关键概念说明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思路 |
1.5 研究方法 |
1.5.1 资本要素估计 |
1.5.2 替代弹性估计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2.1.1 信息化社会理论 |
2.1.2 产业关联理论 |
2.1.3 生产要素理论 |
2.1.4 一般均衡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信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
2.2.2 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业互动发展 |
2.2.3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的相关研究 |
2.2.4 信息服务业CGE的相关研究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信息服务业态发展演变规律研究 |
3.1 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1.1 科技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1.2 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1.3 生产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2 信息服务业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 |
3.2.1 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的经济指标表征 |
3.2.2 信息服务业态内部结构演变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特征分析 |
4.1 信息服务业前向关联特征分析 |
4.1.1 信息服务业前向直接关联特征分析 |
4.1.2 信息服务业前向完全关联特征分析 |
4.1.3 信息服务业前向间接关联特征分析 |
4.2 信息服务业后向关联特征分析 |
4.2.1 信息服务业后向直接关联特征 |
4.2.2 信息服务业后向完全关联特征 |
4.2.3 信息服务业后向间接关联特征 |
4.3 信息服务业产业波及分析 |
4.3.1 推动力系数 |
4.3.2 影响力系数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信息的生产要素性质 |
5.1 资本存量估算研究 |
5.2 软件资产在总量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5.2.1 总量CES生产函数构建 |
5.2.2 总量CES生产函数数据 |
5.2.3 总量CES生产函数估算结果 |
5.3 软件资产在细分部门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5.3.1 细分部门CES生产函数构建 |
5.3.2 细分部门格兰杰因果检验 |
5.3.3 细分部门决策树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融合研究 |
6.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需求 |
6.1.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需求 |
6.1.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需求 |
6.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 |
6.2.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 |
6.2.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供给研究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信息服务业CGE模型构建和政策模拟 |
7.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与SAM编制 |
7.1.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 |
7.1.2 SAM编制 |
7.2 CGE系统搭建 |
7.2.1 生产模块 |
7.2.2 收入和需求模块 |
7.2.3 价格模块 |
7.2.4 国际贸易模块 |
7.2.5 均衡闭合模块 |
7.3 模拟方案设计和软件执行 |
7.3.1 国内外环境因素 |
7.3.2 模拟说明 |
7.3.3 经济形势模拟 |
7.3.4 产业政策模拟 |
7.3.5 复合模拟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存在的不足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附录D |
附录E |
附录F |
附录G |
附录H |
附录I |
附录J |
附录K |
附录L |
附录M |
附录O |
参考文献 |
(6)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入新阶段 |
1.1.2 经济新常态下绿色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 |
1.1.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日益成为焦点 |
1.2 选题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结构安排 |
1.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1.3.2 研究框架 |
1.4 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2.1 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研究 |
2.1.1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和治理模式 |
2.1.2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2.2 绿色发展相关研究 |
2.2.1 绿色发展的内涵 |
2.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2.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 |
2.3.1 国际贸易的生态环境效应分解 |
2.3.2 贸易隐含污染研究 |
2.3.3 国际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绿色发展的协调关系分析 |
3.1 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3.1.1 中国整体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3.1.2 中国各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度模型 |
3.2.1 模型的构建 |
3.2.2 综合指标体系构建 |
3.3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协调关系分析 |
3.3.1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分析 |
3.3.2 整体协调度时间序列分析 |
3.3.3 协调程度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
3.3.4 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下的协调度对比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 |
4.1 省级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4.2 省级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4.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4.3.1 影响机理分析 |
4.3.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以及数据说明 |
4.3.3 实证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
5.1 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5.2 工业行业贸易隐含碳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5.2.1 工业行业贸易隐含碳的测算 |
5.2.2 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5.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业行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5.3.1 理论机理分析 |
5.3.2 模型构建 |
5.3.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5.3.4 实证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FDI视角 |
6.1 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产业转移 |
6.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FDI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
6.3 全球价值链下FDI对企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1 实证模型的构建 |
6.3.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6.3.3 测算结果分析 |
6.3.4 实证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全球价值链下两阶段绿色创新价值链的建构 |
7.1 绿色创新价值链的理论基础 |
7.1.1 创新价值链理论 |
7.1.2 绿色创新理论 |
7.2 全球价值链下的绿色创新价值链构建 |
7.3 全球绿色创新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 |
7.3.1 创新补偿效应 |
7.3.2 节能减排效应 |
7.3.3 价值链升级效应 |
7.4 全球绿色创新价值链攀升战略 |
7.4.1 由被动嵌入向主动构建转变 |
7.4.2 构建差异化的地区嵌入模式 |
7.4.3 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下的攀升路径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总结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7)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动态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目标与方法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技术路线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农产品加工业 |
2.1.2 产业转型升级 |
2.1.3 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
2.2 产业转型升级理论 |
2.2.1 要素禀赋理论 |
2.2.2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2.2.3 产业转型的创新驱动理论 |
2.2.4 路径依赖理论 |
第三章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条件 |
3.1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内部条件 |
3.1.1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生产增值能力 |
3.1.2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加工转化能力 |
3.1.3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盈利能力 |
3.2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外部条件 |
3.2.1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生产的原料供给规模 |
3.2.2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 |
3.2.3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科技创新环境 |
3.2.4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 |
第四章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状况 |
4.1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状况 |
4.1.1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产业组织模式 |
4.1.2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空间分布格局 |
4.1.3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规模状况 |
4.2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现状 |
4.2.1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创新现状 |
4.2.2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低能耗生产现状 |
4.2.3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品牌建设现状 |
4.3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阶段分析 |
4.3.1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阶段的模型确定 |
4.3.2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要素密集度分析 |
4.3.3 基于要素密集度的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阶段划分 |
第五章 不同转型升级阶段的新疆农产品加工业效率评价 |
5.1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效率测评的指标构建原则 |
5.2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效率的指标构建与样本选择 |
5.3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
5.3.1 基于DEA-SBM的静态模型 |
5.3.2 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的动态模型 |
5.4 不同转型升级阶段的新疆农产品加工业效率测度结果及分析 |
5.4.1 不同转型升级阶段的新疆农产品加工业静态效率特征 |
5.4.2 不同转型升级阶段的新疆农产品加工业动态效率特征 |
5.5 不同转型升级阶段下新疆农产品加工业存在的问题 |
第六章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分析 |
6.1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实证方法的选择 |
6.2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6.2.1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模型的设定 |
6.2.2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变量说明 |
6.3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七章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路径设计与保障措施 |
7.1 不同转型阶段的新疆农产品加工业升级路径 |
7.1.1 劳动密集型阶段的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路径 |
7.1.2 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过渡阶段的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路径 |
7.1.3 资本密集型阶段的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路径 |
7.2 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路径实现的保障措施 |
7.2.1 建立健全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自主创新机制 |
7.2.2 大力实施新疆农产品加工品牌创建和市场营销工程 |
7.2.3 统筹配套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的政策保障体系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导师评阅表 |
(8)山西煤炭去产能的经济及社会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产能过剩成因的相关研究 |
1.2.2 过剩产能治理政策的相关研究 |
1.2.3 去产能政策造成影响的相关研究 |
1.2.4 区域间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 |
1.5 论文的基本结构 |
第2章 产业关联分析理论与方法 |
2.1 产业关联分析的理论基础 |
2.2 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
2.2.1 投入产出表的含义 |
2.2.2 投入产出模型 |
2.3 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 |
2.3.1 区域间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计算 |
2.3.2 目标区域间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的计算 |
第3章 山西煤炭去产能的经济效应分析 |
3.1 山西煤炭去产能政策情景设计 |
3.2 山西煤炭产业的产业关联分析 |
3.3 山西煤炭去产能的波及效应实证研究 |
3.4 山西煤炭去产能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3.4.1 煤炭去产能对三大产业结构的影响 |
3.4.2 煤炭去产能对工业结构的影响 |
3.5 小结 |
第4章 山西煤炭去产能的就业效应分析 |
4.1 煤炭去产能对煤炭部门就业的影响 |
4.1.1 研究方法 |
4.1.2 煤炭部门就业现状 |
4.1.3 煤炭去产能对煤炭部门就业的影响 |
4.2 煤炭去产能对非煤产业就业的影响 |
4.3 煤炭去产能对山西省就业市场的影响 |
4.4 小结 |
第5章 山西煤炭去产能的减排效应分析 |
5.1 主要耗能产业和能耗系数的选取 |
5.2 主要耗能产业的节能减排效果分析 |
5.3 煤炭去产能的经济、就业、碳减排效应综合分析 |
5.3.1 指标构建 |
5.3.2 综合分析 |
5.4 小结 |
第6章 山西煤炭去产能的溢出效应分析 |
6.1 区域间产业关联度分析 |
6.2 区域间溢出效应分析 |
6.2.1 区域间溢出效应模型 |
6.2.2 山西煤炭去产能的区域间溢出效应分析 |
6.2.3 引入规模效应的实际测度 |
6.3 小结 |
结论、建议及展望 |
1、结论 |
2、对策与建议 |
3、研究不足与展望 |
附录 |
附录1 2012 年山西42部门投入产出表部门与编号的对应 |
附录2 情景二及情景三中各部门能源消费变动情况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9)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2 研究的意义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1.3 研究的方法 |
1.3.1 规范分析法 |
1.3.2 实证分析法 |
1.3.3 投入产出法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1.5.1 主要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产业结构界定 |
2.1.2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 |
2.1.3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选择 |
2.1.4 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测度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2.2.1 产业结构调整目标 |
2.2.2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 |
2.2.3 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 |
2.2.4 最优产业结构测算 |
2.2.5 主导产业选择 |
2.2.6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 |
2.2.7 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
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2.3.1 研究文献评价 |
2.3.2 本文拓展方向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 |
3.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概念 |
3.1.2 产业、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概念 |
3.2 产业结构调整一般理论 |
3.2.1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
3.2.2 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模式 |
3.2.3 产业结构调整的评价指标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
3.3.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论述 |
3.3.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 |
3.3.3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目标 |
3.3.4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径 |
3.3.5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式 |
3.3.6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向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
4.1 进入新时代前中国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4.1.1 改革开放前特殊的“工业化”阶段 |
4.1.2 改革开放后从纠正失衡到均衡发展阶段 |
4.1.3 本世纪以来重工业化阶段 |
4.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变化新趋势 |
4.2.1 产业产值结构逐渐实现高度化 |
4.2.2 产业要素配置结构日趋合理化 |
4.2.3 产业发展动力结构以技术创新为主 |
4.2.4 产业组织结构不断趋于优化 |
4.2.5 产业区域布局结构日渐协同化 |
4.3 当前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4.3.1 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的问题 |
4.3.2 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
5.1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5.1.1 第一产业结构现状 |
5.1.2 第一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5.1.3 第一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5.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5.2.1 第二产业结构现状 |
5.2.2 第二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5.2.3 第二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5.3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5.3.1 第三产业结构现状 |
5.3.2 第三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5.3.3 第三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 |
6.1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选择 |
6.1.1 变量的选取 |
6.1.2 模型的建立 |
6.1.3 实证分析 |
6.1.4 实证分析结论 |
6.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选择 |
6.2.1 模型的设定 |
6.2.2 数据的选取 |
6.2.3 影响力系数分析 |
6.2.4 感应度系数分析 |
6.2.5 赫希曼判别基准分析 |
6.2.6 实证分析结论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经验借鉴 |
7.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1.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1.2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2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2.1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2.2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3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3.1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3.2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4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7.4.1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7.4.2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 |
8.1 多措并举,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8.1.1 高度重视市场决定性作用 |
8.1.2 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 |
8.1.3 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8.2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
8.2.1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8.2.2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
8.2.3 加快农业创新驱动速度 |
8.2.4 促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 |
8.3 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机遇,推动工业向4.0 迈进 |
8.3.1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
8.3.2 积极化解产能过剩 |
8.3.3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
8.3.4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
8.4 以中国制造2025 为指引,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发展 |
8.4.1 政府全面统筹规划 |
8.4.2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
8.4.3 完善创新体系建设 |
8.4.4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
8.5 统筹协调,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
8.5.1 健全发展机制体制 |
8.5.2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
8.5.3 推动科技创新建设 |
8.5.4 实施一地一策方案 |
8.5.5 加大宣传力度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2.1.2 贸易摩擦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2.4 小结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3.4 小结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4.3 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5.3 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6.1.1 主要结论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羽绒制品进入“绿色”时代(论文参考文献)
- [1]B县农业电商发展中地方政府的履职状况、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D]. 杨丽. 扬州大学, 2021(09)
- [2]经济发展质量评价理论与方法及应用研究[D]. 王薇. 燕山大学, 2021
- [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D]. 黄智. 广西大学, 2021(12)
- [5]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D]. 李晓峰.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6]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D]. 崔兴华. 华侨大学, 2020(12)
- [7]新疆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D]. 韩俊杰.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8]山西煤炭去产能的经济及社会效应分析[D]. 张竞超.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9]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 陈丹. 辽宁大学, 2019(10)
- [10]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