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役性报道中的广播新闻节目编排技巧（论文文献综述）
张雷[1]（2020）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个人的挺立,依靠的是脊梁;一个民族的崛起,支撑的是精神。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需要遍地林立的物质大厦,更需要建造巍峨耸立的精神大厦。人是精神的载体,人物报道是传播和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主流舆论的利器,也是建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作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大报”,70多年来,一代代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者,秉承党中央机关报的历史使命,书写着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战斗、生活、建设、发展的当代史,描绘着新中国精神大厦的图谱,形成了独特的人物报道传统。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经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指导意见的通过,标志着“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有了系统的顶层设计。在党中央领导下,打响了一场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体、夺取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主流媒体排头兵和主力军,人民日报抓住媒体融合的时代机遇,坚持“一手抓技术,一手抓内容”,在依托“中央厨房”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同时,不断提高优质内容生产能力,把人物报道这一传统优势和长处发挥到了极致,人物报道的栏目创新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根据本研究所做的全样本统计,2014年8月至2019年4月,人民日报共刊发人物报道9000多篇,月均150余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栏目稿,涉及栏目387个,新开设栏目197个,人物报道由以往的“多栏目”格局演化为“多栏目集群”的新格局。以人物的精神为“特殊材料”,以栏目建设为主体,人民日报在其版面、网页、移动新媒体上构建起一种类似当今“摩天大楼”所普遍采用的“巨型框架+核心筒+加强桁架”结构,映射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生动镜像。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格局发生变化:首先是典型报道栏目多样化、立体化、系统化:重大典型报道以“时代楷模”宣传为核心,“时代先锋”、“先锋足印”、“最美基层干部”、“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四大栏目“鼎足之势”,各类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不断推陈出新。这四大栏目与“时代楷模”以及众多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结合在一起,就构筑起了一座精神大厦的“核心筒”。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已经出现多个大型常设普通人故事栏目,并形成了“人生境界”、“劳动者之歌”、“身边的感动”、“暖流”等多个栏目“接力”的局面。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以“普通人”为报道对象的栏目由过去的“接力”,发展到“栏目集群”,“新春走基层”、“点赞中国”、“故事·百姓影像”、“守望”、“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发现身边”等新栏目与“劳动者之歌”齐头并进,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类似超高层建筑上围绕在“核心筒”周围的“巨型框架”结构。在人民日报四大类栏目集群当中,还有一类数量较大的“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基本上都是为了适应阶段性主题宣传而设置。这些人物报道栏目均为战役性主题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围绕特定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通过人的故事来鼓舞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形成了人民日报建设民族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人民日报上的人物报道,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生动故事,树立了一个个光辉的典型、榜样、楷模。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最新的“中央厨房”全媒体运行平台,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也探索出一条“用全媒体手段讲述人物故事”的新路径,开创出一个个全新的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大厦最具创新色彩、时代特色的“塔尖”。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的实践,为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也启发了更多的思考:任何一座高楼大厦,要想巍然耸立,矗立不倒,必须打好坚实深厚的基础。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巍然耸立在党心民心的基础之上。党心和民心,是这座大厦的基础和生命力所在。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不忘初心锤炼党魂,使精神大厦的“核心筒”根深蒂固;二是扎根人民凝聚民心,使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牢不可破;三是守正创新做强媒体,使精神大厦的“建筑师”坚强有力。
杜焱[2]（2020）在《《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的话语分析》文中认为旅游是文化传播的有效手段,文化旅游业正逐渐成为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2016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为“十三五”期间我国红色旅游发展指明了方向。2020年是“十三五”红色旅游发展规划收官之年,红色旅游与红色文化紧密相连,同时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红色旅游信息的传播和红色文化的传承依赖于大众媒介。新闻媒体的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红色旅游的窗口,从报道中我们可以获取到来自教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关于红色旅游的信息,这些信息传达出多元的话语,分析红色旅游报道的话语有助于媒体在今后报道中更好地发挥红色旅游的积极作用,扩大红色旅游的影响力。《中国旅游报》作为我国唯一一份全国性旅游行业报纸,在红色旅游报道方面较为专业、权威。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话语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以《中国旅游报》对红色旅游的报道为话语研究对象,以梵·迪克新闻话语分析为理论基础,以2016年10月23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的321篇红色旅游报道为研究内容。首先,对《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的文本概况进行梳理,针对文本在“红色旅游报道”中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和话语技巧呈现方式进行分析,并结合具体案例,得出《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呈现出凸显城市品牌,打造专属红色“名片”;建构积极话语,有效引导舆论;修辞灵活多样,话语表达具有说服力等话语特征。再结合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等外部因素,分析影响《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话语的因素。最后,通过对《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话语分析发现其报道话语也存在一些欠缺之处,出现了报道话语的教育意义不足和监督性话语缺乏力度等问题,并提出了几点针对性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以上定量和定性的分析论证,揭示出《中国旅游报》在红色旅游报道过程中话语的特征及不足之处,为主流媒体红色旅游议题的话语研究提供参考,不断完善媒体对红色旅游信息的报道。
买尔哈巴·买吐尔逊[3]（2020）在《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获奖作品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的崛起也吸引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目光,这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发出更多的中国声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要积极推动建设国际传播能力,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国际传播是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因此更需要重视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中国媒体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为了展现形象,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从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时,正式增设了“国际传播”奖项,中国新闻奖是经中央批准常设中国新闻界最高的荣誉奖项,获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国际传播新闻作品的最高水平,因此对获奖作品进行新闻叙事分析,能够从理论上掌握我国国际传播的新闻叙事现状,丰富我国新闻叙事理论与实践研究。本文选取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为研究对象,以获奖作品内容为具体研究内容。以叙事学与新闻叙事学为具体的理论基础,使用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的相结合,科学的抽样,从多个角度对样本进行剖析,总结其叙事特征,包括:第一属于引言部分,主要包括介绍研究国际传播奖的背景和意义,整理相关文献,理清研究思路,制定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属于核心论述部分。首先研究样本的叙事框架,再根据经典叙事学的二分法,对样本进行叙事研究。即从故事和话语两方面进行分析,通过数据分析、举例分析等方式,归纳整理样本的各个方面的叙事特征。第三部分属于总结与展望部分。在结尾部分,本研究总结了获奖作品具有以下特点:传播渠道具有多样性;国际传播议题以国家议题为主导地位,外交、历史、文化类为主;宣传模式向故事模式的转变;巧借“他人”之口讲故事;叙事视角多元化等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缺点:地方媒体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国际新闻多以汉语为主,进行对语言叙事还有所欠缺;并提出了传播主体应多元化;注重传播主渠道,结合新媒体技术优化叙事模;提升国际化叙事技巧等建议。
康智[4]（2020）在《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问题及其规制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是中国电子媒介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当时的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纪录片与广播打破了以往信息获取壁垒,催生了新的社会互动与交往,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众对世界的认知与态度。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通过声、光、影像等传播形式,给人以身临其境般的介入感、在场感、真实性,以听觉、视觉创造出的非实体世界把信息、思想、文化等传递到各地。对于民国社会而言,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并丰富了大众社会生活。伴随着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快速发展,大众对其在促进社会进步与提升民众素养方面寄予厚望。然而研究发现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在发展初期,在其以直观、便捷、愉悦满足人们的新奇感、时尚追求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伦理问题,以民营为主体的广播电台过分地追求商业利益与传媒自由,缺乏正确的娱乐伦理观念,以致广播节目整体趣味呈低俗娱乐态势,靡靡之音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和民众思想;同样,纪录片在发展中也陷入了伦理困境,虚假拍摄、拼接镜头、题材猎奇、教育意识淡薄等一系列的问题引发社会对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冲击传统文化、质疑现存社会秩序、颠覆价值观的合法性的怀疑,并进而诘问大众传媒的伦理思想与社会责任,引发出一系列关于大众传媒伦理的争论与媒介社会功能的深入思考。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外来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旋律,在战时新闻学的理论引导下,利用纪录片、广播在内的大众传媒实现战略与舆论思想上的胜利,传播真实战况,团结各界积极抗战成为了社会普遍的共识。而现实中,纪录片与广播虽凭借独有的大众化、直观性等媒介属性,发挥了积极的抗战作用,但原有的一些伦理问题与新的伦理失序依旧产生着不良的社会影响。在此背景下,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规制与建构几乎同步进行,民国社会逐步对纪录片与广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规制,包含行政手段、法律法规、道德约束、行业自律等不同形式,促使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由最初的自由粗放,朝着规范化、有序化发展。民国社会的新兴大众电子传媒批判,促使纪录片、广播通过自律、他律强化了伦理规范,并依托出台的监管法规,共同使得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在改善不良内容、遏制低俗娱乐、追求信息真实、普及社会教育以及在抗战时期进行战前思想动员与战时舆论引导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伦理规制强化了国民对国家与民族的认知,是民国大众传媒社会化进程中伦理变迁轨迹的重要段落。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伦理规制的背后是社会对媒介德性与社会责任观的深刻反思,通过纪录片、广播等媒介帮助大众全面认识所处的时代环境,改善生活、解决冲突、达成共识,推动知识、技术、思想、文化的沟通交流,最终旨在实现人与社会的契合,这成为了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公共利益为上、至善、无害等伦理学原则出发,追求传媒、社会与人的良性互动,不断规制、影响着民国大众传媒的伦理走向。回顾历史,着眼现实,每当一种新的传媒形式产生以后,在伦理方面会或多或少地与原有社会关系发生摩擦,而这些伦理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中又存在着相似性,这正是传媒属性和人类社会共通性的体现。反观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思想以及所暴露的伦理问题和社会所采取的规制手段,这些发展经验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反思传媒自由、娱乐伦理、传媒之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传媒规制中所体现出的传播发展观念。这将有利于我国在新时代促进传媒伦理自洽,规范传媒行为,对跨文化传播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乔傲龙[5]（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指出《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季念[6]（2019）在《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文中提出1842年5月14日在伦敦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成功地将新闻与图像有机结合,实现文学与艺术“联姻”的周刊。它从创刊之日起,就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创刊后仅20天,即刊载了关于中国人的专题报道《中国的道光皇帝》。到1876年,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几乎涉及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伦敦新闻画报》在这三十多年中塑造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既丰满多样又极具典型性,对英国中产阶级读者乃至大英帝国臣民关于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人形象报道中,用力最勤、着墨最多、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在晚清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皇帝高官。就皇帝而言,《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了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和同治皇帝,并将他们置于晚清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表现了道光皇帝强撑危局的艰难,咸丰皇帝苦心维持的不易,同治皇帝作为符号象征的无奈。就高官而言,它报道了耆英、斌椿、叶名琛、广州行商及其他官员群像,描绘了耆英在外交活动中的善变形象,表现了斌椿作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开放包容个性,浓墨重彩地对叶名琛进行了污名化。当然,《伦敦新闻画报》虽然格外重视皇帝高官,但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报道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形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军人和中国百姓。就军人形象而言,它描绘了遇敌溃逃、英勇顽强、唯利残忍等不同类型的军人;就中国百姓而言,它表现了堕落麻木、礼貌友善、吃苦耐劳等不同品质的中国百姓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丰富而生动,这既得益于该报图文结合的特色,更得益于该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在图像与文字的互释、互补与悖离中,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直观性、可感性和性格张力。其次,通过新闻观察者的叙述、新闻当事人的叙述、嵌套性叙述等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增强了新闻故事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与生动。再次,记者、画家将新闻背景与事实巧妙结合,或利用新闻背景阐明新闻事实,或利用新闻背景烘托新闻事实,不仅使画报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更加完整,而且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作为一种西方视野中的“他者”形象,既非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形象毫不走样地再现,也非西方人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是记者在中国民间游历、战地目击、受传闻影响等亲历中国的印象,也是西欧对中国人美化性想象与丑化性想象的延续,是西欧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它身上体现了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媒介使命的混合,杂糅了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中产阶级定位与新闻写实等矛盾对立的因素。《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曾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并提供了中国人形象研究的新参照物。其次,它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它拓展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和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再次,它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它既为当代社会观察和评价外国媒体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又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还对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水平和质量提供了借鉴。
薛红洋[7]（2019）在《中国新闻奖福建获奖作品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新闻奖对编辑记者个人而言意味着获得了该领域的最高荣誉,对社会和国家而言则代表了一个行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关于中国新闻奖的研究纷繁杂多,理论和方法都比较纯熟,但从地域性的角度去探索该奖项及获奖作品的研究则少之又少。本研究梳理出自1991年该奖设立以来共28届的中国新闻奖福建获奖作品,通过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对这些作品进行研究,并对福建省的新闻报道重点和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如下:一是统计出全国性媒体与各地方媒体28年来的获奖情况,并针对十八大召开以来共五年的获奖作品进行内容分析,来探索全国性媒体与地方媒体之间、福建媒体与其他地方媒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地方媒体的获奖作品呈现出的特点;二是梳理出中国新闻奖福建省28年来的获奖作品,来分析福建省在全国性的评奖中,什么样的新闻作品更容易获奖;三是对福建省获奖作品进行更细致的文本分析,来探讨这些作品的规律和特点,并提取出其中的涉台新闻报道做进一步的分析;四是通过对获奖作品作者的访谈,为媒体及记者提供实践经验;五是将福建省与其他地区获奖作品的差异进行细致分析,深入探索福建省获中国新闻奖作品的优势与不足。研究发现:地方媒体占据了高等级获奖作品的半数以上,全国性媒体偏重于视角宏大的叙事,而地方媒体则更加注重以小见大,更注重抓取细节,或从微观中体现宏观,或将宏观寓于微观。另一方面,地方媒体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东部沿海地区媒体比西部地区的媒体荣誉机会更多,地方媒体的获奖作品体现出浓厚的地方地理、经济、历史和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特色。地方媒体可以从本地的地理地貌、历史文化、经济现实、人物事件等着手,结合宏观的政策背景来报道新闻,也可以利用创新,通过本地记者对重大新闻的敏锐察觉第一时间做出一些更深远主题的报道。福建省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特点是:等级上,获得一等奖的数量很少,三等奖最多,发展空间大;体裁上,广播类、报纸通讯类明显领先于电视类;题材上,时政新闻、社会新闻相对较多;在语气上多为肯定性报道,否定性报道中又以评论性文章居多。福建省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一个浓厚的特色是,涉台新闻占比较大。通过文本分析,本文发现,获奖作品具有时效性极强、擅长以小见大、叙事故事化、负面语气的作品通常也深藏正面价值观、注重“短、实、新”的文风等特征。在涉台新闻报道中,获奖作品呈现出紧扣时代及政策环境、强调共同共通叙事、善借历史材料、善取他人之言、话题有针对性、内容有宣传导向性、情感积淀深厚等特征。通过与全国性媒体及其他地方媒体获奖作品的比较分析发现,福建媒体可以借鉴省外媒体获奖作品的经验,利用本省的地理位置优势、历史资源及经济特色来进行报道。作品获奖,还在于它在媒体之间,以及社会上、经济上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所以新闻写作过程中有必要考虑报道的传播效果。
田忠卿[8]（2017）在《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文中指出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自1990年前后开始迅速发展,至今已有二十余年。期间对外传播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更加适应国际舆论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一些中国固有观念的印记。在当下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的环境下,对外传播中话语权的建构也被提上日程,中国的对外传播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因此,很有必要对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历史,尤其是对外传播观念的演变,进行一个梳理。由于中央电视台正是中国电视对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以央视对外传播为例的考察能够揭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嬗变的全过程。本文从冷战史的视野出发,首先对新中国对外宣传史进行了鸟瞰式的梳理,将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历程以1990年前后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的外宣实践中形成较为强劲的“斗争”观念,且形成的话语体系与主流世界的舆论体系也是完全不同的,这是1990年代中国电视外宣开始迅速发展时所面临的局面。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对外传播的重心转移到电视媒体上的时段,这一过程到1992年基本完成。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开办和海外节目中心建立为标志,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以后的电视对外传播在不同层面存在不同的观念演进线索,但在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要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2002年,对外传播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以我为主”到“受众为重”。从1992年到1997年前后,中国的电视外宣基本是针对国外关于中国报道的“回击”,以一种斗争的姿态进行对外宣传,这种传播方式是基于中国方面自身需求的,在节目的制作、编排上以中方能够迅速有力地回应西方有关报道为目的,而非为了吸引受众;1997年前后,由于认识到中国对外电视节目制作水平和技术水准相较于西方主流电视媒体的严重不足,开始逐渐淡化“回击”式的对外传播,而是开始关注自身“专业化”程度,注重节目内容质量和制播水平的提高,虽然开始重视受众的感受,但追求“专业化”的主要原因是认识到与西方主流电视媒体的差距,这在客观上也迎合了受众的需求;到2001、2002年,中国的外部舆论压力稍有缓和,对外宣传开始注重“说明中国”,抛开了对西方媒体的单纯回击或竞争,逐步成体系地对国外受众介绍和说明真实的中国,这是有意识地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2003年-2012年,对外传播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说明中国”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对传播体系进行自主规划的意识,但仍然建立在颠覆西方建构中国形象的基本思路上,仍然是一种回应,属于“被动宣传”。从2003年开始,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开始成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关注点,提高国际新闻直播能力、搭建海外电视播出平台、建立海外记者站、提高海外家庭和酒店的频道入户率、开设多语种对外频道等,都在有计划、成体系地开展并取得巨大成果。在具有了一定的海外传播能力后,开始重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中国文化吸引海外受众、主动拓展海外市场,这已经变成“主动传播”。2013年以后,对外传播观念发展的主线是全面建构话语权。在中国国力增强的情况下,必然寻求与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舆论话语权。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央电视台在本土化和国际深度合作方面有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海外认可度大大提升。全面建构话语权的进程方兴未艾,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在未来进一步建构话语权的时代,最关键的一点是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让西方受众感到疏离,也不能完全融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中国在国际舆论平台上建构自己的话语权时面临着三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对内传播规则束缚对外传播规则、海外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早已定形、中国民间异化的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外宣工作者要在具体工作中独立思考、理性分析之外,还要吸取国外媒体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经验。在外宣决策层面应当确立建立起内外有别的对外宣传机制,中央电视台应该进一步明确在对外传播格局中的定位、以非常手段打开局面、疏导对外传播领域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段勃[9]（2017）在《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文中提出调查性报道是新闻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学术话题。在中国,调查性报道被视作最能够彰显新闻品质的报道方式之一;在美国,它和客观报道、解释性报道三足鼎立。过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调查性报道的个案分析、源流梳理、实务探究方面,在中外比较研究领域成果较少。本文主要以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中的获奖调查性报道作品为样本,从概念、历史、采访、写作等方面全景扫描中美调查性报道异同,并从传播观念、新闻体制、调控规制等方面解析造成差异的原因,以求寻找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个性和不足,并尝试提出建议和策略。研究发现,中美两国调查性报道都诞生于19世纪中后期,中国以外商中文报刊出现为契机,美国则以黑幕揭发运动为标志。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调查性报道命运多舛,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郁郁勃发,尤其在2003年至2013年进入黄金十年。美国调查性报道在黑幕揭发运动结束后也归为平淡,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步入第二个高峰期,从90年代开始式微,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勃兴迎来又一次发展机遇。在采访实务上,中美调查性报道都关注被掩盖的新闻价值含量较大且具有冲突性的负面选题,采访难度高、危险大、相对独立。相较而言,中国调查性报道题材中含有关于社会问题的中性选题,采访对象相对单纯,调查记者面对较大的法律风险;美国调查记者更富有挑战性,大量报道敏感和富有争议的国际选题,调查过程更加复杂,面临较大的人身风险。就作品文本而言,中美调查性报道都趋向于精确、平衡、大篇幅、碎片化、富有逻辑、凸显调查的写作特点。热衷于“寻宝”叙事母题,偏爱线性结构、悬念制造手法以及外焦点叙事视角和二元对立模式。写作语言简洁、准确又富有张力,平实、自然又生动鲜明,客观、公正且表达主题。相较而言,中国调查性报道作品以独立式报道为主,文体多元,经常采用记者加政府调查的模式,叙事结构更加朴直,语言感情色彩相对浓厚,较多运用间接引语。而美国调查性报道以组合式报道为主,文体单一,调查作品由记者单独完成,叙事结构更加曲折,文体互渗现象相对突出,更多运用直接引语。研究发现,中美调查性报道出现上述差异并不完全是调查性报道自身造成的,中美新闻传播观念、体制和调控规制等不同是造成差异的根本原因。对比中美两国调查性报道既要看到同一又要看到差异,既要看到中国在重视程度、人才支撑、调查技术等方面存在一些差距,同时更要拥有自信,遵循扬弃原则,保持独立个性,尤其要摒弃美国调查性报道单纯揭丑、制造噱头、过分依赖工商业资本等缺陷。
金强[10]（2016）在《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研究（2001—2015）》文中指出论文基于新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对事件以来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合作组织个成员国的新闻报道做了整体性梳理,具体运用新闻框架、议程设置、发展传播学等理论给予专业性多角度解析,在梳理总结有益经验的同时,指出了报道中存在的不足与深层次问题。中国媒体在报道主体和前端控制中,既要有内外报道政策的考量,又要有伊斯兰文化禁忌的观照,除了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的固有专业要求之外,中国媒体还要准确反映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共同关切,并在宏观上做好信源控制和热点控制,微观上做好表达控制和有害信息管控。涉外报道的经验可以反哺给对外报道,两者也可实现更好联动。与涉外报道标准不同,官媒对伊斯兰国家报道更看重冲突性和反常性,而穆斯林民间媒体更看重重要性和接近性。加强国际国内报道文本表达的协调性,应进一步规避西式表达,慎重对待翻译稿件,重视使用直接引语,并坚持独立采制。报道中应避免跨宗教词汇混用,标题拟制和改写应忠于事实,避免误导受众。商业网站在使用伤亡照片时应加技术处理,并应加强人文关怀,避免伤害受众。较之西方媒体,中国媒体表达了更多中立立场,但在部分热点问题上自觉不自觉地也与西媒保持了某种事实上的呼应关系。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弱势媒体面对西方强势媒体应验了“羊群效应”,从众报道行为导致多次“塌方式”报道偏差。相关报道通过对冲式、二传手式、转圈式、隐蔽式和多信源式等五种转载方式对接外媒,总体上仍存在外媒依赖症;而语言问题、签证问题、人员配备数量问题、记者换班问题以及官媒驻外记者站的分散性问题等共同影响了采制能力的提升。普通民众、大学生、穆斯林知识分子、非穆斯林知识分子、一般媒体工作人员以及伊斯兰国家在华留学生等六类人群普遍认为宗教因素对采制和理解相关报道至关重要,并希望进行更多的独立自主报道。与报道相关的信息流动,存在“不闭环”和“不对流”情况;“沉默的螺旋”现象也普遍存在,但新媒体的使用带来了新情况。由于存在效果测定难度,难以有效减轻话语疲劳症、文化隔膜症、翻译误读症和宣传恐惧症等。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存在自说自话情况。提升国家的整体话语权,应加强舆论场协调并有效整合现有评论力量。舆论领袖越来越多使用社交媒体来发表观点,应更加重视联合平台建设,保障舆论领袖及时准确顺畅地进行更加国际化的舆论表达。“一带一路”战略为改善相关报道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政府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为媒体进一步指点了方向。伊斯兰国家是中国提升对外国家话语权的重要阵地,应加强对现有报道的优劣势分析,创新报道思维、加大报道力度,提升报道效果。
二、战役性报道中的广播新闻节目编排技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战役性报道中的广播新闻节目编排技巧（论文提纲范文）
（1）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选题背景与文献综述 |
| 1.1 媒体融合是一场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 |
| 1.1.1 媒体融合的背景:主流媒体面临空前挑战 |
| 1.1.2 媒体融合的手段: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
| 1.1.3 媒体融合的目的:传播和塑造主流价值观 |
| 1.2 人民日报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 1.2.1 独特地位:党中央机关报的使命与担当 |
| 1.2.2 重要作用:从主流媒体到新型主流媒体 |
| 1.2.3 具体实践:用主流新闻塑造传播主流价值观 |
| 1.3 人物报道对传播塑造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
| 1.3.1 人物报道溯源:东方纪传体史书与西方人物传记 |
| 1.3.2 中国特色人物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体现 |
| 1.3.3 西方特色人物报道:现代传播学的借鉴 |
| 1.4 栏目创新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 |
| 1.4.1 栏目:也是一种系统化的框架结构 |
| 1.4.2 人民日报的栏目创新:正处在新的活跃期 |
| 1.4.3 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尚待深耕的“沃土” |
| 1.5 本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和结构 |
| 1.5.1 本研究选题的目的 |
| 1.5.2 本研究选题的意义 |
| 1.5.3 本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5.4 本研究的逻辑结构 |
| 第二章 媒体融合阶段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多维分析 |
| 2.1 文本分析:对9462篇人物报道的量化分析 |
| 2.1.1 人物报道日均发稿量在5篇以上 |
| 2.1.2 人物报道发稿的主阵地在要闻版 |
| 2.1.3 人物报道的主旋律是核心价值观 |
| 2.1.4 人物报道是人民日报的核心优势 |
| 2.2 栏目分析: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空前活跃 |
| 2.2.1 栏目众多:涉及人物报道的栏目多达387个 |
| 2.2.2 创新活跃:新开设人物报道栏目多达197个 |
| 2.2.3 结构有序:人物报道栏目呈现四大集群现象 |
| 2.3 模式分析:媒体融合催生人物报道新模式 |
| 2.3.1 “扫一扫”背后:媒体融合带来新闻模式之变 |
| 2.3.2 人物报道新体验:“扫描二维码体验更丰富” |
| 2.3.3 人物报道新映像:“看人民映像品百味人生” |
| 2.3.4 人物报道新呈现:“扫一扫与人物面对面” |
| 2.4 理论分析:社会文化空间的重构与精神交往升级 |
| 2.4.1 文化空间重构呼唤精神交往升级 |
| 2.4.2 人类精神交往具有“多层次性”特征 |
| 2.4.3 高层次精神交往追求人与人的默契、心与心的和谐 |
| 2.4.4 高层次精神交往的价值在于构建心灵相通的意义世界 |
| 2.4.5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精神交往意义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历程:久久为功的铸魂工程 |
| 3.1 纸媒体阶段:树立重大典型,报道新人新事 |
| 3.1.1 典型人物报道的三次高潮(1949—1989) |
| 3.1.2 典型人物报道的栏目化趋势(1990-1996) |
| 3.1.3 “新人新事”类栏目的演化(1951—1996) |
| 3.2 报网互动阶段:弘扬时代先锋,讲述百姓故事(1997—2013) |
| 3.2.1 报网互动开启典型报道“新模式” |
| 3.2.2 “时代先锋”栏目成为典型报道“顶梁柱” |
| 3.2.3 普通人物报道栏目成为“新常态” |
| 3.3 媒体融合阶段:讴歌时代楷模,构建精神大厦(2014——2019) |
| 3.3.1 典型报道栏目集群:矗立起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3.3.2 普通人报道栏目集群:编织起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3.3.3 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构造出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3.3.4 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突出为精神大厦的“塔尖”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4.1 时代楷模报道:铸就“核心筒”的“中心柱” |
| 4.1.1 “时代楷模”的来龙去脉 |
| 4.1.2 “时代楷模”的“全媒体交响” |
| 4.1.3 人民日报上的“时代楷模” |
| 4.2 四大典型报道栏目:“核心筒”的“四大支柱” |
| 4.2.1 “时代先锋”栏目:先锋模范的典型事迹 |
| 4.2.2 “先锋足印”:践行核心价值观 |
| 4.2.3 “最美基层干部”:扎根基层的颂歌 |
| 4.2.4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永恒的英烈精神 |
| 4.3 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群:“核心筒”的有机结构 |
| 4.3.1 多姿多彩的“典型风采” |
| 4.3.2 别出心裁的“典型呈现” |
| 4.3.3 各式各样的“典型故事” |
| 4.4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为国家立心,为时代铸魂 |
| 4.4.1 典型人物:体现“榜样的力量” |
| 4.4.2 典型人物报道:体现党报的担当 |
| 4.4.3 栏目创新:为典型人物报道开辟新空间 |
| 第五章 人民日报普通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5.1 大型栏目:“巨型框架”的“巨型柱” |
| 5.1.1 “走转改”系列:歌颂基层一线的普通劳动者 |
| 5.1.2 “微故事”系列:微小故事里的伟大进程 |
| 5.1.3 “影像”系列:镜头里的百姓故事 |
| 5.1.4 “青春派”:青春飞扬的新一代 |
| 5.2 中小型栏目群:“巨型框架”的“二级柱” |
| 5.2.1 “发现”系列:挖掘生活深处的精神之美 |
| 5.2.2 “生活”系列:老百姓的美好新生活 |
| 5.2.3 “法治”系列:见证法治进程 |
| 5.2.4 “青春”系列:新生代的故事 |
| 5.3 人民日报普通人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 |
| 5.3.1 用“新人新事”反映“新时代新风尚” |
| 5.3.2 讲述普通人身边的感人故事 |
| 5.3.3 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第六章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6.1 新时代主题人物报道栏目群:四大“腰桁架” |
| 6.1.1 中国梦系列栏目:用“中国梦”凝聚人心 |
| 6.1.2 新时代系列栏目:演奏新时代交响 |
| 6.1.3 脱贫攻坚系列栏目:脱贫攻坚的故事 |
| 6.1.4 中国故事系列栏目: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
| 6.2 纪念性栏目群:四大“伸臂桁架” |
| 6.2.1 抗战主题系列人物栏目:传承抗战精神 |
| 6.2.2 长征主题系列栏目:重温长征精神 |
| 6.2.3 改革开放系列栏目:坚定改革开放的脚步 |
| 6.2.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栏目: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 |
| 6.3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智媒时代尤需“以情动人” |
| 6.3.1 重大主题报道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
| 6.3.2 不断提高重大主题报道的“人气指数” |
| 6.3.3 “以情动人”是重大主题报道的最高境界 |
| 第七章 人民日报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塔尖” |
| 7.1 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开创人物报道新栏目 |
| 7.1.1 “点赞中国”:第一个大型全媒体互动人物报道栏目 |
| 7.1.2 “工匠绝活”栏目:用绝活表现“绝活” |
| 7.1.3 “暖闻热评”栏目:用评论传播“人物” |
| 7.1.4 “中国有我”栏目:用故事为奋斗者喝彩 |
| 7.2 在“中央厨房”支撑下讲述全国两会“融故事” |
| 7.2.1 “融·两会”栏目:中央厨房的新呈现新体验 |
| 7.2.2 “融两会”栏目: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讲述 |
| 7.2.3 “我当融记者”栏目:人民日报记者的“融故事” |
| 7.3 在媒体融合时代讲好“总书记”的“微故事” |
| 7.3.1 “我和总书记面对面”栏目:“大主题”的“全媒体呈现” |
| 7.3.2 “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栏目:脱贫攻坚最前沿的故事 |
| 7.3.3 总书记的“微镜头”:“大人物”的“微视角”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 |
| 8.1 铸党魂:强化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8.1.1 活力的源泉:党的主题教育活动接力 |
| 8.1.2 永远的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 8.1.3 榜样的力量:用英烈先锋教育全党 |
| 8.2 聚民心:优化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8.2.1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
| 8.2.2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民心” |
| 8.2.3 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8.3 砺铁军:锤炼精神大厦的“铸魂人” |
| 8.3.1 新闻工作者也是“铸魂人” |
| 8.3.2 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新闻工作者 |
| 8.3.3 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历史重任 |
| 8.3.4 书写好当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生活史、心灵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一个新闻记者的心路 |
| 个人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的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红色旅游的研究综述 |
| 1.3.2 关于红色旅游报道的研究综述 |
| 1.3.3 关于话语分析的研究综述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分析法 |
| 1.5.2 话语分析法 |
| 1.5.3 内容分析法 |
| 1.5.4 个案研究法 |
| 1.6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概况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红色旅游的定义 |
| 2.1.2 红色旅游报道的定义 |
| 2.2 《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现状 |
| 2.2.1 《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 |
| 2.2.2 《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的重要性 |
| 2.3 研究时间界定与样本选择 |
| 2.3.1 时间界定 |
| 2.3.2 样本选择 |
| 2.3.3 类目建构 |
| 2.4 研究框架 |
| 2.5 《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的文本概况 |
| 2.5.1 报道时间:受政策、气候及假期影响 |
| 2.5.2 刊载版面:分布广泛,以红色旅游专版为主 |
| 2.5.3 新闻文体:以通讯、评论为主 |
| 2.5.4 稿件来源:以通讯员供稿为主 |
| 2.5.5 报道性质:侧重正面报道 |
| 2.5.6 报道主题:多视角呈现 |
| 第3章 《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的宏观结构分析 |
| 3.1 报道主题结构 |
| 3.1.1 “旅游品牌”类:凸显城市品牌形象 |
| 3.1.2 “旅游经济”类:命题广泛,多角度论述 |
| 3.1.3 “发展状况”类:论述结合,展示发展成就 |
| 3.1.4 “高校宣讲”类:挖掘红色文化,助力高校德育 |
| 3.1.5 “政策解读”类:专家话语解读为主 |
| 3.1.6 “国际合作”类:兼顾双方话语表达 |
| 3.2 新闻图式 |
| 3.2.1 通讯类报道 |
| 3.2.2 评论类报道 |
| 第4章 《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的微观结构分析 |
| 4.1 词句分析 |
| 4.1.1 高频词呈现:“文化”“景区”“革命”占比高 |
| 4.1.2 词性分析:巧用中性色彩词语 |
| 4.1.3 句法分析:多用陈述句和复合句 |
| 4.2 局部语义分析 |
| 4.2.1 语义一致性分析 |
| 4.2.2 信息重复性分析 |
| 第5章 《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的话语技巧及特征分析 |
| 5.1 新闻修辞策略分析 |
| 5.1.1 排比修辞:出现一句比重较高 |
| 5.1.2 引语修辞:以间接引语为主 |
| 5.1.3 数字修辞:以统计数值型数字为主 |
| 5.2 措辞风格分析:思想理性鲜明,语言庄重大气 |
| 5.3 话语特征分析 |
| 5.3.1 凸显城市品牌,打造专属红色“名片” |
| 5.3.2 建构积极话语,有效引导舆论 |
| 5.3.3 修辞灵活多样,增强话语说服力 |
| 第6章 《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的话语影响因素、不足及建议 |
| 6.1 报道话语影响因素分析 |
| 6.1.1 政治环境的影响 |
| 6.1.2 经济环境的推动 |
| 6.1.3 文化需求的提高 |
| 6.1.4 媒介自身的因素 |
| 6.2 《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话语的不足 |
| 6.2.1 报道话语的教育意义不足 |
| 6.2.2 监督性话语缺乏力度 |
| 6.3 《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话语的建议 |
| 6.3.1 提升报道感染力,凸显话语的教育意义 |
| 6.3.2 注重监督性话语比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获奖作品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叙事学研究综述 |
| 1.3.2 新闻叙事学研究综述 |
| 1.3.3 国际新闻研究综述 |
| 1.3.4 中国新闻奖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国际传播与叙事学的内涵 |
| 2.1 国际新闻传播的内涵 |
| 2.1.1 国际传播 |
| 2.1.2 国际新闻 |
| 2.2 新闻叙事学的理论 |
| 2.2.1 叙事学的涵义 |
| 2.2.2 新闻叙事学的涵义 |
| 第3章 国际传播奖获奖作品现状分析 |
| 3.1 国际传播奖概述 |
| 3.2 历年获奖情况 |
| 3.3 刊播媒体层级分类情况 |
| 3.4 刊载媒体分类 |
| 3.5 语言分类情况 |
| 第4章 国际传播奖获奖作品的叙事内容分析 |
| 4.1 国际新闻奖议题分析 |
| 4.2 国际新闻奖话题分析 |
| 4.2.1 外交类议题 |
| 4.2.2 社会类议题 |
| 4.2.3 政治类议题 |
| 4.2.4 历史文化类议题 |
| 4.2.5 经济类议题 |
| 4.2.6 科技类议题 |
| 4.3 国际新闻叙事模式分析 |
| 4.3.1 宣传模式 |
| 4.3.2 新闻模式 |
| 4.3.3 故事模式 |
| 第5章 国际传播奖获奖作品的叙事话语分析 |
| 5.1 叙事者的划分 |
| 5.1.1 叙事者是记者 |
| 5.1.2 叙事者是知情人 |
| 5.1.3 叙事者是当事人 |
| 5.2 叙事者的功能 |
| 5.3 叙事视角的分类 |
| 5.3.1 隐藏第一人称的记者叙事视角 |
| 5.3.2 内视角叙事 |
| 5.3.3 纯客观视角叙事 |
| 5.3.4 复合视角 |
| 第6章 国际传播奖叙事策略与反思 |
| 6.1 国际传播奖叙事策略分析 |
| 6.1.1 叙事内容 |
| 6.1.2 叙事话语 |
| 6.2 思考 |
| 6.2.1 传播主体应多元化 |
| 6.2.2 注重传播主渠道 |
| 6.2.3 提升国际化叙事技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奖获奖作品一览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问题及其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理由及意义 |
| 2、文献综述 |
| 3、概念界定 |
| 4、研究内容 |
| 5、研究方法 |
| 6、创新及不足 |
| 第1章 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发展及其对民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
| 1.1 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伦理发展的社会基础 |
| 1.1.1 社会系统对大众传媒之影响 |
| 1.1.2 传媒与政治:彼此促进且制约 |
| 1.1.3 传媒与文化:思想熏陶与伦理变迁 |
| 1.1.4 传媒公共观念形成:经济的自由竞争 |
| 1.1.5 社会舆论与传媒伦理规范之关联 |
| 1.2 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发展的阶段功能特征 |
| 1.2.1 思想启蒙: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初期发展 |
| 1.2.2 抗战宣传与动员: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战时发展 |
| 1.2.3 民族凝聚与统一: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战后恢复 |
| 1.3 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社会影响 |
| 1.3.1 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与生态 |
| 1.3.2 丰富社会生活,成为时尚风潮 |
| 1.3.3 有助于社会教育普及 |
| 1.3.4 凝聚思想,增强对外传播效力 |
| 1.3.5 对伦理道德观念的潜移默化 |
| 1.3.6 媒介伦理失序带来的社会负面效果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自由与责任: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内容伦理问题 |
| 2.1 娱乐低俗化: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娱乐伦理问题 |
| 2.1.1 传媒娱乐的低俗制作 |
| 2.1.2 娱乐伦理的价值缺位 |
| 2.1.3 探寻根源,正视传媒娱乐失序 |
| 2.1.4 个案反思:《社会怪现象》的责任担当与遭遇 |
| 2.2 虚假盛行: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内容真实性问题 |
| 2.2.1 “普遍信任”与“真实缺位”:传媒真实性的道德考量 |
| 2.2.2 “伪真实”引发的社会负面影响与评议 |
| 2.3 题材失序争议: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内容价值问题 |
| 2.3.1 题材混乱,把关机制的缺位 |
| 2.3.2 功能定位不清,传媒责任不明 |
| 2.3.3 鱼龙混杂,辱华题材盛行 |
| 2.4 教育缺位: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教育伦理问题 |
| 2.4.1 匮乏而贫瘠的民国教育:亟待普及与强化 |
| 2.4.2 期许满满:社会对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寄予厚望 |
| 2.4.3 教育意涵缺失:“乐”与“教”的现实冲突 |
| 2.4.4 传媒教育乱象引发的社会思考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民族与意志:战时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考察 |
| 3.1 战时的传媒伦理重心:民族至上 |
| 3.1.1 反抗侵略的宣传指导:战时新闻学兴起 |
| 3.1.2 牺牲小我,成就中华:战时传媒思想与舆论引导 |
| 3.2 战时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传播价值 |
| 3.2.1 聚民心,共抗日: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抗战意义 |
| 3.2.2 记录与宣传:战时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历史践行 |
| 3.3 战时的不和谐声音: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问题 |
| 3.3.1 低俗娱乐依旧,缺乏抗战责任意识 |
| 3.3.2 战时传媒真实与题材的价值争议 |
| 3.3.3 战时传媒功能与真实性争议 |
| 3.3.4 战时传媒教育的定位不当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德性与至善: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规制 |
| 4.1 规制的依据:媒介德性与责任 |
| 4.1.1 媒介的德性 |
| 4.1.2 媒介自由的规范性 |
| 4.1.3 媒介的真理性价值 |
| 4.1.4 媒介的社会监督 |
| 4.1.5 媒介的至善追求 |
| 4.2 传媒法规的开端:北洋政府的传媒伦理规制 |
| 4.2.1 注重电信安全,掌握传媒经营权 |
| 4.2.2 检查制度初立,强化传媒审查 |
| 4.3 立规则、重质量:南京国民政府的传媒伦理规制 |
| 4.3.1 延续北洋管理,维护电信主权 |
| 4.3.2 以法立规:明确媒介职责,规范传播行为 |
| 4.3.3 强化战时舆论引导,提升宣传能力 |
| 4.3.4 启发民智,巩固传媒的教育职能 |
| 4.3.5 打击虚假,杜绝辱华题材 |
| 4.4 为人民办媒体:中国共产党的亲民规制模式 |
| 4.4.1 传媒话语规范及规制 |
| 4.4.2 强化传媒行政管理,注重传播质量 |
| 4.4.3 避免信息失真,推动新闻业务改革 |
| 4.4.4 明确传媒的抗战职能 |
| 4.5 租界与国外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规制 |
| 4.5.1 租界与国外传媒的伦理问题 |
| 4.5.2 国外传媒伦理规制及借鉴 |
| 4.6 行业自律觉醒: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内部推力 |
| 4.6.1 自洽与规范:行业组织的兴起 |
| 4.6.2 推进社会教育:传媒的教育属性强化 |
| 4.6.3 公共利益为上:传媒组织的责任意识提升 |
| 4.7 本章小结(附伦理规制图) |
| 第5章 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伦理与规制思想演进及现实意义 |
| 5.1 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伦理思想特征分析 |
| 5.1.1 民国时期伦理思想的社会变迁 |
| 5.1.2 民国时期大众传媒伦理之共性 |
| 5.1.3 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伦理思想之特性 |
| 5.1.4 历史上的新兴大众传媒伦理困境 |
| 5.2 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伦理思想反思 |
| 5.2.1 传媒自由的道德解读 |
| 5.2.2 娱乐不远道:传媒娱乐伦理思考 |
| 5.3 新兴大众电子传媒规制的现实意义 |
| 5.3.1 助力社会发展:传媒伦理规制的落脚点 |
| 5.3.2 提升传媒伦理自洽,促进跨文化传播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与选题依据 |
| 0.1.1 选题缘起 |
| 0.1.2 选题依据 |
| 0.2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 0.2.1 研究对象 |
| 0.2.2 研究意义 |
| 0.3 国内外研究述论 |
| 0.3.1 国外研究综述 |
| 0.3.2 国内研究综述 |
| 0.3.3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
| 0.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0.4.1 研究方法 |
| 0.4.2 创新之处 |
| 第1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上) |
| 1.1 皇帝形象 |
| 1.1.1 夕阳余辉里强撑危局的道光皇帝 |
| 1.1.2 大厦将倾时苦心维持的咸丰皇帝 |
| 1.1.3 短暂平静下作为符号象征的同治皇帝 |
| 1.2 官员形象 |
| 1.2.1 外交舞台上的善变者耆英 |
| 1.2.2 中土西来第一使者斌椿 |
| 1.2.3 亦商亦官的行商 |
| 1.2.4 被污名化的两广总督叶名琛 |
| 1.2.5 地方治理中的官员群像 |
| 第2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主要类型(下) |
| 2.1 军人形象 |
| 2.1.1 遇战溃逃的中国军人 |
| 2.1.2 英勇顽强的中国军人 |
| 2.1.3 唯利残忍的中国军人 |
| 2.2 百姓形象 |
| 2.2.1 堕落麻木的中国百姓 |
| 2.2.2 礼貌友善的中国百姓 |
| 2.2.3 吃苦耐劳的中国百姓 |
| 第3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表现艺术 |
| 3.1 图像与文字的互文 |
| 3.1.1 图像与文字互释 |
| 3.1.2 图像与文字互补 |
| 3.1.3 图像与文字悖离 |
| 3.2 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 |
| 3.2.1 新闻观察者的叙述 |
| 3.2.2 新闻当事人的叙述 |
| 3.2.3 嵌套性叙述 |
| 3.3 新闻背景与事实的结合 |
| 3.3.1 背景阐明新闻事实 |
| 3.3.2 背景烘托新闻事实 |
| 第4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的形成原因 |
| 4.1 记者画家亲历中国的印象 |
| 4.1.1 民间的游历 |
| 4.1.2 战地的目击 |
| 4.1.3 传闻的影响 |
| 4.2 西欧的中国人想象的延续 |
| 4.2.1 对美化性想象的延续 |
| 4.2.2 对丑化性想象的延续 |
| 4.3 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新闻媒介使命的混合 |
| 4.3.1 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的博弈 |
| 4.3.2 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的拉锯 |
| 4.3.3 中产阶级定位对新闻写实的调和 |
| 第5章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的意义 |
| 5.1 历史意义 |
| 5.1.1 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 |
| 5.1.2 促进了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 |
| 5.1.3 提供了研究中国人形象的新参照物 |
| 5.2 审美意义 |
| 5.2.1 拓宽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 |
| 5.2.2 扩展了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 |
| 5.2.3 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 |
| 5.3 当代启示 |
| 5.3.1 为观察当代外国媒介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 |
| 5.3.2 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 |
| 5.3.3 为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提供了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 |
（7）中国新闻奖福建获奖作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中国新闻奖概况 |
| 一、中国新闻奖奖项设置 |
| 二、中国新闻奖评奖过程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文献探讨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中国新闻奖获奖情况分析 |
| 第一节 全国性媒体与地方媒体荣誉机会比较 |
| 一、全国性媒体的获奖数量统计 |
| 二、地方媒体的获奖数量统计 |
| 三、全国性媒体与地方媒体的获奖数量之比较 |
| 第二节 不同体裁之下的全国性媒体与地方媒体比较 |
| 第三节 全国性媒体与地方媒体的报道主题差异 |
| 一、获奖作品报道主题关键词提炼 |
| 二、2013年-2017年全国性媒体获奖作品报道主题分析 |
| 三、2013年-2017年地方媒体获奖作品报道主题分析 |
| 四、地方媒体与全国性媒体的报道主题差异分析 |
| 五、福建媒体与其他地方媒体报道主题的对比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新闻奖福建作品分析 |
| 第一节 获奖作品的内容分析 |
| 一、样本采集 |
| 二、类目建构 |
| 第二节 获奖作品的文本分析 |
| 一、把握时间主动性 |
| 二、负面报道中存在正面意义 |
| 三、新闻报道表达的故事化 |
| 四、擅长从小处着眼 |
| 五、注重短、时、新 |
| 第三节 获奖作品的涉台特色 |
| 一、涉台新闻的主要特质 |
| 二、涉台新闻主题分析 |
| 三、涉台新闻报道的生产 |
| 第四章 中国新闻奖福建省获奖作品与其他省份之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基于地理特征的福建省获奖作品与他省作品 |
| 一、丝绸之路视域下的分析 |
| 二、涉台新闻视域下的分析 |
| 三、临海位置视域下的分析 |
| 第二节 福建省获奖作品与他省作品之历史挖掘 |
| 一、扶贫类作品的文本分析 |
| 二、重要节庆日报道的文本分析 |
| 三、总书记讲话报道的文本分析 |
| 第三节 经济报道分野下的福建省获奖作品与他省作品 |
| 第四节 本地重大国际事件报道中的福建与他省之报道差异 |
| 一、报道角度选取巧妙 |
| 二、时间跨度长,制作规模宏大 |
| 三、呈现方式多样化 |
| 四、福建媒体相关报送作品的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访谈名单 |
| 附录2: 全国性媒体中国新闻奖获奖数量统计表 |
| 附录3: 多家媒体联合获中国新闻奖作品统计表 |
| 附录4: 纠错 |
| 附录5: 中国新闻奖福建获奖作品分类表 |
| 致谢 |
（8）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 1.1.1 学术价值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现有研究状况的不足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 |
| 2 我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历史与背景 |
| 2.1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基本状况 |
| 2.1.1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定义 |
| 2.1.2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发展脉络 |
| 2.2 新中国对外宣传历史概述 |
| 2.2.1 新中国对外宣传史的阶段划分 |
| 2.2.2 新中国前四十年对外宣传的主线与媒介 |
| 2.2.3 1949年-1989年中国外宣史概览 |
| 3 电视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战场(1989-1992) |
| 3.1 1989 年以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
| 3.2 中国对外宣传反思与调整 |
| 3.2.1 中国对外宣传暴露出的问题 |
| 3.2.2 1990年前后中西电视传播能力对比 |
| 3.2.3 1989年后中国对外宣传观念的进步 |
| 3.3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创办 |
| 3.4 小结 |
| 4 从“以我为主”到“受众为重”(1992-2002) |
| 4.1 1992 年-2002年国际形势的变化 |
| 4.1.1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 |
| 4.1.2 1992年之后中国的国际环境 |
| 4.2 变化的形势下外宣观念的不断调整 |
| 4.2.1 1992-1997:“回击”——针对国外媒体舆论攻势进行反击 |
| 4.2.2 1998-2000:“专业化”——节目制作精良化 |
| 4.2.3 2000-2002:“说明”——介绍真实的中国 |
| 4.3 小结 |
| 5 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2003-2012) |
| 5.1 2003-2012 年对外宣传的背景 |
| 5.1.1 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 |
| 5.1.2 中国的民族文化自觉 |
| 5.3 新形势下的对外传播方式转变 |
| 5.3.1 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 |
| 5.3.2 “主动传播”的两条线索 |
| 5.4 中央电视台对外传播的实践 |
| 5.4.1 “传播力”:建设具有强大传播能力的对外媒体 |
| 5.4.2 “软实力”:重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
| 5.5 小结 |
| 6 建构全新话语体系的尝试(2013年至今) |
| 6.1 政治形势与政治需求的变化 |
| 6.1.1 当下国际政治环境 |
| 6.1.2 中国全球经济地位的变化 |
| 6.1.3 中国对旧体系的“突围” |
| 6.2 对外传播新需求 |
| 6.2.1 西方话语体系下中国对外传播的窘境 |
| 6.2.2 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改善 |
| 6.2.3 建立与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话语体系 |
| 6.3 建构全新话语体系的尝试 |
| 6.3.1 建构话语体系的理论规划 |
| 6.3.2 话语权建构在对外传播实践中的体现 |
| 6.4 小结 |
| 7 对外传播观念与实践的展望 |
| 7.1 何为话语权建构 |
| 7.2 如何进行话语权建构—我者与他者之间 |
| 7.2.1 “我者”—融入抑或同化? |
| 7.2.2 “他者”—妖魔抑或彼岸 |
| 7.2.3 “我者”与“他者”之间 |
| 7.3 当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问题 |
| 7.3.1 对内传播规则约束对外传播 |
| 7.3.2 海外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早已定形 |
| 7.3.3 最大的障碍:异化的民族主义思潮 |
| 7.4 “今日俄罗斯”崛起的经验与启示 |
| 7.5 未来电视对外传播的展望 |
| 8 结语 |
| 附录: 当事人口述资料七则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7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2 中美调查性报道源流梳理 |
| 2.1 中国调查性报道的源流 |
| 2.2 美国调查性报道的源流 |
| 3 中美调查性报道采访实务观照 |
| 3.1 调查性报道题材选择比较 |
| 3.2 调查性报道采访对象比较 |
| 3.3 调查性报道采访特点比较 |
| 4 中美调查性报道写作实务辨析 |
| 4.1 中美调查性报道写作特点比较 |
| 4.2 中美调查性报道叙事比较 |
| 4.3 中美调查性报道写作语言比较 |
| 5 中美调查性报道的差异归因 |
| 5.1 中美新闻传播观念差异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 |
| 5.2 中美新闻体制差异对调查性报道的作用 |
| 5.3 中美新闻调控规制对调查性报道的制约和保障 |
| 6 结语 |
| 6.1 中国调查性报道要有独立个性 |
| 6.2 中国调查性报道相对不成熟 |
| 6.3 网络时代的中美调查性报道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研究（2001—20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引论 第1章 与本研究相关的概念厘定与关系梳理 |
| 1.1 “伊斯兰国家”的基本概念与组织特征 |
| 1.2 911 事件后美国对伊斯兰国家的话语特征与“伊斯兰恐怖论” |
| 1.2.1 西方话语构建下的伊斯兰世界与“恐怖主义”界定的逻辑对立 |
| 1.2.2 美国媒体对伊斯兰国家的形象建构与“伊斯兰恐怖论” |
| 1.3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关系梳理 |
| 1.3.1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建交情况与外交关系特征 |
| 1.3.2 “一带一路”战略与对伊斯兰国家合作的新局面 |
| 1.4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媒体交往与合作 |
| 1.4.1 伊斯兰国家的媒体发展概况与对华交往情况 |
| 1.4.2 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媒体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
| 1.5 911事件后的报道分期及本研究的媒体考量 |
| 1.6 本章小结 第2章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传播者与传播控制分析 |
| 2.1 传播主体分析 |
| 2.1.1 传播组织与传播机构分析 |
| 2.1.2 传播工作者分析 |
| 2.2 传播法律法规与宗教禁忌分析 |
| 2.2.1 与伊斯兰国家报道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分析 |
| 2.2.2 与伊斯兰国家报道相关的国际法律法规分析 |
| 2.2.3 伊斯兰教的基本禁忌与报道注意事项 |
| 2.3 微观控制分析 |
| 2.3.1 表达控制分析 |
| 2.3.2 屏蔽控制分析 |
| 2.4 宏观控制分析 |
| 2.4.1 报道的信源控制分析 |
| 2.4.2 热点与热度控制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第3章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内容与文本话语分析 |
| 3.1 报道的主要内容特征分析 |
| 3.1.1 常规报道领域内容分析 |
| 3.1.2 宗教报道领域内容分析 |
| 3.1.3 战争及冲突报道领域内容分析 |
| 3.2 报道规范与报道伦理分析 |
| 3.2.1 报道中的价值判断与信息选择分析 |
| 3.2.2 报道中的“羊群效应”与“破窗”现象分析 |
| 3.2.3 报道中的新闻失实与新闻想象问题分析 |
| 3.2.4 报道中的题材偏好与报道失衡问题分析 |
| 3.3 报道的文本话语分析 |
| 3.3.1 报道文本的表达方式分析 |
| 3.3.2 报道文字文本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3.3 报道的立场和倾向性分析 |
| 3.4 图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4.1 使用“恐怖”和“惊悚”的图片而不加修饰 |
| 3.4.2 涉及伤亡图片未经技术处理而直接呈现 |
| 3.4.3 报道缺乏原创图片或配图牵强 |
| 3.4.4 选用图片缺乏宗教人文关怀 |
| 3.4.5 商业网站过多转载猎奇和揭丑类负面图片 |
| 3.5 视频报道中的问题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第4章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媒介渠道与报道能力分析 |
| 4.1 报道的信源与渠道类型分析 |
| 4.1.1 外媒渠道分析 |
| 4.1.2 大陆官方媒体渠道及其报道量分析 |
| 4.1.3 伊斯兰国家事主国媒体渠道分析 |
| 4.1.4 中国穆斯林民间媒体渠道分析 |
| 4.2 报道与评论能力分析 |
| 4.2.1 官方媒体向伊斯兰国家派驻记者站能力分析 |
| 4.2.2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资料配置能力分析——以新华网为例 |
| 4.2.3 新闻采制难度与报道风险分析 |
| 4.2.4 原创评论能力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受众和效果分析 |
| 5.1 报道的受众调查与分析 |
| 5.1.1 受众的基本特点与舆情生成分析 |
| 5.1.2 受众调查与结果分析 |
| 5.2 报道的传播效果测定 |
| 5.2.1 传播效果测定的基本情况 |
| 5.2.2 “沉默的螺旋”在传播效果中的体现 |
| 5.2.3 传播效果测定难度与测定行为缺失 |
| 5.2.4 传播中的“不闭环”与“不对流”现象分析 |
| 5.3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议程设置分析 |
| 5.3.1 议程设置的差异性分析 |
| 5.3.2 从搜索引擎结果看议程设置 |
| 5.3.3 从新闻评奖与评选看议程设置 |
| 5.4 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的意见领袖分析 |
| 5.4.1 舆情的差异性与舆论制衡分析 |
| 5.4.2 意见领袖的构成及作用机理分析 |
| 5.4.3 意见领袖的平台建构与串场作用分析 |
| 5.5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提升对伊斯兰国家的报道效果 |
| 5.6 本章小结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战役性报道中的广播新闻节目编排技巧（论文参考文献）
- [1]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D]. 张雷. 河北大学, 2020(02)
- [2]《中国旅游报》红色旅游报道的话语分析[D]. 杜焱. 新疆大学, 2020(07)
- [3]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获奖作品叙事研究[D]. 买尔哈巴·买吐尔逊. 新疆大学, 2020(07)
- [4]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问题及其规制研究[D]. 康智. 河北大学, 2020(08)
- [5]《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6]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D]. 季念. 湘潭大学, 2019(12)
- [7]中国新闻奖福建获奖作品研究[D]. 薛红洋. 厦门大学, 2019(08)
- [8]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D]. 田忠卿. 武汉大学, 2017(06)
- [9]比较视域下的中美调查性报道研究[D]. 段勃. 华中科技大学, 2017(10)
- [10]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研究（2001—2015）[D]. 金强. 河北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