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问题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黄璐瑶[1](2021)在《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是积累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生产性资本的重要基础,更是促进经济社会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数量、结构、组成方式都将对国民经济产生重要作用,正确认识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深层次作用具有非常意义。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国际局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格局。同时,全球共同应对疫情恢复经济的各项举措效果初显,世界局势正加速演变,全球波动加快,风险点显着增加,内循环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这一时代背景,对稳投资、增动能提出了更新的要求。面对新时代、新发展、新要求,必须要瞄准江西省经济发展动因,才能赶超发先进地区,实现排位跃进。但江西省经济现在仍主要表现为以单纯的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为主的传统“粗放式”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持续扩张,且步伐不断加大,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8.2%,高于GDP增速(3.8%)4.4个百分点。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如果资本形成过于注重野蛮的规模扩张,就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拉动,造成投资浪费。因此,需要对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通过研究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发展的特点,从中找到保持合理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对策方法,探索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实现高质量、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为江西省加速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投资结构提供对策参考和建议。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理论及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既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的状况,也使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证实并量化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定性分析方面,首先对固定资产投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其次,对经济增长现状进行分析(GDP总量、GDP增长率、人均GDP总量、人均GDP增长率);最后,根据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固定资产投资乘数、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投资弹性系数等指标分析对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定量分析部分采用了协整检验方法和长期均衡模型。首先,利用STATA统计分析软件对1990—2017年的数据绘制时间序列趋势图,从时间序列趋势图看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额有明显、稳定的长期趋势,且变化方向相同;然后,对数据中各个时间序列变量采用ADF单位根方法检验,综合分析其平稳性,并使用迹检验这种协整检验的方法对非平稳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其次,对两个变量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探讨两个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最后建立了协整方程和长期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江西省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上期的固定资产投入会引起本期地区GDP的相应增加。最后,通过分析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对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一是合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增加有效投资,提高投资质量,从依靠固定资产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为导向来拉动经济的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二是重点优化投资结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拓宽固定资产投资来源,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促进产业结构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为江西省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三是强化科技创新前瞻布局,持之以恒推进科技创新,牢固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发挥科技创新在江西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战略中的支撑作用。
张剑锋[2](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石赪岩[3](2021)在《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 ——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文中认为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由于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内投资对于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对国内投资产生何种影响?这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然而,针对对外直接投资究竟会对母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未形成共识。此外,仅有较少文献使用企业层级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并且相关影响机制的研究较浅显。因此,本文以中国为例,从理论和微观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并深入分析了相应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国内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的影响效果和机制分析的相关文献,在对其进行归纳与评述后得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之后阐述了本文的基点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理论,并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的假设。此后,本文分别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投资东道国两角度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挤入效应的五种可能的影响机制,分别为对外投资企业的生产率效应、出口效应,投资东道国的税收优惠和利润转移、内部融资、东道国政府清廉程度,并提出了三个关于影响机制的假设。之后,本文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与速度、区位、行业及主体分布,中国国内投资的规模、地区与行业分布这几方面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内投资的发展现状,并且计算了中国国内投资相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弹性。最后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在2001—2007年以及2010—2015年的匹配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PSM—DID)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机制,进行了匹配平衡性检验、安慰剂检验及置换检验以验证主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滞后分析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的长短期影响,并且通过分行业分析检验了采矿业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国内投资具有显着的挤入效应,从控制变量来看,企业的国内投资水平还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固定资产净值、员工人数、出口额正相关,与企业存续年限负相关;第二,区分长短期效应后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内能有效对中国企业国内投资水平产生挤入效应,但从长期来看,挤入效应不明显;第三,区分行业进行分析发现,采矿业和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均对自身在中国国内的投资产生了显着的挤入效应,其中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挤入效应作用程度更大;第四,从企业特性角度,对外投资企业能够通过提升出口量进而对自身在中国国内的投资产生挤入效应;从投资东道国角度,当投资东道国具有税收水平较低、融资便利程度较高、政府清廉程度较高的特质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更显着。基于以上结论,本论文从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和母国政府两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郑璇[4](2021)在《建筑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央政府通过施行供给侧改革、营改增等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为实体经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而投资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同时又是企业不断发展和创造的重要动力,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旨在围绕优化投资结构,合理降低投资门槛,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固定资产项目上提高投资能力,有效的增加有利投资,对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制造、服务品质的升级完善以及其他各方向的发展等方面的短板可以进行更好的补充,同时企业存在的“脱实向虚”倾向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抑制。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企业投资的重要部分,对企业生产效率、企业绩效、企业价值等方面都存在直接影响,而企业如何根据经济环境和政策的变化来调整内部的经营决策对管理者来说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5-2019年建筑企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基础,首先通过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对各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来探究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考虑企业绩效滞后效应可能存在的影响,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即采用系统GMM方法将企业绩效的滞后项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结合其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来深入探讨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1)我国建筑企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存量和增量对企业绩效存在显着且不同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存量表现为负向抑制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量则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2)在不同股权结构下,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在股权制衡企业中所表现出的影响程度要显着大于股权集中和股权分散企业,说明在股权制衡情况下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关系程度更高,企业内部股东相互制衡情况会使企业在面临市场环境和投资机会时减少盲目投资的可能性,提高投资效率;(3)实证结果验证了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比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表现更强,说明非国有企业需要不断的调整企业内部投资结构及资产占比才能够适应市场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环境的变动。针对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成果,本文分别从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出发,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从微观视角上来看:(1)合理分配固定资产存量,提高固定资产质量,鼓励企业结合企业当下的产能结构与分配比例,避免无效投资和不良资产的增加;(2)优化固定资产结构,适当增加固定资产增量,挖掘固定资产产能;(3)合理分配持股比例,促进股东多元化,利用价值捆绑方式使管理者与大股东之间产生利益趋同性,以减少利益冲突。从宏观视角上来看:(1)深化国有制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自主盈利能力和治理能力,引导并提升非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2)完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评价机制,提高政府决策水平;(3)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将政府原有的行政干预转变为辅助监管,从而引导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图[1]表[21]参[60]
吴业强[5](2021)在《中国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投资的过程是社会资本形成的过程。投资在国民经济不同部门、不同地域、不同行业间的比例分配不仅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投资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的产生。因此,投资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波动的重要原因,投资结构失衡成为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构成,使得以投资结构优化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2020年全国两会强调,要“让投资持续发挥效益”,“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进而明确释放了投资结构优化以及投资方向转型的信号,即要在推进新基建的过程中继续发挥传统基建的功能,在培育大型投资项目的过程中不能间断小型投资项目的开展,在短期加大投资力度的过程中始终注重长期的效益发挥、结果优化以及绿色发展。由此可见,在短期内,投资仍是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撑手段,但长期粗放式的投资方式导致投资结构的严重失衡,阻碍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不利于长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现阶段中国经济政策制定、体制机制改革与制度供给建设的挑战之一在于投资继续发挥促增长作用的同时防止投资结构的恶化。但已有研究文献不足以支撑也不能够满足现实需求,换言之,已有研究文献对不同维度投资结构的探讨尚不充分,研究结论存在分歧,且缺乏时代观点。基于此,论文从投资产业结构、投资来源结构、投资主体结构、投资用途结构四类典型的投资结构出发,分别构建相适应的数理模型或展开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一定有益结论。当然,投资结构的维度划分有多个角度或方法,论文结合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择取了其中具有系统重要性与广泛关联性的四类投资结构展开分析,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将对投资结构的更多侧面等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或讨论。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经济发展是经济质量、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综合反映。中国经济质量已发展至“合理区间”,但近年来已有所放缓。TV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经济质量处于“合理区间”时,经济质量的向下调整倾向与经济周期的“减速器效应”会对冲投资产业结构的“加速器效应”,且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间的负反馈循环会进一步抑制经济质量的提升。随着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脱钩”现象的改善,经济质量的向下调整倾向将得到抑制,稳定经济质量的政策成本将有所降低。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投资与非第三产业投资间已形成乘数效应。但2019年以来的经济稳增长压力仍将持续,需要以政策争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允许经济质量的暂时放缓以换取长期发展。(2)投资来源结构优化有利于防控投资失速与稳定经济增长,在当前阶段具有迫切现实意义。中国直接融资比重长期偏低且停滞不前,银行市场集中度又始终偏高。论文首先通过数理推导论证了金融结构失衡对投资来源结构的非线性影响,并基于数理模型与实证模型的一致性原则,采取转移概率具有时变特征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在投资来源结构恶化区制内,金融结构失衡程度的加深会进一步强化投资来源结构的恶化趋势,此时需要降低银行市场集中度,而在投资来源结构优化区制内,金融结构失衡程度的加深也不利于投资来源结构的优化持续,此时需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②投资来源结构波动存在自稳定器机制,有着震荡式熨平波动的自发倾向;③当“稳增长”的目标权重上升时,投资来源结构会出现恶化倾向,积极的经济政策也是导致投资需求过度依赖信贷的重要因素;④投资来源结构大幅波动易引发区制转移。因此,中国应在继续优化金融结构的基础上,重点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强化银行市场竞争性,促进投资来源结构多元化发展。(3)投资主体间的多元时变因果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充分揭示。新时代背景下,某一投资引导与调控政策往往只在某一时期发挥作用,因此,局部因果关系的存在性检验是必要的。论文基于多元时变因果关系模型发现:私人投资是投资主体结构的核心,投资主体结构由于缺乏负反馈机制而存在内在不稳定性;货币-财政政策工具变量均会对投资主体结构产生不同程度的调控作用,其中,财政支出扩张政策的调控作用是最全面的,且与数量型货币政策一起共同驱动了国有投资动态;经济-金融环境变化也会不同程度的引起投资主体结构发生变化,其中,国有投资活动脱离经济基本面的现象长期稳定存在,仅受到债券市场冲击的影响。因此,投资主体结构负反馈环的嵌入设计与国有投资与经济基本面协同发展的制度供给是新时代投资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4)长期的持续上涨使得房价水平处于绝对高位,其是否会受投资放缓的牵引而回落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IMS-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房价惯性长期稳定但基础脆弱。近期房价惯性的陡然骤升与房价增速的趋于平缓表明房价泡沫的被迫出清概率增加。从投资角度,TVEC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现阶段房地产投资已向上突破门限值,此时房价及其惯性的当期波动均仅受自身的前期偏离影响,其中,房价波动将平滑式收敛,而房价惯性波动将震荡式收敛,但缺乏确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作为靶向路径,收敛过程及新的均衡状态可能是低效率、高成本的。因此,现阶段的政策调控应致力于恢复房价及其惯性与投资及其结构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波动溢出机制,使得投资用途结构优化红利的释放成为房价平滑回落、惯性回归理性过程中的有力支撑,以政策换时间、以时间创空间,即以付出一定政策成本的代价延缓房价泡沫向临界点的逼近,最终通过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实现与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建立实现对房价泡沫的消化而非刺破。
许彦松[6](2021)在《B钢铁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对业绩影响研究》文中认为
王淑娟[7](2021)在《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文中指出不同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资由于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风险大等原因使得企业往往会遭受严重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是导致企业研发投资水平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体系作为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外部融资来源能够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尤其是新兴的数字金融更是为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开辟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然而,现实情况是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外部融资占比却逐年下降,内部融资占比逐年上升。那么,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究竟面临何种程度的融资约束呢?随着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起到了什么作用?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服务的有益补充,能否有效地缓解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呢?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已有研发投资和融资约束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的理论研究框架。从融资约束后果出发重新界定了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内涵,用企业实际研发投资支出与最优研发投资支出的偏离程度表示,偏离程度越大代表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就越高。接着,从资金供给侧与需求侧双重视角探讨了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基于金融功能理论,从“信息管理”、“融资来源”和“融资成本”三种路径阐释传统融资渠道和数字金融对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并描述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及其面临的融资的现实状况。接着,基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内涵及其形成机理,利用2008-2018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定量测度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及其动态变化趋势。在融资约束程度度量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欧拉方程实证检验传统融资渠道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和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和作用路径。此外,本文还通过理论和实证考察了企业异质性下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以及不同融资渠道对其缓解效果的差异性表现。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企业研发投资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程度且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且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国企业研发投资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融资约束,反映了企业实际的研发投资水平远低于最优投资水平,说明中国研发投资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传统融资渠道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主要通过企业内部融资、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得以实现,且内部融资对缓解融资约束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而债务融资不利于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表明中国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融资渠道来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而外部融资渠道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从中介效应的传导机制看,债务融资不利于通过“信息管理”和“融资成本”两种作用机制来缓解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相反股权融资发挥了积极的缓解作用,且主要是通过“融资成本”这一机制来实现的;(3)数字金融显着降低了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起到了积极的缓解作用,从中介效应机制看,数字金融通过“融资成本”和“信息管理”两条路径来缓解融资约束,但是“融资来源”中介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虽然提升了企业融资来源,但因债务融资会提高融资约束程度,导致数字金融通过扩展融资来源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作用被抵消。同时,从企业异质性看,不同融资渠道对不同类型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存在显着差异。本文的创新点为:(1)首次将研发投资资金需求这一视角加入,从资金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并就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进行了区分;(2)定量测度了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及其动态变化趋势。对比分析企业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和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大小,从而更深入和清晰地认识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问题;(3)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和中介机制,探讨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和优化作用,更全面地了解不同融资渠道对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为优化企业研发投资融资安排提供决策参考。
李晓峰[8](2021)在《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文中提出在数字经济和信息消费的带动下,我国信息服务业规模稳步增长,步入稳中向好的发展阶段。在2019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26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7%,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3.3%;在2020年,其增加值达到38214亿元,同比增长16.9%,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达到3.76%。信息服务业是信息产业中的软产业部分,是连接信息设备制造业和信息用户之间的中间产业。随着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不断渗透,信息服务业呈现服务网络化、应用平台化、软件服务化,产业融合化发展态势。不断提升信息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持续深化信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对实现传统产业结构优化,效率效益双提升,对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实现信息服务业供给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信息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效用,需要回答以下问题:一是信息服务业自身发展演变有何规律,包括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变特点以及信息服务业对其他产业供给和需求的演变特点;二是在我国现有技术条件下,作为信息服务业重要组成之一软件部分在总量以及细分行业生产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是否已然成为与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实现价值增值;三是从产业关联角度,细分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推动和消耗拉动作用是否在不断增强;四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信息服务业如何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兴起和发展的战略机遇,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厘清信息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揭示其自身演化发展的特点。本文通过对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进行归纳总结,研究了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特点,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以及科技型、生产型和消费型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发展特点。二是以投入产出视角,研究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与三次产业以及国民经济细分部门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演变特征。在研究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供给与需求的变化趋势时,分别计算了2007年至2018年期间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与消耗的分布概率、偏斜系数,构建了分配与消耗的洛伦兹曲线以及帕累托曲线,从而揭示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分配和消耗的演化特点。通过构建完全消耗累积-完全供给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分配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构建完全分配累积-完全消耗曲线探析了细分部门之间间接消耗存在差异的原因。通过产业波及分析,揭示了信息服务业及其子行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影响力演变规律。三是将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进行研究,构建了劳动-传统资本-软件资本三要素两级嵌套标准化CES生产函数模型,测算了在我国当前技术水平下,软件要素、传统资本要素以及劳动要素在总量生产函数以及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关系以及各自的贡献率。对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增长率与经济指标增长率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并以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研究了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的占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构建总量生产函数时,采用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以及国家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期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分别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共23年时间跨度的总量、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了系统估算并验证了估算方法的合理性和估算结果的准确性。在进行CES生产函数参数估计时,分别采用了非线性局部优化、全局优化以及局部-全局优化相结合的迭代算法,提高了估算的准确性。在研究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其发展的影响时,对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完整披露软件资产情况且披露数据呈平稳序列的539家上市公司的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利润收入比增长率以及增加值增长率等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而后,以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为目标函数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探讨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在经济指标中占比的范围以及占比的增长率对细分部门发展的影响。四是以产业关联理论为指导,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探析了 2007年至2018年期间三次产业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前向推动和后向拉动作用的变化趋势,测算了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在细分部门中间需求中占比以及细分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在细分部门中间供给中占比的变化趋势,从而更加准确的揭示了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发展特点。五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编制了 2017年宏观SAM和对应的39部门微观SAM。在对当前国内和国际形势进行细致分析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指导,以前四个部分研究成果为基础,引入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构建了以劳动要素、传统资本要素和软件要素作为初始投入的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分别模拟了人民币贬值2.59%,出口受挫(国际商品价格下降5%),资本要素价格上涨5%,劳动要素价格上涨5%等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对信息服务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等政策冲击单独以及复合叠加冲击对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市场供需、进出口、生产要素需求、居民收入、居民福利、企业收入以及政府收入等指标的影响并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探讨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下发展信息服务产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开放型信息服务业CGE模型的建立,将价格激励机制以及不完全替代关系引入模型,量化了各部门在经济约束范围内最优化行为。通过对信息服务产业政策的模拟,探明信息服务业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为信息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和理论指导。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一是信息服务业是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也是信息技术持续进步的重要推手。信息技术进步与信息服务新业态涌现呈现明显的互动关系,即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信息服务新业态的涌现,而信息服务新业态的广泛渗透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并催生出新的信息技术需求。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科技型、生产型以及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总量均呈增长趋势,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在三种信息服务业态中均呈增长趋势。科技型信息服务业与生产型信息服务业在信息服务业中的占比呈增加趋势,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即信息传输服务业占比在逐渐降低,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占比在逐渐提高。与科技型信息服务业和生产型信息服务业相比,我国消费型信息服务业规模相对较小且消费类型主要以信息传输服务为主。消费型信息服务主要供给对象为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消费规模较低。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电信、广播和卫星传输等业务正在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相关增值服务迁移,依托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服务业态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第三产业在信息服务业总供给和总消耗中所占份额显着增加。信息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间接经济联系更紧密,而与第三产业主要以直接经济联系为主。信息服务业具有非常强的内生增长性,其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对自身的直接消耗增长约5.5倍,完全消耗增长了约5.8倍。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存在不均等分配和不均等消耗且不均等程度在逐渐加大。由于间接分配和间接消耗的存在,信息服务业直接分配和直接消耗的不均等程度均高于完全分配和完全消耗的不均等程度。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分配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消耗累积的不同,而信息服务业对细分部门的间接消耗差异来源于细分部门完全供给累积的不同。在信息服务业的子行业中,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强而拉动作用不显着,属于强制约部门。三是采用本文构建的1995年至2002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和国家统计发布的2003年至2017年新增固定资产数据作为投资序列对我国1995年至2017年期间总量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估算结果更加合理准确。软件要素在总量和部分细分部门生产函数中提高了要素间的替代弹性,促进了要素资源高效合理流动,发挥了降本增效的作用。当软件资本存量作为独立要素进入总量生产函数时,劳动要素与传统资本要素的替代弹性,技术效率参数以及规模报酬参数均提高。当软件要素与劳动要素进行合成时,将提高劳动要素的贡献率。在细分部门生产过程中,随着软件资产占比的不断提高,软件要素、劳动要素以及传统资本要素之间由不显着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显着替代关系,由弱替代关系逐渐演变为强替代关系。在539家上市公司中,软件资产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等经济指标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高达82.2%,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比例达到40.1%。数据挖掘分析结果表明:细分部门软件资产占比对经济的影响呈现“回归”特点。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高,将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上限,如果继续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过度投资”问题;软件资产在营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中占比过低,则存在软件资产占比下限,如果不能及时追加对软件要素的投资,将会出现“投资不足”问题。四是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均显着高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和直接分配。而由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效应较第三产业更强,从而缩小了第三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与第二产业对信息服务业完全消耗的差距。整体来看,细分部门与信息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呈现逐渐加深趋势。五是人民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抑制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提高就业,但会造成物价上涨,存在通胀的风险。国际商品价格下降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总供给中的出口供给而促进了国内总需求中的进口需求,导致失业率提高,经济发展趋缓。资本要素价格上涨或劳动要素价格上涨均使生产成本上升,进而使国内总需求下降。细分部门因分属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要素间替代关系不同而呈现差异性变化趋势。对信息服务业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或加大对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均对国民经济产生正向作用。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将通过“政府让利信息服务类企业”,进而惠及对信息服务高消耗类产业,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实施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的政策时,则通过提高信息服务业需求,进而带动信息服务业高消耗类企业发展,最终促进整个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实现。在劳动要素价格上涨或资本要素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加大对信息服务业投资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或者抵消因要素价格上涨而对经济产生的负向作用。
华玉飞,逯进,杜通[9](2021)在《货币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影响:超调理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基于价格超调理论和托宾Q原理,全面解析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动态影响机制,发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仅会直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还会通过股票市场价格的超调效应影响托宾Q值,进而间接影响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我们进一步引入随机波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从时变角度测算了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价格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影响具有明显随机波动特征;在3个不同时点上分别施加货币政策冲击,股票市场价格超调效应都显着且其超调效应会进一步向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传导;通过不同提前期的冲击可知,货币政策在短期对股票市场价格有超调影响,在中期对其超调影响不显着,而长期对其不存在超调影响。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价格的超调影响随时间逐渐向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传递。
刘岩[10](2020)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历经四十多年的稳步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经济增长的宏观层面看,投资、政府支出、进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宏观经济增长微观主体的核心要素是劳动力和资本的贡献,劳动力和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发展状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老龄化不断深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少儿抚养比增加等特点,这种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再加上新冠疫情对人类健康和经济的冲击,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对此,深入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影响、把握中国人口变动态势、全面考虑人口因素对各项经济变量的影响、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本文从经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在分解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上,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论文遵循“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内涵——经济供给与需求理论及经济增长动力分解——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动力的关系(投资、政府支出、进出口、消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的总体研究逻辑和思路,沿着“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分析和模型构建——实证分析与解释——提出对策”的研究路线,综合运用理论与机理分析、数理经济学模型以及前沿的计量实证模型等手段展开研究。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作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本文首先回顾经济增长涉及人口因素的经典理论与经典研究,总结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并构建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多维度和深层次的,研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效应既需要借鉴西方经典的理论,同时更需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因此,本文从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角度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投资、进出口和消费),尝试以经济增长动力为传导路径,构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在后续的四个章节综合宏观和微观分析观点,对投资、进出口和消费展开实证研究。第二,基于宏观视角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投资规模的影响。本文建立PVAR模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基础要素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动态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从影响系数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显着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但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从脉冲响应函数来看,我国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表现出对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均只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抑制作用,从地区差异看,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高。(3)从方差分解来看,少儿抚养比对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影响程度较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西部固定资产投资率变动的影响较大。因此,老年和少儿抚养比的变动将直接导致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化。第三,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深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1)将税收的影响纳入到人口年龄结构与政府债务关系的分析框架,通过理论分析阐明当负担的间接税达到一定水平后,总抚养比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可能会抵消其对财政支出造成的负担,从而将对财政运行产生有利的影响。(2)以间接税负为门限变量,运用面板门限平滑模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实证研究表明,少儿抚养负担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而老年抚养负担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第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体现在我国经常账户的动态变化上。对此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动的角度,诠释了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产生的持续性原因和发展趋势。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1)少儿抚养比下降对经常账户的积极促进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显着,与此同时,老年抚养比提升对经常账户的促进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很明显,这也说明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交织过程中造成了经常账户顺差和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的回落。(2)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常账户的作用强度表现出递增的态势。(3)在“中度少子化-深度老龄化”的现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仍十分明显。第五,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于消费和需求的影响是个体消费和需求的加总,对此本文基于微观家庭视角,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家庭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的提高将抑制家庭消费;家庭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家庭经济条件、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不同程度地调节家庭人口的消费需求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从城乡家庭消费升级的作用效果上看,农村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从分地区的研究看,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少儿抚养比提高带来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第六,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在全文的最后一章,综合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效果,通过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出长短周期的阶段性差异,即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表现为长期优于短期,因此有必要保证全面二孩政策的持久性和适时动态增量调整,并做好中长期过渡的准备。本文从经济增长基础动力因素的人口结构变动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开展了理论探索和系列实证研究,为深入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补充了新的研究思路。
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问题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的背景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1.2.1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
1.2.2 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相关研究 |
1.2.3 文献评述 |
1.3 目标与思路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
2 基础理论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固定资产投资 |
2.1.2 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
2.1.3 经济增长 |
2.2 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理论依据 |
2.2.1 凯恩斯的投资理论 |
2.2.2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
2.2.3 赫尔希曼非平衡增长理论 |
2.3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 |
2.4 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3 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分析 |
3.1 固定资产投资现状 |
3.1.1 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分析 |
3.1.2 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分析 |
3.2 经济增长现状分析 |
3.2.1 经济总量分析 |
3.2.2 人均经济总量水平分析 |
3.2.3 经济结构分析 |
3.3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比较分析 |
3.3.1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 |
3.3.2 固定资产投资乘数 |
3.3.3 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 |
3.3.4 投资弹性系数 |
4 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数据选取 |
4.2 时间序列趋势图 |
4.3 单位根检验 |
4.4 协整检验 |
4.5 格兰杰因果检验 |
4.6 建立模型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5.1 结论 |
5.1.1 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推动江西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
5.1.2 大规模扩大固定资产投资逐渐降低了江西省经济增长质量 |
5.2 政策建议 |
5.2.1 合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
5.2.2 重点优化投资结构 |
5.2.3 强化科技创新前瞻布局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1.2.1 文献综述 |
1.2.2 文献评述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1.3.1 核心观点 |
1.3.2 理论支点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框架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点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腐败治理 |
2.1.2 经济发展 |
2.1.3 相关性 |
2.2 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2.3 本章小结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3.3 本章小结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4.3 本章小结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5.1.1 模型构建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5.2.1 平稳性检验 |
5.2.2 E-G协整检验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5.6 本章小结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6.3.1 模型构建 |
6.3.2 检验结果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6.4.1 模型构建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6.5 稳健性检验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6.6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对策建议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 ——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研究 |
1.2.2 母国国内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
1.2.3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的影响研究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国内投资的理论与机制分析 |
2.1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理论 |
2.2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挤入效应的机制分析 |
2.2.1 生产率效应 |
2.2.2 出口效应 |
2.2.3 税收优惠和利润转移 |
2.2.4 内部融资 |
2.2.5 东道国政府清廉程度 |
第3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发展现状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 |
3.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及速度 |
3.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现状 |
3.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现状 |
3.1.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分布现状 |
3.2 中国国内投资的发展现状 |
3.2.1 中国国内投资的规模 |
3.2.2 中国国内投资的地区分布现状 |
3.2.3 中国国内投资的行业分布现状 |
3.3 中国国内投资相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弹性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挤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
4.1 模型与变量设定、数据说明 |
4.1.1 模型设定 |
4.1.2 变量设定 |
4.1.3 数据说明 |
4.2 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分析 |
4.2.1 匹配回归结果及平衡性分析 |
4.2.2 总样本回归结果 |
4.2.3 滞后分析 |
4.2.4 分行业分析 |
4.3 稳健性检验 |
4.3.1 匹配方法平衡性检验 |
4.3.2 安慰剂检验 |
4.3.3 置换检验 |
4.4 机制检验 |
4.4.1 企业特质机制检验 |
4.4.2 投资东道国机制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5.1 研究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5.2.1 企业层面 |
5.2.2 国家层面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4)建筑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1.5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2.1 相关投资理论 |
2.1.1 凯恩斯相关理论 |
2.1.2 关于经济增长与投资理论 |
2.1.3 关于信息不对称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关于企业投资和企业绩效的研究综述 |
2.2.2 关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企业绩效的研究综述 |
第三章 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机理分析 |
3.1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 |
3.2 不同产权性质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3.2.1 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3.2.2 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3.3 不同股权结构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3.3.1 股权分散下企业效应 |
3.3.2 股权集中下企业效应 |
3.3.3 股权制衡下企业效应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4.1 研究变量定义和计量 |
4.1.1 企业绩效变量 |
4.1.2 固定资产变量 |
4.1.3 控制变量 |
4.2 模型设计 |
4.2.1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
4.2.2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
4.3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第五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检验 |
5.1.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1.2 平稳性检验 |
5.1.3 协整检验 |
5.2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 |
5.2.1 总样本回归 |
5.2.2 分组回归 |
5.3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 |
5.3.1 总样本估计 |
5.3.2 分组估计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微观视角企业决策 |
6.2.2 宏观视角政策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及读研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5)中国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投资结构调整的理论研究 |
1.2.2 投资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结构安排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 |
第2章 投资结构及其理论基础 |
2.1 投资结构的内涵及其分类 |
2.1.1 投资的经济内涵 |
2.1.2 投资结构的经济内涵 |
2.2 投资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主义投资结构理论 |
2.2.2 西方经济学投资结构理论 |
第3章 投资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质量的门限效应研究 |
3.1 引言 |
3.2 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数理推演 |
3.3 TVAR模型构建 |
3.4 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
3.4.1 中国经济质量与投资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 |
3.4.2 中国经济质量与投资产业结构的门限效应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投资来源结构变化与金融结构失衡的区制特征研究 |
4.1 引言 |
4.2 投资来源结构与金融结构关系的数理推演 |
4.3 MS-TVTP模型构建 |
4.4 投资来源结构与金融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
4.4.1 指标构造与数据说明 |
4.4.2 实证结果与机理阐释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投资主体结构波动与经济-金融环境的多元时变因果关系研究 |
5.1 引言 |
5.2 投资主体结构内部关系的理论推演 |
5.3 DIRICHLET-VAR模型构建 |
5.4 投资主体结构与经济-金融环境关系的实证分析 |
5.4.1 内部结构的不稳定性分析 |
5.4.2 外部冲击的结构变化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投资用途结构倾斜与房价持续上涨的期限关系研究 |
6.1 引言 |
6.2 房价持续上涨的基础条件发生变化 |
6.2.1 短期视角下房价持续上涨具备经济支撑 |
6.2.2 长期视角下房价上涨惯性存在回落倾向 |
6.3 模型构建 |
6.3.1 IMS-AR模型思路与构建 |
6.3.2 TVEC模型构建与检验 |
6.4 投资用途结构与房价持续上涨关系的实证分析 |
6.4.1 内在稳定性分析 |
6.4.2 外部不稳定性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7)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3 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研发投资 |
2.1.2 融资约束 |
2.1.3 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2.1.4 数字金融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2.1 融资约束的识别与度量 |
2.2.2 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 |
2.2.3 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
2.2.4 数字金融与融资约束 |
2.2.5 文献评述 |
2.3 理论基础 |
2.3.1 信息不对称论 |
2.3.2 代理成本理论 |
2.3.3 融资优序理论 |
2.3.4 金融功能理论 |
2.3.5 平台经济理论 |
3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理论分析 |
3.1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理论成因分析 |
3.1.1 研发投资融资的资金需求侧分析 |
3.1.2 研发投资融资的资金供给侧分析 |
3.2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分析 |
3.3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分析 |
3.3.1 传统融资渠道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 |
3.3.2 数字金融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 |
3.4 企业异质性下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问题 |
3.4.1 企业规模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3.4.2 企业年龄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3.4.3 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3.5 本章小结 |
4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及其融资概况分析 |
4.1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现状分析 |
4.1.1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总体状况 |
4.1.2 不同行业企业的研发投资状况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投资状况 |
4.1.4 不同地区的企业研发投资状况 |
4.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现状分析 |
4.3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困境分析 |
4.3.1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渠道窄 |
4.3.2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成本高 |
4.4 本章小结 |
5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测度 |
5.1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的测度方法 |
5.1.1 随机前沿模型介绍 |
5.1.2 随机前沿模型设定 |
5.2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5.2.1 数据与样本筛选 |
5.2.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5.3 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估计结果分析 |
5.3.1 随机前沿模型基准估计结果 |
5.3.2 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 |
5.3.3 企业异质性下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 |
5.4 不同度量标准的融资约束程度对比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基于传统融资渠道的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缓解的实证研究 |
6.1 研究假设 |
6.1.1 内部融资渠道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6.1.2 外部融资渠道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6.2 研究设计 |
6.2.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6.2.2 变量选取 |
6.2.3 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6.3.2 企业异质性下融资渠道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6.3.3 传统融资渠道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检验 |
6.3.4 模型估计结果的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
6.4 融资渠道、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
6.5 本章小结 |
7 基于数字金融的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缓解的实证研究 |
7.1 研究假设 |
7.2 研究设计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7.2.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7.3 数字金融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实证结果分析 |
7.3.1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7.3.2 企业异质性下数字金融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7.3.3 数字金融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检验 |
7.3.4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7.4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
7.4.1 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7.4.2 不同维度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效应分析 |
7.5 不同融资渠道的影响效应差异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对象和关键概念说明 |
1.3.1 研究对象 |
1.3.2 关键概念说明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思路 |
1.5 研究方法 |
1.5.1 资本要素估计 |
1.5.2 替代弹性估计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
2.1.1 信息化社会理论 |
2.1.2 产业关联理论 |
2.1.3 生产要素理论 |
2.1.4 一般均衡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信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
2.2.2 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业互动发展 |
2.2.3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的相关研究 |
2.2.4 信息服务业CGE的相关研究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信息服务业态发展演变规律研究 |
3.1 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1.1 科技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1.2 消费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1.3 生产型信息服务业态演变 |
3.2 信息服务业产业结构的演变发展 |
3.2.1 信息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的经济指标表征 |
3.2.2 信息服务业态内部结构演变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关联特征分析 |
4.1 信息服务业前向关联特征分析 |
4.1.1 信息服务业前向直接关联特征分析 |
4.1.2 信息服务业前向完全关联特征分析 |
4.1.3 信息服务业前向间接关联特征分析 |
4.2 信息服务业后向关联特征分析 |
4.2.1 信息服务业后向直接关联特征 |
4.2.2 信息服务业后向完全关联特征 |
4.2.3 信息服务业后向间接关联特征 |
4.3 信息服务业产业波及分析 |
4.3.1 推动力系数 |
4.3.2 影响力系数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信息的生产要素性质 |
5.1 资本存量估算研究 |
5.2 软件资产在总量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5.2.1 总量CES生产函数构建 |
5.2.2 总量CES生产函数数据 |
5.2.3 总量CES生产函数估算结果 |
5.3 软件资产在细分部门生产中的作用机制 |
5.3.1 细分部门CES生产函数构建 |
5.3.2 细分部门格兰杰因果检验 |
5.3.3 细分部门决策树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信息服务业产业融合研究 |
6.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需求 |
6.1.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需求 |
6.1.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需求 |
6.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供给 |
6.2.1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直接供给 |
6.2.2 各部门对信息服务业的完全供给研究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信息服务业CGE模型构建和政策模拟 |
7.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与SAM编制 |
7.1.1 国民经济科目划分 |
7.1.2 SAM编制 |
7.2 CGE系统搭建 |
7.2.1 生产模块 |
7.2.2 收入和需求模块 |
7.2.3 价格模块 |
7.2.4 国际贸易模块 |
7.2.5 均衡闭合模块 |
7.3 模拟方案设计和软件执行 |
7.3.1 国内外环境因素 |
7.3.2 模拟说明 |
7.3.3 经济形势模拟 |
7.3.4 产业政策模拟 |
7.3.5 复合模拟 |
7.4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存在的不足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附录D |
附录E |
附录F |
附录G |
附录H |
附录I |
附录J |
附录K |
附录L |
附录M |
附录O |
参考文献 |
(9)货币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影响:超调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一 引言 |
二 理论框架 |
三 经验分析 |
(一)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
(二)模型 |
(三)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及模型滞后阶数确定 |
(四)TVP-SV-VAR模型结果分析 |
1.参数回归结果分析。 |
2.时变参数特征分析。 |
3.模型结构冲击的随机波动率时变特征。 |
4.不同时点冲击的脉冲响应时变特征。 |
5.不同提前期冲击的脉冲响应时变特征。 |
四 稳健性检验 |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
(10)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第2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 |
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践回顾 |
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2.3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投资、贸易经常账户和居民消费的理论回顾 |
2.4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投资、贸易经常账户和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 |
第3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投资规模影响的动态特征研究 |
3.1 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PVAR模型分析 |
3.3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政府公共支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4.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政府债务影响的理论框架 |
4.2 基于PSTR模型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的实证分析 |
4.3 PSTR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进出口经常账户的时变特征分析 |
5.1 TVP-VAR模型和估计方法 |
5.2 少儿抚养比对经常账户和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分析 |
5.3 老年抚养比对经常账户和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
6.1 居民消费和消费升级的研究进展 |
6.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6.3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实证研究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代表性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7.1 包含人口年龄结构指标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构建 |
7.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7.3 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反事实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后记 |
四、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问题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江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璐瑶.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2]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效应 ——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D]. 石赪岩.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4]建筑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 郑璇. 安徽建筑大学, 2021(08)
- [5]中国投资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D]. 吴业强. 吉林大学, 2021(02)
- [6]B钢铁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对业绩影响研究[D]. 许彦松. 东北石油大学, 2021
- [7]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D]. 王淑娟.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8]信息服务业演变及其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影响的研究[D]. 李晓峰. 北京邮电大学, 2021(01)
- [9]货币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的影响:超调理论视角[J]. 华玉飞,逯进,杜通. 世界经济, 2021(01)
- [10]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刘岩.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