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刻看清中后期漳林社会的变迁

一、从碑刻看清代中后期樟林社会的变迁（论文文献综述）

王娜^[1]（2020）在《山西灵丘石刻整理与研究》文中认为石刻文献是以石为载体,用雕刻的方法来记录知识或事件的一种特殊文献,它真实地反映了某一地区的历史面貌,是研究传承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可以将之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用于补充史料和考订史料。本文以《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灵丘县卷》及《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灵丘县卷续编》（以下简称为《灵丘县卷》及《续卷》）中所记载的民国之前石刻、各类书籍中所收录的灵丘石刻以及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的暂未收录于书中的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整理分类后,发现灵丘石刻内容丰富,数量巨大,涉及朝代广泛,多集中于明清两代;数量最多的为宗教信仰类石刻、地方家族类石刻,最具特色的为北魏文成帝南巡碑以及明代长城敌楼匾与阅视边务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将结合文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知识及各位学者对于石刻的研究成果,通过田野调查法、文献分析法、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等方法,对灵丘县石刻进行专题形式的分析研究。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即为灵丘县石刻概况、宗教信仰类石刻文献研究、家族类石刻文献研究、军事类石刻文献研究、石刻刻工辑补以及对《灵丘县卷》及《续卷》收录石刻碑文的辩证与补遗。通过对灵丘石刻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期为灵丘的历史文化及民俗文化等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材料。

杨小松^[2]（2020）在《清代民国时期平塘碑刻之社会史研究》文中认为碑刻是中国文化的特有符号,是历史文化记录的重要载体,记载内容丰富,可补充正史或地方志书缺漏,具有较高的文献与学术价值。笔者通过田野调查,爬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整理了清代民国时期平塘地区碑刻102通。这102通内容丰富,包括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教育、民俗、交通建设、宗教文化、家族历史等内容,是研究清代民国时期平塘地区社会历史变迁不可多得的原始史料。为此,笔者利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以碑文为史料,其他文献相辅,并结合碑刻时代背景,对这102通碑刻深入分析,对碑刻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本研究先对这102通碑刻内容进行分类,将其分为官府告示类、规约类、地界类、土地买卖类、功德记事类、其他类等六大类型。继而考察碑刻的时空分布情况,整体上看,碑刻主要分布在今金盆街道、平舟镇、者密镇、通州镇、克度镇、塘边等乡镇,且清代碑刻数量略多于民国时期,但清代碑刻多以清中后期为主。又再根据碑刻内容,探讨了碑刻所反映出的清代民国时期平塘境内的地方公益事业建设、社会治安治理、民俗文化、经济活动、移民活动等“地方性知识”。通过对这102通碑刻研究,了解了清代民国时期平塘地方社会运行的过程,勾勒出了当时平塘地区的社会发展面貌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可知碑刻是区域社会不同群体之间长时段的互动、交流、博弈的产物,承载着地方各群体之间的主观诉求与行为活动。也是地方社会运行的重要载体与实录,记录着地方社会历史演变与进程,对地方社会运行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董竹馨^[3]（2019）在《清代高平县关帝庙与乡村社会》文中研究指明清代高平县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其村落中广泛分布着关帝庙宇,这些庙宇将关帝作为重要神灵,在融合关帝神灵“国家—地方”二元一体特点的同时,在高平乡村以世俗化、民间化的方式进行崇祀,给乡村社会带来重要影响。关帝神灵不仅与儒释道关系密切,还在传播中不断被全能化,具有全能神的职能,同时又因高平的特殊性而增加了地域性功能,形成了“村村都有关帝庙”的历史格局。至清代,以关帝庙为依托的关帝信仰在高平趋于兴盛,与此同时,乡村民众积极参与庙宇修建和祭祀活动,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不断践行精神生活。在乡村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以关帝庙为依托关联乡村社会主体的村落有许多。高平关帝庙宇的修建,将士绅群体、商人群体、村落民众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从个人、家庭到家族,再到“社”“会”组织,最后到整个村落、地方社会的活动网络,一同投身到关帝庙的修建、组织、管理、祭祀等活动中。关帝庙宇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其作为乡村主体的动态作用,不仅反映了地方精英、村社组织的作用,也反映了高平商人的发展进程及其对村庄建设的参与度,还反映了既有联合又有矛盾的复杂村际关系,勾勒出信仰与民众共生、庙宇与村庄共建、发展与治理并存的生活图景。寺庄村作为一个传统村落,是关帝庙与乡村社会相互关联的一个实例,该村三座不同属性的关帝庙,将乡村社会中的各类民众和基层组织凝聚在一起,不仅影响着村落发展轨迹,还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商业中心”特色,具有典型意义。

公蒗蒗^[4]（2019）在《江西会馆剧场及演剧研究 ——以赣、湘、鄂、川、渝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会馆是明清时期的特殊产物,是一种管理流寓的社会组织。剧场是会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剧是会馆的日常活动。江西会馆是指江西人在本省和外省建立的会馆,最早在北京建立,因人口迁移、商业贸易和信仰传播而遍布南方诸省,不仅是江西人组织集会的地方,更是戏曲演出的重要场所。因迁入地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江西会馆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南多北少和西多东少的分布特征,建筑形制具有趋同性和差异性,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特征。在移民视域下对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重庆五省市市30余座现存江西会馆剧场实地考察,进行一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再结合其他江西会馆资料和地方戏曲史料,以剧场为中心,从空间、造型和装饰三方面对江西会馆的建筑形制进行讨论,一是论证省外江西会馆与省内万寿宫建筑相关关系;二是阐明江西会馆的相似性与因地制宜的特性。再以会馆演剧为聚焦点,根据演出时间和目的的不同,将演剧类型分为酬神、节令、商业和其他等几类;依照戏曲传播规律和地方戏曲生态,对各地江西会馆演剧的剧种做出个例分析,论证了弋阳腔对地方戏曲高腔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对演出剧目和演出资金来源进行探究,认为江西会馆演出剧目主要为传统剧目、目连戏和真君戏等,江西会馆演剧的资金来源为捐厘、募捐、租金和个人罚款等。江西会馆演剧的功能丰富,文化层面上,可祭祀神只、高台教化;社会层面上,可传递乡音、构建秩序;商业层面上,可繁荣市场、应酬交际。民国以来,会馆功能退化,加之天灾人祸,会馆逐渐没落。以江西抚州玉隆万寿宫（抚州会馆）为例,说明如何借助名人效应和地方文化,进行会馆保护和再利用。

王亚楠^[5]（2019）在《明清山东关帝信仰研究》文中提出民间信仰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涵盖神灵信仰、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形式和内容,其产生、发展与人类文明进程紧密相关。中国的神灵崇拜由来已久,早在文明初曙之时即已滥觞,后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而被赋予新的内容,这一发展过程也折射出社会的变迁。以神灵崇拜为核心的民间信仰是探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热门研究之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发展,中国的神灵信仰也因需要不断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断被赋予新内容。在这种形势下,关帝最终被塑造成一位主庇护、驱病邪、祈财运、尚忠义的武神,广受统治者和民间社会的推崇。明清时期,政府将关帝信仰纳入国家思想统治体系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关帝信仰在明清时期逐渐达到顶峰。在朝廷政策、明代移民、文化传播、社会流动等因素的影响之下,明清时期山东地区也经历了关庙由少到多再到无处不焚香祭拜关帝的历程。本文以明清山东关帝信仰为切入点,对其兴起的背景、修建祠庙状况、祭祀特点以及关帝信仰对传统民间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第一章简述明代以前关帝信仰的情况。本章重点对明代以前关帝信仰的兴起背景、受祭状况进行梳理。梳理明代以前山东地区关帝信仰状况可发现,山东地区关帝信仰出现较早,关帝庙自北宋时期就已存在,但尚不普遍。第二章考察明清山东地区关帝信仰的概况。本章通过梳理山东地方志中的关帝祠庙的时空分布、数量、建筑特点以及关帝祭祀的形式等,从而归纳、分析鲁东、鲁中、鲁西、鲁南、鲁北地区的关帝信仰状况及其成因。第三章阐述明清关帝信仰在山东地区发展的背景。主要从官方政策、儒释道三教的影响、文学作品的传播以及社会心理需求四个方面探讨山东关帝信仰日渐繁盛的原因。第四章总结关帝信仰对山东地区民间社会的影响。通过梳理地方志书、碑文及善书等史料分析明清时期关帝信仰对山东文教、军事、行政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探讨明清时期山东“文有孔儒”“武有关帝”的祭祀、信仰体系对山东社会的影响。

孟超祥^[6]（2019）在《清代甘肃城池建修研究》文中认为清代甘肃由明代的边陲之地变为内陆之区,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清代是甘肃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近代甘肃城市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甘肃在城市空间形态方面,既有对前代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城池作为古代城市的主体之一,它的建修离不开官方与民间等社会力量的相互协作与互动。对清代甘肃城池建修的研究有助于展示其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发展的面貌,以此为视角是一个极佳的角度。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和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提高,各地政府争相以境内残存的古城墙作为发展旅游的契机,争相对古城墙进行保护、开发、利用。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和明清城墙申遗项目的进行,甘肃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留存有大量的古城墙遗址,对其进行保护利用,当可为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能量,从而引起人们对保护古城墙的重视,同时也能为当地市民提供休闲娱乐之地。鉴于以上考虑,本文以“清代甘肃城池建修”为研究对象,总结清代甘肃城镇发展的经验,可为今后本地区城市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叙述了清代甘肃城池分布与地理特征、行政区划、人口分布之间的关系,三者相互关联,自然地理特征起决定作用。清代甘肃城池主要分布在自然环境优越,行政区划设置较多,人口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第二章对清代甘肃地区的城池外部形态进行探讨,包括城墙的周长、形状,城门的数量和名称设置,护城河等要素。甘肃多为微、小型、规则型城池,这与该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时又是人类某种意志的体现。第三章着重探讨清代甘肃城池建修的缘由,认识到在清代近三百年间甘肃城池的建修受地震、水灾、风沙、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乾隆、同治至光绪等年间成为城池建修活动频繁的阶段。同时对面临各种自然灾害和战乱时,地方社会在救灾和城池建修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进行探讨。第四章对城工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清代修城的管理制度、城池勘估、修城经费的构成与筹措、督工人员的遴选、修城劳力的构成与工价、物料的措办、城工验收等相关问题,揭示了古代社会在城池建修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具体问题。第五章对清代甘肃城工的区域影响进行研究。城工在提升城市防御能力、改善城市景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大量修城碑文和城工告成诗的出现,为城市增添不少人文气息,使城市的文化景观得到提升;灾荒期间实行“以工代赈”建修城池对改善民生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城工的开展对区域经济具有双重作用;城工的开展在官民关系上具有双重作用,修城之利会促进官民关系的和谐,修城之弊会造成官民之间的离心离德。

张磊^[7]（2019）在《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文中提出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历史上,河西地区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要地,长期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处于中原汉族王朝的边疆地带。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为吐蕃所占据,其后又长期被吐蕃、甘州回鹘、西夏、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使得河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字、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这一趋势的浸染。直到洪武年间,嘉峪关以东的河西地区才重新回归到汉族王朝的版图。但由于北元的存在,河西地区一直处于明蒙对峙的前沿,是明朝的九边之一。为了更好的抵御和控制蒙古、吐鲁番、西番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部落,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立了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甘州左卫、甘州右卫、甘州中卫、肃州卫、镇番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等十卫三所,属陕西行都司管理,而不再设置属于民政系统的府州县,河西地区因之成为典型的军管型政区。卫所从此以军事单位的形式嵌入了河西地区,不仅成为河西地方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成为河西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卫所作为国家力量的代表深入河西地方社会,卫所军户构成了河西人口的主体,卫所军事屯田成为了河西经济的基础,甚至国家文化政策的推行实施也需以卫所为凭藉。此后,随着边境军事形势的好转,民政事务的增多,以及军事指挥制度的变化,军管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明朝为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通过增设文官,改革管理体制等方式,使得河西地区军政一体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明显的行政化趋势。经过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数百年的统治,以及残酷的元明战争后,原本繁荣富庶的河西地区,在明初已是一幅地旷人稀、残破颓败的景象。为巩固国防和恢复、发展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移民实边就成为了明廷重要举措。大量的汉族人口通过军士留戍、谪迁流放、行政安置、民间的自发流移等方式涌入河西地区。同时,在明朝招抚政策的吸引和军事打击下,还有大量的前元部众和从嘉峪关以西的关西诸卫、吐鲁番乃至撒马尔罕的部众主动附明。为了便于管理,明朝将各族移民大多直接编入卫所,成为了明朝户籍体系中的军户。这些明初迁移到河西地区的军户随着世代繁衍,在明朝中期就形成了庞大的军户群体。同时由于军制的改革,这些军户中除了袭替军役的正军外,其他军余都可以广泛的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中,除从军、务农外,还出现了在儒学、科举上积极进取的士子和投身贸易的商人。对于大量滞留和归附的少数民族,明廷采取寄住和直接编充入卫所的方式进行安置。其中被编入河西诸卫所,并担任各级职务的少数民族武官,即被称为“土官”。在河西地区频繁的战事中,能征善战的土官为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涌现出了吴允诚、毛忠、达云等名震西陲的高级将领。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家族地位,获得明朝的认可,在明朝民族同化政策的导向下,土官群体大多积极地向汉文化圈靠拢。大量军队的驻防和人口的迁入,使得河西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消费圈,给原本贫瘠的河西地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满足粮食的供给,明初逐渐形成了民运粮、纳粮开中、京运物料与屯粮一道构成的以征收实物为中心的边饷供给体系。此后,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明朝不断对河西地区的军饷供应体系进行调整,使之呈现出了征收本色米粮—折征物料—折征白银的大体趋势。军马作为另一项重要的军需物资,明朝则通过官牧军马、茶马贸易、官方购买、战争俘获等方式进行补充。以军粮、军马的供应为中心,明朝在河西地区形成的极为复杂的军需供给体系,对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长期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统治,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陷入低谷。明朝建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汉族文化本位主义,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推行旌表制度、国家通祀体系以及对民间信仰的改造等方式,促进了河西地区儒家文化的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构建。同时,根据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河西地区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明朝制定了不同的宗教政策,对其进行管理与控制,借助宗教在钳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强大力量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从而使得河西地区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局面。明代河西地域社会变迁是在军管型政区这一特定辖治形态下北方边地社会发展演进的一个缩影,而其内地化的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为清前期的卫所改设州县的行政体制变革奠定了基础,是河西地域文化、社会结构最终定型的关键时期。

吉芸^[8]（2019）在《明清时期兰州宗教碑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兰州地处西北边陲,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从明肃王镇守兰州以来,各类宗教在此发展流传。碑刻作为了解兰州宗教概况、相关人物及历史事件的载体之一,为研究兰州的宗教发展提供了最原始可靠的资料。以明清为时间轴,通过实地考察、搜集文献资料,对兰州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碑刻进行搜集和整理,统计可知兰州明清时期宗教碑刻现存和有碑文可查的共176通,其中现存碑刻有99通,仅在文献中提及但碑文与实物已佚的有77通。清代碑刻保存数量相对较多。现存宗教碑刻多集中在兰州城关区的白塔山、五泉山、金天观、白云观、城隍庙等寺庙道观中。从整理的资料看出,宗教在规格上多为竖碑;形制多为圭首和环首;书体多为颜柳体小楷,整体风格较为统一。另据碑文资料,发现兰州宗教碑刻除了有补充地方史和宗教史资料不足的功用外,还体现出独具地域性的功用价值,在现存民间信仰碑刻中,有关泉神和灵湫碑刻就有9通,体现出其慰藉心灵的功用价值。总之,研究兰州宗教碑刻,除了对解兰州宗教乃至西北地区宗教活动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是了解兰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必不可少的载体。

赵庆华^[9]（2018）在《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妈祖信仰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民间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揭示了闽粤先民在台湾的移民、开发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饱受儒家文化渲染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往往十分重视并强调以官方上层士大夫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而忽视了民间庶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1684年以后,台湾被纳入清政府的统治管辖,官方和民间力量的交织推动,大量闽粤移民移居台湾,为妈祖信仰提供了类似大陆的土壤环境。此外,移民社会时期的台湾社会又滋生了信仰妈祖的心理需求,妈祖信仰得以在台湾地区广泛传播、发展。如今台湾妈祖信仰的传播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其发展兴盛程度甚至超过信仰源生地福建,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当回归历史的理路和脉络去追寻答案。清代是奠定台湾妈祖信仰发展的重要关键历史时期,通过人员、仪式、寺庙、组织的推动,台湾妈祖信仰得以空前发展,并与地方社会融合,成为整合地方社会人群的重要民间信仰。人员方面,清代的官员、士绅、住持僧、郊商等成为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重要携带人群;仪式方面,借由闽粤祖籍地民众及官府的祭祀仪式,民众得以通过仪式增强认同感,官员则增强使命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寺庙方面,清代台湾妈祖庙在结合清政府、台湾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及民间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联系纽带作用;组织方面,台湾地方社会成立各种以妈祖为祭祀主神的神明会,对于解决地方矛盾,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邢涵^[10]（2018）在《河南“浚县正月古庙会”中的民间艺术研究》文中认为依据金石、史志和深入访谈资料,浚县正月古庙会的正式形成,最晚可推至明代中后期,其标志,是16世纪中叶原已有之的正月庙会展演活动,从浮丘山下久已破败的城隍庙,转入新建于浮丘山顶、且不断增饰的碧霞元君祠,自此后的四百余年间,浚县正月古庙会民间艺术保持着这一特定的空间场所、展演路线和民众聚集效应,并因此留下上百块地方政府、各地会社和香客刊立的纪念性碑铭,形成上百个会社,部分会社发展至今,制度和技艺代代相沿,展演热情未曾消减,现今已发展为华北第一大古庙会。这一局面的形成,得益于浚县独特的地缘格局和历史文化条件,得益于浚县城南的历史名山大伾与浮丘,以及自魏晋以来便聚集于两山的坛庙寺观群,和围绕这些寺观及县内其他祠庙而世代传衍的民间祀神、道释宗教礼拜和乡村定期游集活动。尽管,历史上与之相关的动态展演活动现今已无迹可踪,但从静态的寺观、碑铭遗迹中,我们仍然可以窥测明清时期当地民间木瓦将作工艺、石雕石刻工艺、彩塑工艺、道教音乐等发展的基本面貌。无论是基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动因,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是浚县古庙会发展至今的重要动因。当前,浚县古庙会民间艺术的发展也受到地方政府、文化学者和村镇会社的高度重视,当地150多个会社,大多逐渐形成自身的传统,在资金收集、节目打造、服装道具、社员参与等方面,积极谋求发展。不过,集中展演时,因新建空间场所和展演路线已经发生变化,节目内容、组合方式以及人数规模也有相应的调整,往往借助意象化手法,在传统类的高跷、竹马、背阁、花船、盘鼓、秧歌、大平调、说唱、器乐,及彩塑泥咕咕中,融合加工外地民间艺术或当代通俗文化等新元素,从而将地方历史与神话叙事母题意象、地方风俗信仰和巫祝母题,以及源自当代文化与当代生活的母题,巧妙结合起来,体现出浓郁的乡土特色,最终,使得庙会民间艺术,在娱神的同时,具备显着的自娱功能,成为宗族文化传衍、群体精神活动构建的重要媒介。空间场所、群体参与、形式美感、意蕴沉淀和价值传承,是浚县古庙会民间艺术能够持续发展的五个核心要素。随着社会转型,当前浚县古庙会民间艺术面临着艺人群体边缘化、民间工艺产业经济主导、新兴工艺和科技的冲击等问题,虽场所、群体、形式、意蕴规模依稀,但民间信仰、民间文化中的一些重要诱因,已经逐渐淡漠,而要将传承与发展问题落到实处,就必须提高基于民间的文化自觉,集合各方力量,使之产生新的文化与价值意义链,同时落实保护政策,关注民间艺术群体和个体,提高自身实力,才能让这一县域民间艺术传统焕发新的生机。

二、从碑刻看清代中后期樟林社会的变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碑刻看清代中后期樟林社会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灵丘石刻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民国时期平塘碑刻之社会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清代高平县关帝庙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4）江西会馆剧场及演剧研究 ——以赣、湘、鄂、川、渝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明清山东关帝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甘肃城池建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明清时期兰州宗教碑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河南“浚县正月古庙会”中的民间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碑刻看清代中后期樟林社会的变迁（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灵丘石刻整理与研究[D]. 王娜.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2]清代民国时期平塘碑刻之社会史研究[D]. 杨小松.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3]清代高平县关帝庙与乡村社会[D]. 董竹馨. 山西大学, 2019(01)
• [4]江西会馆剧场及演剧研究 ——以赣、湘、鄂、川、渝为例[D]. 公蒗蒗.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5]明清山东关帝信仰研究[D]. 王亚楠.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清代甘肃城池建修研究[D]. 孟超祥.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7]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D]. 张磊.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2)
• [8]明清时期兰州宗教碑刻研究[D]. 吉芸.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9]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D]. 赵庆华. 厦门大学, 2018(06)
• [10]河南“浚县正月古庙会”中的民间艺术研究[D]. 邢涵. 东南大学, 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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