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精神的两位传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

一、狂欢精神的两个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王敏^[1]（2015）在《群魔共舞般的狂欢——浅析卡拉马佐夫兄弟》文中研究说明高尔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天才,但他是我们的恶毒的天才",《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结构与狂欢化相结合的突出代表作,其中塑造的卡拉马佐夫们的精神如同群魔共舞般的狂欢化,在复调结构下进行开放性地自我发展,卡拉马佐夫们的精神形成了自渎、失衡、崩溃、救赎的狂欢化世界。

刘莎莎^[2]（201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文化视野下的狂欢化叙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非常着名且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创作和理念给当代世界文学引起了极大震动,但是梳理各研究学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后,我们能够发现其中缺乏对宗教文化的深入研究探讨,大多数研究者忽略了宗教背景对陀氏在文本中的实践。笔者希望通过文本批评的方法,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狂欢化叙事理论置于俄罗斯正教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寻找出两者的相互影响。从十世纪的“罗斯受洗”之后,俄罗斯的宗教文化开始化走向一统化。西欧国家的基督教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后进入成熟期,俄国没有这种变化,而是保存了早期基督教的主要文化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他的宗教观也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陀氏宗教观念是由俄国东正教做基石,以其独特的人生体验为辅料构建而成的。其中既包含对基督教义主要教义的接受,也包括对上帝持有的辩证认识,对神正论的思索,对人的内在神性的肯定（人身上的人）,对乌托邦理想的向往,这些都是构成陀氏文学世界的制约因素。笔者拟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讨论他作品的狂欢化叙事与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氛围之间的关系,或者换句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欢化叙事产生的宗教背景和土壤。绪论：全面梳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资料,以此为基础整理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找出其中可能忽略的因素；从中发现,宗教文化背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狂欢化叙事的影响。之所以我们能看到如此丰富、如此生动形象的心理突变和挣扎的文学作品,都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宗教的深入理解和不同阐释。第一章：本章探讨的重点是宗教文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和创作的影响,使其能创造出“人身上的人”这样特殊的理念。宗教在俄罗斯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每个俄罗斯人灵魂深处的宗教情节是不可磨灭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里,对罪的认识,对苦难的理解,对救赎之路的追寻等,都体现了他在创作中深厚的宗教思想及其“人身上的人”这一理念的产生。第二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最大的特征——狂欢叙事,这种创作手法见于陀氏几乎所有作品中。本章讨论的重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所具有的狂欢化叙事的体现,狂欢化叙事在陀氏文学世界中所呈现出的形态,并借鉴巴赫金的理论从文本方面进行细读,探讨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对宗教的痛苦思索而产生的文本形态是如何体现的。第三章：重点挖掘宗教文化与陀氏狂欢化建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在文本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传达给人们的能够实现“最终理想”的道路。文本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中研究宗教与陀氏创作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陀氏创造“最高现实”的最终目的。

许海娜^[3]（2013）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神”形象的建构及其现代启示》文中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学史上最深奥、最复杂的作家之一，其思想总是徘徊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游走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其作品亦因对世界性哲学命题的思索和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挖掘而被誉为“思想小说”。纵观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群像，“人神”与“神人”形象分别代表其矛盾思想的两个极端，他们的对话与抗争使陀氏思想得到全景式的展现。其中，最能反映陀氏精神演变轨迹及其思想复杂程度的并非那种完美、崇高的“神人”形象，而是那些消解了生命的神圣性，在善与恶、罪与罚、理性与信仰的撕扯中历经困苦与磨难而又最终复归生命神圣性的“人神”形象，他们并非单一、静态的人物，而是一种多个、有着类似精神特征的人物群像的动态建构。本文主要以形象学、精神分析、文化学等相关理论为支撑，通过对陀氏宏观生存背景考察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从多维度阐释“人神”形象的独特内涵，着力勾勒其精神演变轨迹，进而从现代性与宗教文化角度切入，分析“人神”形象的建构对现代社会的启示意义。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主要对陀氏创作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综述，提出本论的选题思路和学术目标。正文分三章：第一章结合既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厘定“人神”形象的概念，从外在言行、内在精神、悲剧性结局等角度分析“人神”形象的精神特征，综合时代文化语境与陀氏自身人生体验剖析其生成原因。第二章在分析“人神”形象内涵与成因基础上，结合陀氏个人思想变化过程与《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具体文本，提炼出“人神”形象从自由状态到思想分裂再到走向救赎的三个精神演变阶段。第三章写徘徊在理性与宗教之间的“人神”形象所蕴含的启示意义，剖析“人神”形象所折射出的现代人精神困境，通过评析陀氏对理性与宗教的复杂态度，揭示出神圣对人类精神的意义、现代人对价值理性的美好期许，以及陀氏为了人的拯救而选择重建生命神圣性的创作理念。无论是陀氏自身在理性与宗教之间的游走，还是“人神”在万难忍受的“炼狱”中的试炼，他们上下求索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生存的意义，寻求精神世界与尘世生活的平衡，以求达到心灵的平静和灵魂的安宁。陀氏借助“人神”形象的建构阐释了自己对理性与上帝的质疑、追问以及对价值理性的内隐性追求，企图通过写作来探寻在这“恐惧与颤栗”的世界中人类生存的言与行之价值。

陈文杰^[4]（2009）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自杀现象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自杀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细致解读的基础上对其所表现的思想形态、美学形态、生命形态进行概括性阐述。其主要表现形态为癫狂与毁灭、虚无与神秘,产生了异样的美学氛围。

宋春香^[5]（2008）在《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在宏大的宗教文化历史背景下,此文考察了狂欢与宗教（主要是多神教和基督教）丰富的渊源关系及巴赫金狂欢理论内容中的宗教性主题和宗教文化意义,并试图通过狂欢理论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个案分析,强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进行一种跨文学、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的理论尝试。宗教是狂欢得以产生的基本起源,也是巴赫金狂欢理论形成体系规模的理论生发点。如果从史的角度来考察,学界有关狂欢与宗教的探讨可以在此达成共识,即狂欢源于宗教。若对此再加以细化考量,狂欢同宗教的渊源关系不容质疑:一方面狂欢源于多神教,一方面狂欢源于基督教。狂欢可谓是多神教和基督教综合作用的产物,这在欧洲文化史上都有着清晰的记载。巴赫金博古通今,在其代表性的学术着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直接陈述的宗教观念是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间接表达的宗教理想是其重要叙事策略。诸如:巴赫金的宗教人生,反映了鲜明的宗教意识;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影响,成为其理论得以产生的宗教背景;对话理论和酒神理论成为其可供挖掘的理论资源之一;狂欢的笑和宗教禁忌、狂欢的身体和宗教美学、狂欢的形象和宗教圣贤、狂欢的戏仿和宗教文本等,都通过狂欢理论的内容要素同宗教主题取得了紧密的联系,张扬着宗教精神诉求,构建了文学与宗教文化亲和中的乌托邦理想,从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批驳其超离现实的虚幻性同时,肯定了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内涵和对文学研究和宗教研究的重要价值。全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是概述巴赫金狂欢理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狂欢与宗教关系的历史渊源追溯、宗教与巴赫金思想体系的建构问题、国内外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研究现状和本论文研究方法及相关术语的范围界定,进一步厘清狂欢理论中基本概念的客观含义,进一步明确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研究对象、论证方法、研究原则和基本内容,并有针对性地说明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巴赫金狂欢理论同宗教的联系有着历史和逻辑两方面的依据。如果从史的角度来考察,学界有关狂欢与宗教的探讨可以在此达成共识,即狂欢源于宗教。在巴赫金的着作中,以新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论证方法、以民间立场为研究原则、以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三个关键词为基本范畴、以宗教层、文化层、文学层为具体的分析结构,从而体现出一种理论建构的体系性特征。关于巴赫金的研究现状问题,东西方各不相同。巴赫金研究在其故乡最突出的研究特色就是——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注重俄国本土精神文化内涵的挖掘,明显地走着一条“本土化”的研究路线。比如,探讨狂欢同古罗斯之笑的关系、研究狂欢同中世纪的历史渊源、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等。在西方不仅首次发现了巴赫金,而且对巴赫金的研究更多的是迎合当时文论思潮的话语解读,表现为解读视角与20世纪西方文论关键词的某种契合及其相关焦点问题的论争。西方的巴赫金研究明显不同于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二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西方的巴赫金研究并不注重俄国本土精神文化内涵的挖掘,而是在还未充分理解巴赫金概念及其内涵之前,就已经强化了诠释其理论的“拓展与挑战”的学术情绪。在我国,巴赫金研究与俄国的“本土化”路线和西方的“他者化”路线截然不同,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可以说已经大致走出搜集整理的初级研究阶段,向着渊源探索、文化寻根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更高研究阶段迈进。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的宗教人格及其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从微观角度把握巴赫金的宗教人生和“非宗教的宗教追求”。巴赫金关注狂欢与宗教并不偶然,有着主观和客观的环境因素。主观在于本身的基督徒身份和世界观,客观在于俄罗斯东正教的氛围,巴赫金学术研讨兴趣起初就是围绕着宗教哲学来展开的。若从巴赫金的宗教身份来考证的话,巴赫金本人是一个基督徒,而且终身信仰宗教。可以说,巴赫金的一生,凝结了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在童年,巴赫金就受到了俄国东正教的熏陶。一个没有宗教意识的思想家,是绝对创作不出具有宗教内涵的理论的。巴赫金是一位拥有宗教意识的思想家。在他的学术人生和研究理论中,不时闪现宗教的真知灼见。早期,巴赫金关于主体的哲学和美学思考,就具有浓厚的新康德主义色彩。巴赫金同本国宗教思想家的对话与交流,更是其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第三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渊源和学理基础。巴赫金在其狂欢理论的论述中,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在理论借鉴和影响上,都有着深刻的学理基础。这主要是对对话理论和酒神理论的承接与发展。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侧重论述对话理论和酒神理论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宗教哲学基础。一方面,就对话理论来讲,从哲学的高度而言,对话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从语言的角度而言,语言的本质是对话,对话是与独白相对立并存的两种言语方式;不管巴赫金的“他人”与“我”具有怎样的基督教人格论意义,也不管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彰显怎样的自由精神,仅是巴赫金的这种对话理想,就已经承继了宗教话语“我/你”关系的阐释问题。当伊凡诺夫从酒神迷狂状态中总结出了“我”和“你”关系在超越个体经验的集体无意识中所具有的“绝对平等”性质时,巴赫金在对话基础上的兼收并蓄,完全使得狂欢-宗教之间的对立和共存成为对话后的必然结果。也正是在对话这个层面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始终以对话哲学为基础,不断延伸深化,形成同上帝的长久对话取向。另一方面,就酒神理论来讲,酒神理论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重要基础来源之一。从始作俑者角度讲,德国的尼采和俄罗斯的维·伊凡诺夫是其直接影响者。若从酒神理论对巴赫金的影响来讲,巴赫金从中汲取的主要是宗教的生死哲学观,而远非酒神的短暂狂欢。一段源于神话的故事,在经尼采和伊万诺夫的形而上升华诠释后,强烈地影响了巴赫金的理论起点和价值取向。尼采的酒神理论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之间,存在着无比亲密的“对话关系”:一方面巴赫金从神话世界中索取理论资源,通过话语的置换,用“狂欢”取代了“酒神”,将尼采倡导的酒神精神发展成自己独特的狂欢精神;另一方面巴赫金又在遵循酒神理论精髓的同时,在阐释语境、宗教态度、精神所指上,与尼采存在明显的不同,并最终将尼采“梦与醉”的审美艺术理想转换为走向“两种生活”的宗教精神诉求,实现了一种“从神到人的超越之路”。在俄罗斯本土,伊凡诺夫有关酒神理论的宗教阐释视角,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某些论说。显然,俄罗斯本土文化的亲和性与地域沟通的便利性,无疑强化了巴赫金对酒神理论的深层次解读和理解,而对酒神理论的接受就更加偏重于宗教层面。第二,侧重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产生的宗教背景基础,这以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和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为代表,尤其是从宏观角度叙述俄罗斯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宗教背景。诸如拜占庭文化影响的东正教传统,割舍不掉的基督教文化渊源,宗教哲学复兴的“白银时代”等。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要素及其宗教主题。通过狂欢的“笑”论与宗教冲突问题、狂欢的身体与宗教亲和问题、狂欢的形象与宗教圣贤的问题、狂欢的戏仿与宗教文本问题四个方面内容来论述狂欢理论同宗教文化的内在联系与文化内涵。其间,笑是狂欢同宗教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狂欢之“笑”与渎神游戏唇齿相依,狂欢之“笑”与宗教禁忌互动共生,狂欢之“笑”与宗教态度相辅相成,由此巴赫金极力批驳那些将诙谐与宗教相对立的观念,提倡二者的亲和与关联。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由于同宗教的亲和关系,狂欢的身体是走出了禁欲的樊篱,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论认知,拥有了一种宗教文化内涵,一种“宗教价值”和一种宗教美学蕴涵。在狂欢理论的阐释中,巴赫金史无前例地将小丑、傻瓜和骗子列入文学形象体系之中,并且认为这些形象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意义,同时,巴赫金又赋予“小丑”和“傻瓜”一种神秘的内涵。这同古老神话中的文化英雄——造物主,及俄罗斯传统中的“圣愚”,都有着亲缘关系,并在巴赫金所言及的颠覆、“贬低化”、“加冕和脱冕”和“他者”的视野中,获得了独特的宗教性内涵,拥有着宗教圣贤的文化原型。若从正统文学的角度来审视的话,狂欢化文学无疑是“下里巴人”对“阳春白雪”的勇敢挑战。但是,若从宗教的视角来考察的话,这不为人正视的“小丑”和“傻瓜”,恰是由宗教中的“文化英雄”和“圣愚”原型演化而来。因为,无论是“文化英雄”,还是“圣愚”现象,都绝非为单一的“敌基督教的”文化,反而是一种亲基督教的文化。在狂欢的戏仿和宗教文本的论述中,巴赫金强调了“梅尼普体和狂欢化”对宗教文本创作的影响、“基督文学”中的“狂欢化”因素和“拉丁语诙谐文学”与“神圣的戏仿”的密切关系,更为直接地表述了狂欢同宗教文学创作之间的文化联系。第五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精神诉求问题。不可否认,“理想世界是宗教和文学的永恒主题”。作为宗教,都含有一种否定现实人生的怀疑态度。如佛教的追求来世、基督教的救赎意识,最终在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选择中,获得精神的满足和心理的安慰。在狂欢理论中,从表面看,巴赫金对狂欢活动中的物质存在大加描摹,但从深层次讲,他在颠覆现有存在的众多束缚中,始终期盼一种人的精神存在和精神彼岸,一种十分抽象的宗教精神上的东西。在诸如“交替与更新”、“肯定与否定”、“第二种生活”等看似对立的二元论概念中,巴赫金都赋予其精神解放的深刻内涵,从而在人性追问中,显出人类生命诉求间的原初样态,在狂欢中寻找人终极的归宿,在颠覆中期盼人的精神解放,凸显一种宗教精神诉求。第六部分,主要论述巴赫金狂欢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中的宗教反馈问题。巴赫金狂欢理论宗教性维度的价值还不仅在于它同宗教传统、宗教观念的关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狂欢理论也拓展了人们对宗教传统和宗教观念的理解,甚至使“狂欢”本身成为带有某种宗教意味的元素,以至于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宗教史研究中,不时地反馈着由“狂欢”带来的新鲜视点。在中国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狂欢化文学创作和对狂欢理论进行宗教视角的探讨和研究。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俄国文学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和法国文学的拉伯雷研究中,巴赫金狂欢理论丰富了相关研究的理论视角,并且为如上文学作品宗教层面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可资运用的话语资源和方法论基础。同时,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远远超出文艺学和哲学的范畴,一定程度上介入到宗教史研究的学理层面,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宗教史理解的多元性特征,深深影响了宗教史中的狂欢研究和笑研究,诸如儒思·蔻斯、英格维尔特·萨利特·吉尔胡斯等,就将巴赫金的狂欢思想同基督教相联系,同宗教史相沟通,在充分认识到狂欢的宗教价值的同时,进行了有益的吸收和改造,从而使宗教史研究呈现出较之从前截然不同的理论风貌。总之,狂欢与宗教的关系复杂而暧昧,其文化亲和中的乌托邦理想日益成为学人予以褒奖的论题。而狂欢与宗教的暧昧关系问题,狂欢文化与宗教文化的亲和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巴赫金的宗教观问题和生命哲学问题,也将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互通中,在当代学者的阐释中获得新的内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狂欢在宗教方面的意义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巴赫金狂欢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宗教视角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的学术课题。

陈晓兰^[6]（2003）在《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茅盾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城市是各民族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因素。在19、20世纪文学中，城市成为独立的审美主题，表现了文学家对现代化各阶段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的反应。19世纪中后期的巴黎和20世纪前40年的上海，作为各自国家现代化的中心城市，集中体现了这个阶段的历史特点。它们遭遇的问题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左拉和茅盾都与各自民族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表现出激烈的反应。左拉是巴黎的“游逛者”文人，从早年在巴黎的边缘地位和底层经历中发展出一种对抗意识和怀疑精神，并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形成了他的道德、价值观和文学观。文学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真理与正义是他的终极关怀。在对巴黎空间的表现中，左拉关注城市的生态环境，表现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及其对人心理的影响，并通过迷宫意象表现人与城市的疏离关系。通过巴黎社会各阶层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展现，揭示了伴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混乱无序的社会、欲望的无限膨胀、贫富悬殊、普遍的道德沦丧、人性的堕落和精神的空虚等等。巴黎的本质与人性的邪恶联系在一起，成为“地狱的翻版”。在后期的小说中，左拉塑造了使徒式的现代知识分子，担当起拯救社会的使命，建造了以爱为基础，实现了平等、正义、自由的“乌托邦城市”。表现了左拉试图重建道德、价值体系的努力。与左拉不同，茅盾具有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通过参与社团和党派实现其政治使命，并表现出集体主义精神。茅盾与上海的关系及其对上海的体验也都受政治的影响。在对上海空间的表现中，租界占据中心地位，并被赋予道德、政治意义。他异的空间反映了作者潜在的疆域意识和非家园感。茅盾呼唤工业文明，赞美大机器，生态环境尚未引起他的注意。上海作为现代化的象征和西方势力的中介，摧毁中国传统乡村的政治秩序和道德体系。上海容纳了逃离农村的封建势力和西方的变态因子，成为消费性的“畸形魔都”。阶级意识、爱国主义在茅盾的道德、价值观中占据主导地位。劳资矛盾、工人与知识分子的革命也都与民族矛盾纠缠在一起。知识分子或者堕落，或者软弱无力，已经不具备领导城市革命的能力。他们徒有革命激情却空无建树，思想空虚、精神贫乏。这反映了在上海现代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作用的缺场，价值的虚无。而左拉和茅盾对于城市现代化的不同反应和文学表现上的差异又与巴黎、上海的异质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巴黎是宗主国的城市，它的现代化是先发内源性的，而上海则是半殖民主义的城市，其现代化是后发外源性的。

高建为^[7]（2000）在《狂欢精神的两个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文中研究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美学方面的一个重大特色是狂欢化手法的使用。狂欢化文学是古希腊时期即已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 ,经历了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变迁 ,在拉伯雷、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里得到了发展 ,最后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性地加以利用。无独有偶 ,法国的左拉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继承和发展了狂欢化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左拉小说的狂欢化手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人物和作者都平等地参与对话 ,让思想进行交锋 ;共时艺术的使用 ;大量的双声语。但两位作家的狂欢化手法又有着重要的区别 ,这种区别产生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个性差异所导致的创作风格差异

二、狂欢精神的两个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狂欢精神的两个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2）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文化视野下的狂欢化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神”形象的建构及其现代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4）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自杀现象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茅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狂欢精神的两个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群魔共舞般的狂欢——浅析卡拉马佐夫兄弟[J]. 王敏. 大众文艺, 2015(15)
• [2]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文化视野下的狂欢化叙事[D]. 刘莎莎. 黑龙江大学, 2014(08)
• [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神”形象的建构及其现代启示[D]. 许海娜. 江南大学, 2013(10)
• [4]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自杀现象的分析[J]. 陈文杰. 保定学院学报, 2009(02)
• [5]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D]. 宋春香. 中国人民大学, 2008(09)
• [6]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茅盾为例[D]. 陈晓兰. 复旦大学, 2003(02)
• [7]狂欢精神的两个继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J]. 高建为. 南开学报,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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