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西省交通会计学会召开四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陈思[1]（2020）在《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以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政府公权力的退出使得某些社会领域出现公共服务空白,为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多元主体提供了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现实基础。改革的稳步推进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社会发展也对建立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其发展及公共服务能力水平,事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大局。在这一背景下,社科类社团如何找准定位,在科学分析评价自身生存与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有效提升自身公共服务能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社科类社团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问卷调查、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系统解析,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并以湖北省社科类社团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方法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研究提出提升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首先,分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相关基础理论,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市场/政府失灵理论等重要基础理论进行阐述,分析这些理论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评价带来的借鉴作用。研究我国社科类社团及其公共服务实践,分析社科类社团历史沿革、发展概况及基本特征,深入阐述社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动力机制,分析其实施效果,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价值作用。其次,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结构的“五维双层”分析框架,即从科学研究、文化传播、价值引导、政策协调以及学术评估五个维度解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核心能力,并对每个维度的内容进行分析,在每个维度上提出公共服务能力的亚结构,其中:科学研究能力包含凝聚人才能力、协调资源能力、创新理论能力,文化传播能力涵盖文化传承能力、社科普及能力、扩大交流能力,价值引导能力细分为价值创造能力、价值传递能力、价值践行能力,政策协同能力包括政策吸纳能力和政策传导能力。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基于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属性识别,从资源管理、公众导向、胜任水平、服务效能四个维度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在内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相应建立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因子分析模型。为了全面揭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效果,还研究了影响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前因变量,并建立了测度前因变量影响效果的SUR模型。然后,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设计相关问卷并搜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引用SUR模型检验了前因变量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影响效果。最后,从路径设计、治理建议以及保障措施三个层面提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相关对策建议:一是加强组织引导,明确社团自身定位;不断促进社会参与,整合多方资源;同时始终坚持社团使命目标,从提升社会效益意识入手,明确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路径。二是不断完善社团评价体系,促进多元主体监督,并不断规范内部管理,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以及增强队伍建设,促进人才专业化。三是从政府层面致力于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促进社团建设与监督有法可依,同时不断丰富资金支持、提升社会地位,增强社会认同度,以实现社科类社团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理论探索,希望能够丰富社团治理经验,提高社科类社团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并建立科学的、符合现实需求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丰富和发展社科类社会组织能力定量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朱厢炜[2]（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张杰[3]（2017）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文中认为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对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政权的巩固使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较为稳定连续的政策,而不再像北京政府时期,教育政策常因政权更替而具有间断性。但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战争、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等种种因素,又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为研究对象,充分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从思想道德教育、行为规范管理和救济帮扶政策等角度阐述该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改革实践,以期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历史演变、内容范畴、方法举措、历史地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从而力图从根本上去把握该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基本内涵与变化规律。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是国民党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系统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自我管理能力,以增强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管制力,并向社会输送具有“共和精神”的大学毕业生的重要途径。党化教育和训育,旨在强化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政治化、系统化、制度化的党义教育课程和训育管理举措,使“三民主义”理论和国民党党义的灌输融入学生日常管理。高校训育机关围绕训育目标,依照训育原则,组织实施对学生的训练、教育,试图让学生时时处于国民党的思想控制之下,目的就是让学生认同国民党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观念,进而认可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自治组织的管理和操行的培养,旨在规范大学生的操守行为。高校学生自治组织主要有学生自治会和学生团体两种组织形式。学生在组织活动和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锻炼了能力,学习了知识,联络了感情,但过度的学生自治权力有时又对学校日常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各专科以上学校制订操行考查规程,随时考查学生的操行,并评定等级或酌予操行成绩,将其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的条件之一,借此达到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教育的目的。学生资助和就业管理,旨在帮扶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的学生。抗战时期,许多大学迁移至西部,产生了大批流亡大学生。政府为适应战时各方面人才的需求,并争取这部分青年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先后制定了奖学金、贷金、公费以及战区学生优待等资助措施,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捐资助学。高校一方面积极向政府请求补助,另一方面也设立本校奖学金,设置勤工助学岗位,鼓励学生发起筹款运动,多渠道筹措资金救济学生。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在政治、经济、教育以及学生个人主观选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临严峻形势。一方面,经济不景气,许多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疲软;另一方面,高校的招生结构和课程体系的不合理,以及学生就业指导的缺乏,使毕业生的职业素养与社会需求脱节。此外,社会用人机制不科学和大学生职业期望值过高,也是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政府为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开办毕业生就业训导班,高校亦成立职业介绍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但没有达到治本的效果。综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概貌,一些教育家摒弃封建教育观念,积极引入西方教育理论,在管理中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管理思想的进步性,促进了中国高校学生管理体制的新陈代谢。但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高校沦为统治阶级教化学生的工具,导致高校学生管理带有浓厚的“管制”色彩。官僚作风的束缚,管理制度的欠科学性,管理机制的被动性以及经费支持的不力,制约了高校学生管理的发展。
郭辉[4]（2012）在《民国国家仪式研究》文中指出“民国国家仪式”指中华民国时期由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三个国家层面的政权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普通民众主动或被动参与,出于某种原因,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活动。西方现代国家仪式知识在晚清中国即已流传,国人对此认识渐多,且在中国古代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交织下,产生出“清末”国家仪式。辛亥革命后各阶层重新寻找自身位置,经过短暂波动后社会很快趋于“平静”,各方政治势力最终被暂时性地归于“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举行的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为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国家仪式,昭示新民族国家、新政府成立。为新“国家”寻求“正统”,孙中山在南北统一大庆典上特往拜谒南京明太祖孝陵。如此背景下作为新政制的总统就任仪式得以继续。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因其实力和权威,受到各方支持和拥护,民众对新国家充满希望。“革命”与“共和”作为民国“新传统”,为新的合法性资源。国民党人对“革命”传统的提倡体现于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仪式,实为强调自身在建立民国过程中的地位和功绩,阐释统治合法性。而“共和”精神集中体现于民元双十节纪念,“共和”与国庆被建构起密切联系,民元国庆纪念可称“共和”胜利的庆祝,通过各种方式,“共和”意象得以广泛传播。民国虽成立,但新国家的盛世景象实为短暂。因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并非易事,各种力量随着社会稍微稳定反开始复苏。社会人心日益不安,国家统治面临危机。于是袁世凯开始援引“旧传统”,试图“拯救”国家,恢复祭天和国家祀孔。当时社会确有不少怀念传统者,希望借助国家权力恢复传统,同情乃至支持祭天和国家祀孔。但祭天、祀孔与民主共和理念格格不入,最终受到社会的怀疑与批评。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不仅对旧传统已不能接受,对新政制也难以完全适应。总统就任仪式作为民初典型的现代性国家仪式,随着政局变化,社会对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典礼的态度已发生改变,社会并非关注表面形式,而是看重形式背后操演者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北京政府统治后期,社会对“共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体现于国庆纪念言论。国家仪式的操演面临重重困境,此缘于社会难以忍受的现实政治局势,“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只剩下一块有名无实的空招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行辕铁狮子胡同,北京政府与国民党合办葬礼,期间的妥协与斗争可见南北方势力之微妙。舆论界掀起对孙中山“盖棺论定”的热潮,各种言说铺天盖地,有赞誉者,有贬斥者。国民党人参与完葬礼即匆匆南下,孙中山遗体暂厝西山碧云寺。直到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1929年6月1日才对孙中山实行“奉安大典”,规模宏大可谓空前,深刻表达出党国政治权威,此时孙中山形象已堪称“伟大”。国民党作为打破传统的“革命”政党,建立政权之初急需构建统治合法性以稳定社会,周期性国家仪式的广泛运用即为明证,制定的“革命纪念日”体系,纪念日数量达28个之多,目的无非在于塑造和加强自身统治权威和地位,国家仪式“党国化”。国民党建立起“党国体制”后,很快即遭遇统治新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国难之际对国家仪式作出相应调适,吸纳某些传统元素,将之制作成“现代”国家仪式,孔子诞辰纪念日与民族扫墓节以现代方式呈现和表达传统。日本侵华的标志性事件也被制作成纪念日,更直接、深刻的表示抵抗外敌,以进行民族动员。这些成为国家仪式调适中的重要内容,体现出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特色。原本私人性的蒋介石寿辰被利用开展“捐款购机”活动,以进行全国性抗战动员,同时也是蒋介石个人权力和权威的展现和操演。“蒋介石崇拜”作为民族主义兴盛的孪生兄弟,在抗战期间逐步形成。从更广义角度理解,此时兴起的“蒋介石崇拜”存有其合理性,国家需要强大政府,也需要强人领导民众抗击外侮,取得抗战胜利。中国军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以胜利结束,人们为此狂欢。国共两党却从抗战时期的合作逐步走向对抗,内战爆发。国家仪式成为宣传“戡乱剿匪”与蒋介石崇拜的工具。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将抗战胜利的庆贺与纪念制作成“抗战纪念日”,借以宣传“戡乱剿匪”。庆祝胜利还都的国家仪式也被用来宣扬蒋介石个人崇拜,实际上成为庆祝蒋介石“个人胜利”。为完成建国重任庆祝蒋介石六十寿辰,看似合理,但因社会变化而显得不合时宜。之后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个人崇拜犹存,但已不具规模和影响。抗战取得胜利后,国家仪式理应为更具价值的国家社会的建设服务,宣扬“民主共和国”政治理念。就此而言,国家仪式步入歧途,因过分强调现实政治而异化并产生悖论,似为国民党大陆统治终结宿命的表现。不管国家仪式如何运作,都难以挽救本身出现问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操演”落幕。
杨涛[5]（2012）在《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文中指出交通系崛起于清末,是北洋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系的主要人物唐绍仪、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叶恭绰、詹天佑、吴鼎昌等在此时是以新型知识分子、专业技术官僚与精英的身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依靠密切的地缘、亲缘、业缘关系形成政治集团。他们追随袁世凯与徐世昌,以交通、外交领域为主要活动空间,积极赞襄北洋与东北新政,是新政的具体推行者与实践者,为早期现代化和北洋集团崛起起到巨大作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求新、务实、敢为的作风,并体现了积极扞卫国家主权的思想。在辛亥革命中,他们倾向共和,为南北统一、颠覆帝制立下不朽的功劳。对推进铁路事业、金融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并深远影响着民初的铁路事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民初袁世凯统治时期,交通系领袖活跃在经济各领域,对交通、财税、金融、币制、实业政策产生极大影响。在交通业方面,其经济政策主要倾向为国有化问题。如路政方面推行商办铁路国有、借债修路、崇官抑商政策,反映出交通系力主铁路事业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为促进国有铁路营运、管理、建设、财会制度的发展,则以统一路政、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为手段。在电政方面则颁布有《电信条例》,明定国有原则,在管理上分设电政管理机构。在邮政上,设立电政管理区,废除驿站,打击民信局和客邮,厘定邮政司与帛黎之间的关系。航政方面则更激烈地表现为轮船招商局的官办与商办之争。这说明交通系民初交通四政政策带有鲜明的国家资本主义特色。从实际效果看,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在交通领域对促进四政的发展、改观具有明显效果。特别是铁路、电信与邮政,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其发展成就是不容抹杀的。在金融方面,交通系取得了对中交二行的控制权。在他们努力下,中交二行实际取得国家银行地位,形成复杂中央银行制度,享有发行兑换券、经理公债发行、代理国库等特权,为财政清理与统一奠定基础。但其政策中充满了金融与财政杂糅特点,发行公债与垫款即为突出表现。但相对于后者,前者对民初财政好转起到了一定积极影响,而后者不仅对中交二行的官办方向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以反对停兑为表现,促成二行向商办化转型。此外,中行归部直辖,中交合并风潮也是金融与财政政策杂糅的体现。同时交通系领袖还举办了新华储蓄银行垄断邮政储蓄业务。在交通系领导下,中交二行也积极发挥金融机构对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挹注作用,特别体现在一战爆发后对缫丝业的支持；同时成立具有金融投资公司性质的通惠实业公司,抵制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侵夺；积极参与上海银业公会这一新型金融组织的活动。在币制方面,梁士诒、周自齐、吴鼎昌等积极帮助袁世凯推行币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整理各省滥币,筹划币制借款,推广袁头币,统一铸权,力主银本位制,设立平市官钱局等。币制改革为此后南京政府废两改元奠定了基础。在财政税收方面,周自齐、梁士诒等首先帮助袁世凯加强财政事权的高度集中,如实行中央专款制度,各省财政事权收归中央,出台各种考成条例等。在具体理财办法上,二人都反对举借外债,但迫于财政现状而不得已为之,但注意用途多元化,在举债时间、借款额、利息、附带条款等方面注意减少主权损失；进行官产清理,这一方面具有消极性,即保守的弥补财政目的,但也有促进垦荒,清理不良资产的积极作用；同时他们力主举办官业,对官矿业、官农业的扩大以及商业专卖制度形成起到重要影响；交通系领袖还积极整理旧税,特别是力主裁厘,整理田赋、牙税、当税等,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并因此与保守派和袁世凯产生矛盾；他们注意制度创新,如举办预算,在会计、审计制度上革新,推行新税制,如印花税、营业税等。交通系的税制整理体现了扩充财政的主要目的,但也有便利商民、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举措,适应财政、税收制度现代化的倾向。同时,周自齐、梁士诒还积极筹划关税谈判,特别是对常关税进行改革,并统一关税管辖权,其意义十分重大。周自齐、梁士诒与张弧还推行盐政改革,以统一盐政机关、整齐税率、施行商运、剔除耗斤、先税后盐、制造精盐、争取盐余为最有意义者。但也因此引起周学熙等人的强烈抵制。在实业政策上,周自齐、朱启钤、梁士诒等交通系人物的政策,涉及农、林、商、工、矿等各部门,不仅涉及领域广,而且涉及内容多为当时经济发展中的敏感、重大问题,如矿业管理、垦务、清丈、博览会举办、企业专办问题等等。在垦务、矿业、地质调查、农业改良、林业发展等方面的贡献是应予以特别肯定的。交通系经济政策具有财政本位、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倾向、专业技术化特征。在清王朝与南京政府之间,起到呈上其下作用,核心政策得到延续,具有体制、模式特征。但是交通系象清末以来许多致力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政治集团一样,在涉及财政与经济发展,国家与社会问题上,仍未能找到一个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其政策充满了矛盾性,其自身也充满了矛盾性。特别是交通系将其经济政策的成败与否,财政经济政策推行目标的实现寄托在袁世凯这一政治强人身上,寄望于一个威权政府的建立,并将其经济、政治诉求,利益诉求与袁世凯的集权统治结合于一。这就决定了其经济政策中的良莠杂糅,新旧杂糅,也决定了交通系这一集团经济政策的根本属性与作用,决定了这一集团的最终命运和历史评价。
陕西交通会计学会[6]（2002）在《陕西交通会计学会召开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文中研究表明
李发文[7]（2001）在《陕西省交通会计学会召开四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文中研究指明
赵桂成[8]（1995）在《陕西交通会计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文中指出陕西交通会计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陕西交通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在西安召开。会议由会长杨永华同志主持，学会秘书长李金美同志汇报了１９９４年度学会工作情况及１９９５年度工作安排意见。李金美秘书长概要的说：在１９９４年中，...
中国交通会计学会[9]（1991）在《交通财会目录（1986年-1990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任云英[10]（2005）在《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1840-1949）》文中指出西安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近代百余年间（1840-1949）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遽变，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近代西安因深居内陆，依托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基础，游离于西方殖民主义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外，但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仍在时代风潮的浸润下逐渐注入了工业文明的丰富内涵，因而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其关键性因素是地缘政治结构变化，所以成为内陆城市近代化的典型实例。本文运用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城市近代化为主线，从宏观、中观、微观二个层面，对与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的各要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揭示了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过程，探究了两安作为内陆城市其城市空间结构近代化的演变及其机理。属个案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绪论（第一章）确立了研究的总体思路，在此基础上，主体部分以晚清与民国时期两安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为核心展开论述。主要内容及结论分述如下： 论文的主体分三个层次，共用了六章篇幅论述了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 第一层次，从宏观、中观、微观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进行研究。 从宏观区域的视野论述了近代西安城市发育的地理基础与历史脉络（第二章）。近代西安城基于历史以米都城选址的地理区位优势，凭借其农业自然条件、水利条件以及城市交通和军事防御等条件，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保持着农耕文明时期的空间特征。辛亥革命后，城市建置发生了变化、近代工业化发展以及顺应国家、地方政治因素而得以发展，其空间结构发展以辛亥革命为分水岭呈现出晚清时期萌动发展与其后民国时期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从中观的自然地理空间界定要素和交通技术条件的相互关系，论述了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第二章）。在晚清时期马车时代的交通运输条件下，城市南部的“出山码头”和北部的“水旱码头”承担了城市对外交通转运的职能，城市功能在地域的延伸呈分散布局的结构特征，出现了府城、关城和外围码头之间的功能与空间分层。民国时期汽车交通和铁路交通导致了外围码头交通功能的衰落，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呈城市空间要素向心性的趋集，城市功能的地域分层逐渐被尔关的繁荣和东西轴向的发展取代。 从微观的城市内部功能要素以及功能空间演变的层面过程论述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及其成因。分两章即第四、五章。第四章论述晚清时期西安城服从政治、军事功能需求，以满城为核心仍保持着非均衡性的“城中城”格局，体现军事防御性的内向封闭的空间特征。光绪二十七年（1901）推行新政后，城市内部孕育了空间的封闭性与发展的开放性、新的城
二、陕西省交通会计学会召开四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陕西省交通会计学会召开四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 治理理论 |
| 2.3 市场/政府失灵理论 |
| 2.4 理论述评与运用 |
| 3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实践与价值分析 |
| 3.1 社科类社团规模与构成 |
| 3.2 社科类社团发展历程 |
| 3.3 社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动力机制 |
| 3.4 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效能分析 |
| 3.5 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价值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系统解析 |
| 4.1 科学研究能力 |
| 4.2 文化传播能力 |
| 4.3 价值引导能力 |
| 4.4 政策协同能力 |
| 4.5 学术评定能力 |
| 4.6 本章小结 |
| 5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 |
| 5.1 评价的属性识别 |
| 5.2 评价维度 |
| 5.3 评价指标体系 |
| 5.4 评价的前因变量 |
| 5.5 评价模型 |
| 5.6 本章小结 |
| 6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的实证分析 |
| 6.1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6.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基于因子分析模型的评价 |
| 6.4 基于SUR模型的前因变量评价 |
| 6.5 本章小结 |
| 7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对策 |
| 7.1 完善社科类社团发展路径规划 |
| 7.2 加强社科类社团内部治理能力 |
| 7.3 构建社科类社团外部保障体系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科研成果 |
| 附录2:调查问卷 |
（2）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与意义 |
| 1.2.1 课题研究目的 |
| 1.2.2 课题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建筑历程层面 |
| 1.3.2 地域建筑层面 |
| 1.3.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3.4 国外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及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4 国内研究现状 |
| 1.4.1 建筑历程层面 |
| 1.4.2 地域建筑层面 |
| 1.4.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4.4 国内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5.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6 主要概念界定 |
| 1.6.1 界定 |
| 1.7 本论文写作说明 |
| 1.7.1 本文对“历史”与“叙事”问题的回应 |
| 1.7.2 阅读建议 |
| 2 建设背景 |
| 2.1 中国建筑创作环境概述 |
| 2.1.1 1949年至1964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2 1965年至1976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3 1977年至1989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2 自贡的地域文化 |
| 2.2.1 自贡恐龙的故事 |
| 2.2.2 自贡彩灯的故事 |
| 2.3 本章小结 |
| 3 建筑设计组织策划 |
| 3.1 我们为何建造 |
| 3.1.1 兴建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设想 |
| 3.1.2 兴建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设想 |
| 3.1.3 讨论:兴建设想 |
| 3.2 研究落实修建博物馆 |
| 3.2.1 确定修建自贡恐龙博物馆 |
| 3.2.2 确定修建中国彩灯博物馆 |
| 3.2.3 讨论:不同的投资模式,不断努力得以确定兴建 |
| 3.3 设计竞赛的组织安排 |
| 3.3.1 自贡恐龙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2 中国彩灯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3 讨论:组织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建筑竞赛及后续进展 |
| 4.1 方案评选与审定 |
| 4.1.1 乱石——“恐龙群窟”与“洪荒时代”的抽象 |
| 4.1.2 灯的群组——“南国灯城”的新星 |
| 4.1.3 讨论:创作与评审 |
| 4.2 方案确定及后续进展 |
| 4.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3 讨论:后续进展 |
| 4.3 本章小结 |
| 5 建筑创作回响 |
| 5.1 官方新闻媒体的关注 |
| 5.1.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1.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1.3 讨论:媒体关注 |
| 5.2 大众的声音 |
| 5.2.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2.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3 业内人士的评价 |
| 5.3.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评价 |
| 5.3.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评价 |
| 5.4 获奖情况 |
| 5.4.1 自贡恐龙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4.2 中国彩灯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5 本章小结 |
| 6 建筑评析 |
| 6.1 建筑策划 |
| 6.1.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 6.1.2 设计任务书阶段 |
| 6.1.3 自贡恐龙博物馆所带来的建筑策划启示 |
| 6.2 建筑后评估 |
| 6.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后评估带来的启示 |
| 6.3 建筑设计竞赛 |
| 6.3.1 建筑竞赛的方案组织 |
| 6.3.2 建筑评选中的“长官意志”与“明星建筑师”问题 |
| 6.3.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方案组织与评选带来的启示 |
| 6.4 建筑设计 |
| 6.4.1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2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3 建筑设计师 |
| 6.4.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 6.5 建筑伦理 |
| 6.5.1 建筑精神与价值判断 |
| 6.5.2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3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表达的建筑伦理及其启示 |
| 6.6 建筑与城市文化 |
| 6.6.1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对自贡城市文化的意义 |
| 6.6.2 自贡恐龙博物馆与中国彩灯博物馆带来的城市文化启示 |
| 6.6.3 自贡城市文化及其认同 |
| 6.7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此两案例建筑设计全过程及其评析对当代的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 7.3 论文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酝酿 |
| 一、历史背景 |
| 二、初步发展 |
| 第二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全面发展 |
| 一、各项管理措施协同推进 |
| 二、管理内容进一步拓展 |
| 第三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衰微 |
| 一、战后重建分散了高校精力 |
| 二、高校学生管理的弱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党化教育：高校学生的思想教育与管理 |
| 第一节 “党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
| 一、确立阶段 |
| 二、调整阶段 |
| 三、衰弱阶段 |
| 第二节“党化教育”的组织机构与课程安排 |
| 一、组织机构 |
| 二、课程安排 |
| 第三节 开展“党化教育”的辅助手段 |
| 一、加强对共产主义的防范 |
| 二、在学生中发展国民党员 |
| 第四节 “党化教育”的评价 |
| 一、“党化教育”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政治手段 |
| 二、“党化教育”扼杀了学生的自由精神 |
| 小结 |
| 第三章 训育：高校学生的道德教育与管理 |
| 第一节 训育体系的构建 |
| 一、训育目标与原则 |
| 二、训育制度与组织 |
| 第二节 导师制 |
| 一、实施动因 |
| 二、方法措施 |
| 三、各校推行的差异化 |
| 第三节 个案研究——以国立暨南大学为例 |
| 一、训育组织的演变 |
| 二、训育特色 |
| 第四节 训育成效与问题 |
| 一、训育成效 |
|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 |
| 小结 |
| 第四章 自治组织：高校学生的能力培养与管理 |
| 第一节 学生自治组织机构 |
| 一、学生自治会与学生团体 |
| 二、学生自治组织的功能 |
| 第二节 学生自治组织的运行机制 |
| 一、经费 |
| 二、工作机制 |
| 第三节 校方对学生自治组织的监管 |
| 一、制度约束 |
| 二、工作指导 |
| 三、行政管控 |
| 第四节 学生自治组织的评价 |
| 一、学生自治组织发挥了育人作用 |
| 二、过度自治对高校学生管理造成了困扰 |
| 小结 |
| 第五章 操行：高校学生的行为教育与管理 |
| 第一节 操行的培养 |
| 一、仪式教育塑礼仪 |
| 二、入学训练助适应 |
| 三、宿舍管理营舍风 |
| 四、学业管理促学风 |
| 五、服务社会践责任 |
| 第二节 操行的考查 |
| 一、考查操行的目的 |
| 二、操行的考查制度 |
| 第三节 操行的奖惩 |
| 一、奖励措施 |
| 二、惩戒措施 |
| 第四节 操行培养与管理的评价 |
| 一、积极意义 |
| 二、存在问题 |
| 小结 |
| 第六章 资助：高校学生的生活救济与管理 |
| 第一节 高校学生资助的动因 |
| 一、流亡学生的需求 |
| 二、争取青年的政治目的 |
| 第二节 政府的资助政策 |
| 一、中央政府的资助政策 |
| 二、地方政府的资助政策 |
| 第三节 社会各界的援助 |
| 一、国际组织与个人的援助 |
| 二、国内组织与个人的援助 |
| 第四节 学校与学生的自助措施 |
| 一、校方的资助举措 |
| 二、学生的自发筹款 |
| 第五节 学生资助的评价 |
| 一、学生资助的作用 |
| 二、学生资助的不足 |
| 小结 |
| 第七章 就业：高校学生的职业教育与管理 |
| 第一节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
| 一、毕业生就业的职业类型 |
| 二、毕业生就业的专业对口情况 |
| 三、毕业生供求不平衡 |
| 第二节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问题 |
| 一、严峻的就业形势与职业运动的爆发 |
| 二、就业困难问题的影响因素 |
| 三、学界对就业困难问题的研究 |
| 第三节 政府的就业扶助措施 |
| 一、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 |
| 二、开办毕业生就业训导班 |
| 第四节 高校的就业管理措施 |
| 一、安排学生实习 |
| 二、职业指导与职业介绍 |
| 小结 |
| 第八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评析 |
| 第一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特点 |
| 一、“生本理念”的零星体现 |
| 二、管理体系的完整性 |
| 三、方法措施的管制性 |
| 四、不同高校学生管理发展的不平衡性 |
| 第二节 高校学生管理的缺失 |
| 一、官僚作风束缚 |
| 二、管理机制被动 |
| 三、制度有失科学 |
| 四、经费支持不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
| 致谢 |
（4）民国国家仪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写作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现状 |
| 三、理论方法、概念界定与研究内容 |
| (一) 理论方法 |
| (二) 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内容 |
| 四、民国国家仪式产生的背景 |
| (一) 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影响 |
| (二) 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入 |
| (三) 中西交织下的“清末”国家仪式 |
| 第一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产生 |
| 一、新国家的建立 |
| (一) 阐释“国家”：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 |
| (二) 宣告“正统”：中华民国南北统一大庆典 |
| (三) 权力转移：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 |
| 二、新意象的表达 |
| (一) “革命”传统：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 |
| (二) “共和”精神：民元双十节纪念 |
| 第二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扩展 |
| 一、旧传统的援用 |
| (一) 借助天神：祭天大典 |
| (二) 尊崇孔子：国家祀孔 |
| 二、新政制的演绎 |
| (一) 实权的表征：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典礼 |
| (二) 总统的接替：徐世昌总统就职仪式 |
| 第三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党国化 |
| 一、从“在野”到“执政” |
| (一) 国民党与北京政府的博弈：孙中山北京葬礼 |
| (二) 党国政治的权力化表达：孙中山奉安大典 |
| 二、从“一党”到“国家” |
|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革命纪念日”体系 |
| (二) “革命烈士”的建构：革命先烈纪念日 |
| (三) “革命领袖”的塑造：孙中山诞辰与逝世纪念日 |
| (四) “革命事迹”的强化：国庆纪念日 |
| 第四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调适 |
| 一、传统文化的“发明” |
| (一) 时代意义的赋予：孔子诞辰纪念日 |
| (二) 民族精神的建构：民族扫墓节 |
| 二、现实事件的纪念 |
| (一) 御侮救国：“九一八”纪念 |
| (二) 崇拜渐成：蒋介石五十寿辰 |
| (三) “抗战建国”：“七七”纪念日 |
| 第五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歧途 |
| 一、抗战胜利庆祝的异化 |
| (一) “戡乱剿匪”：抗战胜利纪念日 |
| (二) 个人胜利：还都庆典 |
| 二、蒋介石崇拜的悖论 |
| (一) 崇拜的“淡化”趋向：蒋介石六十寿辰 |
| (二) 崇拜的“谢幕”演出：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 |
| 结语：民国国家仪式与合法性的建构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学术前史 |
| (一)、关于“交通系”的研究现状 |
| (二)、关于“交通系人物经济活动与经济政策”的研究现状 |
| (三)、余论 |
| 二 选题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意义 |
| (二)、重点、难点和主要学术创新 |
| (三)、研究的思路、主要理论与方法 |
| 三 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
| 第一章 北洋集团的崛起与交通系的形成、发展 |
| 第一节 交通系主要成员及早期经历 |
| 一、出身、文化与教育状况 |
| 二、地缘、亲缘、业缘关系密切 |
| 三、职业经历与社会活动特征 |
| 四、与北洋集团核心人物袁世凯、徐世昌的关系 |
| 第二节 北洋、东北新政及辛亥革命中的建树 |
| 一、在北洋、东北新政中的建树 |
| 二、辛亥革命中的功勋 |
| 第三节 交通系主要人物与清末铁路、金融 |
| 一、控制交通行政权 |
| 二、收回路权 |
| 三、革新路政 |
| 四、创办交通银行 |
| 五、对铁路国有化的态度 |
| 第二章 交通系与民初交通四政政策 |
| 第一节 对交通部及交通行政、事权的控制、影响 |
| 一、对交通部的控制 |
| 二、中华全国铁路协会的成立 |
| 三、利用“二次革命”对路权的进一步控制 |
| 第二节 交通系与民初铁路 |
| 一、铁路国有政策的推行 |
| 二、统一路政 |
| 三、国有铁路的资产管理制度 |
| 第三节 交通系与民初的航政、邮政、电政 |
| 一、电信事业的发展 |
| 二、邮政事业的重大改观 |
| 三、航政——轮招局的国有、商办之争 |
| 第三章 交通系与民初金融政策 |
| 第一节 对中交二行的控制与影响 |
| 一、控制中交二行的人事与行政管理权 |
| 二、对中交二行性质、地位的影响 |
| 第二节 经理内国公债 |
| 一、发行内债之必然性 |
| 二、梁士诒、周自齐力主发行公债 |
| 三、民三、民四内国公债的募集 |
| 四、民三、四年内国公债发行成功之表现 |
| 五、民国五年内国公债的发行 |
| 六、中交二行与内国公债 |
| 七、内国公债的消极影响 |
| 第三节 垫款与中交停兑风波 |
| 一、1912年——1916年间中交二行垫款情况 |
| 二、中交第一次停兑风波 |
| 第四节 交通银行金融业务的广泛开展 |
| 一、梁士诒与民初交行的经营方针 |
| 二、交行业务的整理与扩大 |
| 第五节 其他金融活动 |
| 一、新华储蓄银行的设立 |
| 二、通惠实业公司对汉冶萍公司的维持 |
| 三、对民族工商业的挹注 |
| 四、发起上海银行公会 |
| 第六节 交通系与民初币制 |
| 一、整理滥币 |
| 二、影响币制改革 |
| 第四章 交通系与民初财税政策 |
| 第一节 交通系人物的财政思想与推行的主要政策 |
| 一、梁士诒的财政思想与推行的主要政策 |
| 二、周自齐的财政思想与推行的主要政策 |
| 第二节 对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 |
| 一、财政部官制修订 |
| 二、考成条例与征收官交代条例的颁行及地方财政管理制度规定 |
| 三、预算制度的举办 |
| 四、国地税名目取消与规复解款 |
| 五、会计与审计制度 |
| 第三节 外债的举借 |
| 一、梁士诒与外债举借 |
| 二、周自齐与外债举借 |
| 三、对交通系举债的评价 |
| 第四节 官产、官业政策 |
| 一、官产、官业问题的形成及北洋政府的最初政策 |
| 二、交通系与官产、官业处理 |
| 第五节 整理旧税与施行新税 |
| 一、整理旧税 |
| 二、施行新税 |
| 第六节 盐政改革与海关管理 |
| 一、盐政改革 |
| 二、海关管理 |
| 第五章 交通系与民初农工商政策 |
| 第一节 农业政策及影响 |
| 一、农业政策 |
| 二、大力发展林业 |
| 第二节 工商业政策及影响 |
| 一、设立劝业委员会并拟订章程 |
| 二、对各地商会组织的规范 |
| 三、商业政策 |
| 四、工矿业政策 |
| 结语 |
| 征引与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绪论 |
| 一、学科属性与研究范畴 |
| 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方法 |
| 三、本文的研究对象、目的、意义与方法 |
| 四、相关的学术研究及其进展 |
| 五、研究中的问题与本文的章节结构 |
| 第二章 城市空间发育的地理基础和社会经济背景 |
| 第一节 城市空间发育的地理基础及其区域空间权衡 |
| 一、城市空间发育的地理基础 |
| 二、在区域空间权衡中的历史地位及其演变 |
| 第二节 城市近代化发展的时段特征 |
| 一、晚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1840—1911) |
| 二、民国时期城市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1912—1949) |
| 第三节 近代城市工业发展的进程及其特征 |
| 一、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段特征 |
| 二、“工业—手工业”的二元产业结构特征 |
| 三、工业化初期区域产业格局的演变 |
| 第四节 “西安府”到“西安市”——近代西安城市沿革 |
| 一、今城与今名的由来 |
| 二、“市”行政建置的形成及其演变 |
| 三、行政界域范围与城市界域变迁 |
| 四、近代经历的战争破坏与城市建设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地域交通结构及其演变 |
| 第一节 城市地域交通格局及其空间界定 |
| 一、城市地域交通格局及其约束条件 |
| 二、城市地域交通结构发育的自然地理环境基础 |
| 三、城市地域空间的界定 |
| 四、城市地域近郊村镇体系 |
| 五、城市地域交通时空及其村镇分布特征 |
| 第二节 城市地域交通结构特征 |
| 一、府城外部码头的交通功能 |
| 二、城市地域交通功能结构及其演变 |
| 三、城市外部码头与主要集镇的分布及其功能作用 |
| 四、城市地域交通运输及其空间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地域交通结构的演变及其成因 |
| 一、近代初期城市地域交通结构特征(1840—1934) |
| 二、近代后期城市地域交通结构演变(1935—1949)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时期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萌动发展 |
| 第一节 城市内部空间功能要素及其变化 |
| 一、城市空间功能要素的基本构成 |
| 二、清末“新政”以后新的城市功能构成单元及城市空间的功能置换 |
| 三、城市近代手工业及其空间功能要素 |
| 第二节 城市总体空间格局及其军事防御特征 |
| 一、城市空间格局及其防御特征 |
| 二、满城内部的空间防御特征 |
| 三、官府衙署及其拱卫满城的布局特征 |
| 第三节 农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城市商业分布特征 |
| 一、晚清时期西安城市商业功能及其影响范围 |
| 二、晚清西安城市商业空间分化特征 |
| 三、西安城市商业中心问题的探讨 |
| 第四节 城市内部文化空间特征及其演变 |
| 一、城市文化中心的功能地位及其空间要素的演变 |
| 二、城市内部崇祀文化的农业社会特征 |
| 三、城市内部祠祀的空间分布 |
| 四、西方教会的传入、影响及其空间分布 |
| 五、新式教育的普及及其空间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城市空间结构的转型发展 |
| 第一节 设市管理与城郭格局的转型 |
| 一、西安历次设市及其市区范围 |
| 二、城市行政划区管理与空间功能分区 |
| 三、民国时期城市人口规模状况 |
| 四、城郭格局与城市道路交通空间结构的演变 |
| 第二节 城市内部功能要素及城市公共生活中心的功能 |
| 一、北洋政府时期城市内部功能结构要素及其演变 |
| 二、南京政府时期城市内部功能结构要素的变化 |
| 三、城市公共生活中心的功能 |
| 第三节 城市商业空间结构及其演变 |
| 一、近代西安商业空间类型及其分布 |
| 二、城市商业消费特征 |
| 三、城市商业的空间格局及商业中心的位移 |
| 四、新的商业中心的交通空间导向性 |
| 五、民国时期西安商业空间形态及其结构特征 |
| 第四节 城市内部工业布局及其演变 |
| 一、城市传统手工业布局的发展及其演变 |
| 二、近代工业布局的发展及其演变 |
| 第五节 城市新区的发展及其与功能的整合 |
| 一、城市内部残破区的开发 |
| 二、城市外围新市区的拓展及其分布 |
| 三、城市旧区功能结构的整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城、郊居住空间结构及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特征 |
| 第一节 居住社会组织结构及其空间演变 |
| 一、从两县分治到统一管理 |
| 二、从坊巷到街巷的演变 |
| 三、保甲制度下的基层居住社会空间组织及其管理功能 |
| 四、城市内部人口及其空间分布 |
| 第二节 城市地域城、郊居住社会结构及其空间特征 |
| 一、居住空间组织职能及其结构的分化特征 |
| 二、农业社会背景下的城、乡居住空间结构特征 |
| 三、城、乡居住空间单元及其演化 |
| 第三节 城市内部居住空间分异及其演变 |
| 一、居住分异的影响要素 |
| 二、晚清时期西安城市居住空间的民族分异特征 |
| 三、民国时期西安城市居住分异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特征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特征 |
| 一、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表征 |
| 二、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空间过程 |
| 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空间作用 |
| 第二节 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特征 |
| 一、城市地域结构特征 |
| 二、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成因分析 |
| 一、地理空间因素 |
| 二、社会政治因素 |
| 三、交通技术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近代城市规划和建设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近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
| 一、近代城市规划实践 |
| 二、近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 |
| 三、近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二节 近代城市规划对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作用 |
| 一、《西京规划》功能分区思想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 |
| 二、《西京城市分区及道路系统计划书》的启发 |
| 三、近代历史文化保护实践及其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对西安城市建设及历史地理学应用研究价值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陕西省交通会计学会召开四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D]. 陈思.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2]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D]. 张杰. 苏州大学, 2017(04)
- [4]民国国家仪式研究[D]. 郭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9)
- [5]交通系与民初经济政策研究（1912-1916）[D]. 杨涛. 陕西师范大学, 2012(12)
- [6]陕西交通会计学会召开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J]. 陕西交通会计学会. 交通财会, 2002(02)
- [7]陕西省交通会计学会召开四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议[J]. 李发文. 交通财会, 2001(01)
- [8]陕西交通会计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J]. 赵桂成. 交通财会, 1995(03)
- [9]交通财会目录（1986年-1990年）[J]. 中国交通会计学会. 交通财会, 1991(12)
- [10]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1840-1949）[D]. 任云英. 陕西师范大学, 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