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解放生产力上看政府机构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殷丽君[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谢春涛[2]（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李娜[3]（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张青青[4]（2021）在《邓小平正义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正义作为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一剂良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前提和保障。正义问题不仅是以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当代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它是具体的且不断发展着的。正义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领导阶级下,所产生的正义问题各不相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人们对正义的需求也各不相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政治制度不断健全,经济发展日渐协调,文化发展繁荣昌盛,社会建设健康有序,生态文明建设和谐有活力。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非正义的因素,导致我们的发展呈不平衡和不充分状态,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深入分析和综合运用邓小平正义观的相关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出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平衡与不充分的解决办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邓小平正义观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理论来源,它是在汲取了传统优秀儒家正义观和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中的合理内核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优秀儒家正义观是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文化底蕴,儒家正义观主要表现在以“仁政”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和以“大同”为目标的理想社会,邓小平批判继承了这些内容,为其后来管理和领导的改革与建设发挥了重要价值。同时他还综合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正义观、列宁的人权正义观和毛泽东的人民正义观的内容,把理论层面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刀阔斧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研究正义的历史进程来看,对正义进行讨论,必然离不开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分析,研究邓小平正义观同样如此。他的正义观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见证了我党在新时期的伟大转折,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的进行认识和实践,他的正义观也随着这些历程逐步变得科学和成熟。邓小平正义观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个体层面的正义观内容,指出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要重视教育等方面为个人发展夯实了前提条件;二是关于社会层面的正义观内容,邓小平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尊重和支持科技人才以及加强制度保障方面为社会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关于国家层面的正义观内容,指出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国家的稳定发展确立了明确的目标;四是关于国际层面的正义观内容,主张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同时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流和合作,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同国际进行交往营造了适宜的国际环境。这些关于正义内容的论述,对于新时代的发展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总之,邓小平正义观是当时时代条件下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科学结晶,也是我们处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非正义因素的指导方略,为树立新时代的正义观、促进社会主义正义的实现、处理国家重大突发事件和提升我国对外交往的地位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价值。
熊务丰[5]（2021）在《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革命的内涵指向为人类从事的一切“改变世界”或“对现存事物的改造”的活动。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主题就是革命。在整个现代历史的进程脉络中,中国革命是一场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漫长革命”,它历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中国革命是独一无二的,是一场最为持久和最为深彻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革命谱系中,有三个重大的历史性阶段: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影响贯穿始末,而整个中华民族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中,一直朝着一个宏伟目标前进,即中国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伟大复兴”。辛亥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为了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救亡图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反经验的积累主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形势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艰难而又曲折地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树立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为中国实现向社会革命的转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的坚实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社会革命永不停息的根本理由,社会革命将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实现最终开辟的,但也是在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四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现的新格局新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新历史时期的新特点新趋势作出科学的分析预判,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实施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人们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将新时代的社会革命纵深推进到更高层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断进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刀刃向内进行了坚决、彻底的自我革命,保持了党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中国人民的在伟大而又复杂的中国革命中融入了诸多伟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既要解决中国因传统而产生的遗留问题又要聚焦新的发展阶段产生的新矛盾、不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新的境界迈进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我们必须将其总结和践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循着中国革命所生成的内在逻辑,正在并将继续用自己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向全世界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拥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中国在新冠疫情危机关头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积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全面胜利,并将继续用实践行动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境界;同时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把握正确的社会革命方向,不断缔造新的发展奇迹;中国正在开创一种崭新的人类发展文明道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进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邓娟[6]（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产生、交往和发展,一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活动都发生在一定语境之中,离开了一定的话语语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就变得无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意义重大,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译的依据,而且会推动或阻碍话语主体之间的有效交往,还会促进或阻滞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语境建设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发扬光大,而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要求;不仅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境构建力,而且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指在一定语言规则的引导下,并且在一定的语境中,话语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以语言为工具来描述、宣传、灌输、交往、解释、说服、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达到话语主体双方认知域上共识的言语结果和产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言语场域以及在该言语场域中制约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这一中心体的产生、交往、传播和发展的系统内外环境因素的总和。外语境是指独立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之外,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活动产生影响的外部环境的总和,主要由自然语境和社会语境两个方面构成,社会语境由经济、政治和文化语境组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语境的构成因素是指该话语系统内制约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产生、交往、传播和发展的话语主体、话语受众、话语时间、话语空间、话语媒介等因素。内外语境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外语境决定和制约着内语境,而内语境则精准体现着外语境,二者共同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只有基于一定内外语境建构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才能获得话语接受者的接受,才能内化和外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一内涵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具有阶级性、动态性、建构性、生活性和人本性等特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必可少的组成部分,还是其话语形式的塑型、话语生命力的彰显以及话语的准确理解的基础和依据,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沟通话语和交流情感的场所,而且阻碍或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系统意义重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是建立在古今中外与之相关理论基础上的,探寻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采颉相关的理论资源,有助于夯实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话语语境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系统纷繁复杂,对其展开分类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语境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充分发挥和实现其语境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依据语境因素性质不同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物质语境和精神语境。物质语境具有客观性、影响广泛和可创造性,而精神语境具有客观性、时空维度的开放性、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上的指引性以及影响的长期性等特点。根据语境因素是否具有主体性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和客体语境,主体语境具有主观性和差异性,而客观语境具有动态性等特点。依据时空维度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积淀语境和现时语境,积淀语境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潜隐性,而现时语境具有即时性、构建性等特点。依据语境的状态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显性语境和隐形语境,显性语境具有可变性和开放性、直接性和显着性,而隐形语境具有差异性和稳固性、非直接性等特点。依据语境存在方式可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实语境与虚拟语境,现实语境具有真实性、场景性和人文性,而虚拟语境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等特点。这些不同类型语境因素的特点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前提和基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是指其话语语境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外部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的特性以及以一定方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外化效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具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实效性、推动话语发展、提升话语权、具有唤起话语受众积极情感、对话语受众进行思想品德塑造等主要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的实现过程由确立正确价值取向、实施功能的投入以及发挥功能实现的效果三个部分组成,这三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话语主体在通过功能实现效果来查找问题和分析原因,结合新情况,提出新的功能目标,确立新的功能价值取向、实施新的投入,从而获得新的功能实现效果。依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发展历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各个历史时期,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产生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外语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理论上对这些经验进行概括总结,是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基础,对进一步推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有重大意义。这些宝贵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第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建设,守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第三,关照话语受众语境建设,满足话语受众的合法利益;第四,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变化,积极回应时代新问题;第五,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媒介语境建设,话语媒介丰富多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是指完善和利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系统内各组成因素,彰显话语语境因素的整体合力,从而使得整个语境系统的功效得到最大发挥的过程和结果,其话语语境优化的最终目标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这一中心体的有效交往和健康发展。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是应对多元复杂话语空间挤压、应对话语媒介语境的挑战以及应对交往实效低下的需要。在政治性与开放性、人文性与价值性、生活性与科学性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通过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话语受众语境、话语时空语境、话语媒介语境及副语言等内语境因素以及自然语境和社会语境等外语境因素,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合力,促进话语的和谐交往和良性发展。
高云亮[7]（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任静[8]（2020）在《马克思群众观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群众观是马克思关于科学认识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与群众关系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立场是马克思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性的重要表现。坚定群众立场,牢固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遵循。从理论上讲,研究马克思群众观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撑,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实践上讲,研究马克思群众观,可以发挥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作用,从而有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文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对马克思群众观进行了探究:第一,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借鉴。一是从历史维度探寻马克思群众观产生的时代背景,19世纪30至40年代的欧洲,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而来的还有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恶化,这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和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在关注广大劳动群众的生存状况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蕴藏的巨大力量。二是从理论维度探寻对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产生影响的社会思想,欧洲的人文主义精神、启蒙思想家的“民权理论”、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思想、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遗产都为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材料。第二,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本文使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并结合马克思的相关文本梳理了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结提炼出了马克思在各阶段的群众思想。本文认为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孕育萌发、初步形成、发展成熟和深化发展四个阶段。一是孕育萌发时期,即从少年时代到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对群众仅仅是情感上的关怀,虽然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认识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重要作用,也意识到了物质利益的重要性,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依然信奉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二是初步形成时期,即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神圣家族》。这一时期,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影响下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清算,提出了人类解放问题,并将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赋予了无产阶级,明确提出了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这一论断。三是发展成熟时期,即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一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对旧哲学的彻底清算,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点,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阐述了群众观,并实现了马克思群众观与工人运动的直接结合,对欧洲的工人革命运动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四是深化发展时期,即从《法兰西阶级斗争》到《哥达纲领批判》。这一时期,马克思群众观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丰富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科学论证,并对人类解放历程进行了探索,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表明了实现群众解放的阶段性和长期性。这一部分通过对马克思群众观发展脉络的梳理,为揭示马克思群众观的内容提供了历史支撑和理论线索。第三,研究马克思群众观的主要内容。一是剖析马克思群众观的核心概念是群众,本文认为马克思的群众概念指的是由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组成的推动历史发展的群体,这一群体的具体构成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动,所以群众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历史范畴。二是阐释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但是群众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受制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且马克思肯定了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三是将群众解放作为其理论的最终归宿,指明了群众解放的依靠力量、领导力量、实现路径,科学预见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第四,研究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群众观的基本观点,并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将马克思群众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群众观,形成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观点。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群众观的基础上,将马克思群众观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在指导党的伟大事业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一思想将一以贯之地指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王莉莉[9]（2020）在《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座落于吕梁山地区的兴县曾在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被誉为晋西北的“小延安”,其连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15年的发展历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改革政策及实践努力。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进程,并注重从细节出发再现历史真相,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组合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期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共分六部分4章内容,具体分述如次:绪论部分叙述了本文研究缘起,梳理了学界先前相关研究状况,阐明了研究内容与方法,介绍了运用的基本资料情形。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行途进路,认为新中国初期兴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与晋绥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脉相承的,其间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发展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最终组织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三章阐述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过程,认为随着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化和高级化,其生产方式亦发生了改变,即互助组阶段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到劳动定额管理且农田劳动生产随之更有计划性。第四章讨论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情形,认为收获物分配关切农民一年收入及一家人生活水平,且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组织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在工分制中,一个合理的评工记分方式至关重要,它是公平等价交换的关键。结语部分是全文总括,认为兴县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始终在党或国家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推进,但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色和逻辑。首先,兴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先行性,初级农业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迈向集体经济的重要步骤,其典型模式在兴县得到较早的探索与实践。其次,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可实践性,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有效发力的政策执行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可持续性。进一步说,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衷在于解决农户生产中的困难,此乃生存需要,而最终实现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则是生活需要,无论农民出于何种动机加入合作组织;农户之间互补不足是双赢,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达成统一更是双赢,两者共同建构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中的互利双赢关系。
骆晗[10]（2020）在《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及经验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儿童的养护和教育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重点关注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许多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些理论和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得到一点点的应证。结合中国当今实际,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幼有所育”作为民生工作进行专门阐释和部署,2019年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幼儿托育工作的相关文件,托育机构的运作和规范也在不断完善,由此可知国家对于儿童托育工作的重视。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对中国儿童托育工作的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时代化发展。新中国成立至今,儿童托育工作在名称、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转变,但是在新中国初期这项工作却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亟待推进,妇女成为挖掘劳动力的主要着力点,国家出于解放妇女劳动力和保育儿童的主要目的,大力推行保育政策以解决妇女的后顾之忧,激发妇女的劳动潜力推进国家建设。因此新中国初期的保育政策实践很大程度上与妇女解放的话语相关联,这也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构建。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儿童的重要思想及理论在中国展开实践的过程。所以论文拟从此处着手,选取1949—1956年为主要考察时段,对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展开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国家与基层的互动联系,在还原多维历史面相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论文考察和论述的主要内容有:第一部分,厘清保育政策的理论逻辑。考察新中国初期保育政策实践之前,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相关论述进行梳理研究,交代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承,探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思想与保育政策理论来源的内在联系。第二部分,梳理新中国初期保育政策实践过程中党委、政府及妇联的政策规划和实际行动。探究保育政策实践的“主导者”如何从上层视角推动保育政策的实践,整体概述1949—1956年党委、政府及妇联为推动保育工作制定的相关政策及做出的实际行动,还原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妇联形成的互动样态。第三部分,考察保育组织与他机构的协调配合。在党委、政府和妇联做出整体性规划后,教育、卫生、民政等部门与保育组织进行了工作上的协调配合、合作共进。第三部分内容则以保育组织托儿管理委员会的创建与运作为考察中心,交代保育政策实践过程中组织机构间的矛盾协调与统筹互动。第四部分,考察保育工作者的培训塑造。人民群众作为能动主体,在国家政策推行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能动反映,因此研究政策实践必须深入考察对“人”的培训与塑造,选取保育工作者为主体展开探究,分别阐述保育工作者的培训、报酬及竞赛三个方面,分析保育工作者如何从“家庭妇女”转变为带有“身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从而有效地推动保育工作的开展。第五部分,考察保育组织内关于儿童保育的具体工作。对于儿童的保育是保育组织的主要工作,入托儿童的身心健康对于儿童自身以及孩子家属都有直接影响,因此第五章从儿童卫生健康、教育及饮食等多个方面交代保育政策实践与儿童能动性的相互反映,考察国家建设与儿童保育工作的重要关联。第六部分,对保育政策实践做出客观评价和经验总结。从“组织”及“个人”多方面考察新中国初期保育政策实践的复杂过程,第六章在还原“事件”的基础上结合理论基础,对这场盛大的“集体运动”从成效与不足两个方面做出客观评价,并且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群众路线、组织机构、工作队伍及思想教育五个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再结合新时代儿童托育工作进行探究表述。另有结论部分对文章做出完整概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儿童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对文章做出了结论性总结,阐述新中国初期保育政策实践的历史经验在新时代托育工作中的时代价值。
二、从解放生产力上看政府机构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解放生产力上看政府机构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提出:转折与建构 |
| 0.2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相关理论的研究 |
| 0.3 研究创新之处 |
| 0.4 研究方法 |
| 0.5 概念界定 |
| 0.5.1 文化建设 |
| 0.5.2 文化发展道路 |
| 0.5.3 文化受众主体性 |
| 0.6 研究思路 |
| 第1章 目标、任务与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与定位 |
| 1.1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 1.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提出与目标设定 |
| 1.1.2 1986 年“精神文明决议”指导思想的转变 |
| 1.1.3 “四有”的概念提出及其演变 |
| 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1.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精神文明的新定位 |
| 1.2.2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 1.2.3 “文化强国”的概念形成 |
| 1.3 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 |
| 1.3.1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 1.3.2 从服务于政治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 1.3.3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
| 1.3.4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
| 1.4 小结 |
| 第2章 现代性与民族性:当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 2.1 批判封建主义与反思传统文化 |
| 2.1.1 批判封建主义是反思“文革”的必然 |
| 2.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评价 |
| 2.1.3 新启蒙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危机 |
| 2.2 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
| 2.2.1 “思想政治斗争”视角下的传统文化弘扬 |
| 2.2.2 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困 |
| 2.2.3 超越“精华”与“糟粕”二元划分 |
| 2.3 文化现代性的探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气派 |
| 2.3.1 “西为中用”与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 |
| 2.3.2 “体”“用”相关: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由来 |
| 2.3.3 中国气派: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性探索 |
| 2.4 小结 |
| 第3章 政府、市场与人民:文化发展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
| 3.1 “政府办文化”与文化受众的矛盾与调试 |
| 3.1.1 政府包办下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思维定式 |
| 3.1.2 “以文补文”、“双轨制”:文化体制改革的尝试 |
| 3.1.3 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对文化受众主体性的忽视 |
| 3.2 重新认识人民与市场: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
| 3.2.1 重新认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意义 |
| 3.2.2 区分市场导向的文化产业与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 |
| 3.2.3 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统一:全面改革的展开 |
| 3.3 小结 |
| 第4章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发展 |
| 4.1 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 |
| 4.1.1 “二为”方向的提出: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界定 |
| 4.1.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 4.1.3 主体性觉醒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 |
| 4.2 主旋律与多样化: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新思路 |
| 4.2.1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
| 4.2.2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
| 4.3 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文化发展 |
| 4.3.1 信息技术革命与文化受众主体性的觉醒 |
| 4.3.2 网络文化建设与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
| 4.3.3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 4.4 小结 |
| 结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新时代的新发展 |
| 参考文献 |
（3）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和思想渊源 |
| 2.1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 |
| 2.1.1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巨变 |
| 2.1.2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变化 |
| 2.1.3 马克思主义有效性受到质疑 |
| 2.1.4 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 |
| 2.1.5 晚期资本主义扩张困境的折射 |
| 2.2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
| 2.2.1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
| 2.2.3 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 |
| 2.2.4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 |
| 2.2.5 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
| 第3章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两阶段说的评判 |
| 3.1 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 |
| 3.1.1 “科学—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还原为“理性—谬误”对立论 |
| 3.1.2 “领导权和阶级合法化”分析模式还原为“实践功能” |
| 3.1.3 “物化”分析模式还原为“科学与知识”维度 |
| 3.2 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 |
| 3.2.1 精英与公众的历史性分裂 |
| 3.2.2 精神状态与社会历史性制度的功能之间脱节 |
| 3.2.3 个人主观意识形态与外部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对抗 |
| 3.2.4 主体真实表达与语言异化产生的压抑性对立 |
| 第4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 |
| 4.1 反思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 |
| 4.1.1 文物研究的经验主义 |
| 4.1.2 存在历史主义主客体的无限相对化 |
| 4.1.3 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内在矛盾 |
| 4.1.4 尼采式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之名” |
| 4.2 论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解决困境的可行性 |
| 4.2.1 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构 |
| 4.2.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重新释义 |
| 4.2.3 文化与经济的联结 |
| 4.3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原则 |
| 4.3.1 总体性原则 |
| 4.3.2 辩证性原则 |
| 4.3.3 历史性原则 |
| 4.4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三重视域” |
| 4.4.1 政治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 4.4.2 社会观的分析模式 |
| 4.4.3 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 第5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自我运用 |
| 5.1 文化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解释学 |
| 5.1.1 资本主义文化历史分期的符码转换 |
| 5.1.2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三阶段论 |
| 5.1.3 资本主义文化分期内容 |
| 5.2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批判 |
| 5.2.1 资本的扩张逻辑 |
| 5.2.2 镜像化的统治逻辑 |
| 5.2.3 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 |
| 5.3 认知绘图策略: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 |
| 5.3.1 认知绘图的范围界定 |
| 5.3.2 认知绘图的功能 |
| 5.3.3 认知绘图与文化政治的关系 |
| 第6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
| 6.1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 |
| 6.1.1 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
| 6.1.2 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 |
| 6.1.3 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 |
| 6.2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局限 |
| 6.2.1 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 |
| 6.2.2 “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失偏颇 |
| 6.2.3 认知绘图策略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性 |
| 6.3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启示 |
| 6.3.1 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 |
| 6.3.2 有助于严防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渗透 |
| 6.3.3 有助于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邓小平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传统优秀儒家正义观是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文化底蕴 |
| 一、儒家以“仁政”为核心的治国理念 |
| 二、儒家以“大同”为目标的理想社会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正义观 |
| 二、列宁的人权正义观 |
| 三、毛泽东的人民正义观 |
| 第二章 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条件 |
| 第一节 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政治条件 |
| 一、时代主题的发展与转变 |
| 二、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
| 第二节 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经济条件 |
|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
| 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 第三节 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文化条件 |
| 一、教育科学事业的曲折发展 |
| 二、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性 |
| 第三章 邓小平正义观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邓小平关于个体层面的正义观 |
| 一、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二、强调重视教育的发展 |
| 三、树立艰苦奋斗的信念 |
| 第二节 邓小平关于社会层面的正义观 |
|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二、尊重和支持科技人才 |
| 三、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完善 |
| 第三节 邓小平关于国家层面的正义观 |
| 一、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
|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三、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 |
| 第四节 邓小平关于国际层面的正义观 |
| 一、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 |
| 二、加强与第三世界的交流与合作 |
| 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第四章 邓小平正义观的现实价值 |
| 第一节 邓小平正义观的理论价值 |
| 一、使传统优秀儒家正义观获得新的发展 |
| 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在中国的实践 |
| 三、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 |
| 第二节 邓小平正义观的现实意义 |
| 一、帮助人们树立新时代的正义观 |
| 二、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 |
| 三、有利于处理国家重大突发事件 |
| 四、提升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影响力 |
| 结语 新时代视野下对邓小平正义观的回归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5）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革命 |
| (二)关于中国道路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正确理解马克思革命理论 |
| 一、革命的概念 |
| 二、马克思革命思想 |
| 三、马克思革命思想的类型划分 |
| (一)政治革命 |
| (二)社会革命 |
| (三)哲学(精神)革命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选择民主革命道路的历史语境 |
| 一、近代中国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民主革命道路的选择 |
| (一)关于中国道路选择的论战 |
| (二)工人阶级的壮大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确立 |
| 三、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逻辑和行动逻辑 |
| (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 (二)救亡压倒一切 |
|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正反经验的积累 |
| 一、大革命的洪流中党对革命的初步探索 |
| (一)找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
| (二)大革命的失败 |
| (三)大革命的教训提炼 |
| (四)大革命时期下的党与人民群众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对革命道路的发展 |
| (一)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有机结合 |
| (二)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开创 |
| (三)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 |
| 三、长征对党革命品性的锤炼 |
| (一)党开始形成理论自觉 |
| (二)成熟领导核心的构建 |
| (三)党内政治生活的构建 |
| (四)党群众路线的升华 |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提炼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与构建 |
| (二)党“三大法宝”理论的成熟运用 |
| (三)整风运动 |
|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 |
| 第四章 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发展轨迹 |
| 一、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转化 |
| (一)理清革命与改革的逻辑机理 |
| (二)对革命观念的认知转换 |
| 二、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 |
|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1949-1978) |
| (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2012) |
| 三、新中国前三十年探索为社会革命提供重要条件和正反面经验 |
| 第五章 新时代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 |
| 一、进一步深化革命观的认知 |
| (一)对革命观的精准校正 |
| (二)重申改革开放是伟大的社会革命 |
| (三)以坚决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 |
| 二、社会革命向更深层次推进 |
| (一)经济建设 |
| (二)民主政治建设 |
| (三)文化建设 |
| (四)和谐社会建设 |
| (五)生态文明建设 |
| 三、不断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
| (一)党在新时代开展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
| (二)以从严治党开启更深层次的自我革命 |
| 四、发扬伟大革命精神应对新时代的严峻挑战 |
| (一)新时代下的严峻形势和挑战 |
| (二)发扬伟大革命精神应对风险挑战 |
| 第六章 马克思革命思想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 |
|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
| (二)在真理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
| (三)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 |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坚持从严治党 |
| 三、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 |
| (一)实事求是 |
| (二)问题导向 |
| 四、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 |
|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 |
| (二)顺势而为 |
| (三)与时俱进 |
| 五、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 |
| (一)紧紧依靠人民 |
| (二)以人民为中心 |
| 第七章 把握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展望 |
| 一、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 |
| (一)为人类文明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
| (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 |
| (三)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
| (四)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
| 二、贯彻人民至上是中国道路走向光明未来的价值保障 |
| (一)执政最大底气就是人民 |
| (二)实践中贯彻人民至上 |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
|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共产主义革命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
| (三)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
| 四、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为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一种高效的解决路径 |
| 五、永葆革命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是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战略引擎 |
| (一)发扬革命精神进行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
| (二)永葆革命精神 |
| (三)勇于自我革命 |
| 六、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
| (一)更新革命的基本范畴和内涵 |
| (二)把握社会革命的正确前行方向 |
| (三)重视革命精神的宣讲和代际传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
| 一、话语的多维度解读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 |
| 一、语境的内涵及构成因素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内涵和特点 |
|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关系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区别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联系 |
| 第三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理论基础和资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相关理论 |
| 一、语言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二、环境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三、传播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四、时空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资源 |
| 一、中国古代语境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二、中国古代德育环境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第三节 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资源 |
| 一、语境理论 |
| 二、传播学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三、话语交往理论中蕴含的相关思想 |
| 第四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分类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物质语境与精神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物质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精神语境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与客体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客体语境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积淀语境与现时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积淀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时语境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显性语境和隐性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显性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隐形语境 |
| 第五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实语境与虚拟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实语境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虚拟语境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功能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内涵 |
| 一、功能的内涵辨析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的内涵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的主要功能 |
| 一、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的功能 |
| 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的功能 |
| 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功能 |
| 四、具有唤起话语受众积极情感的功能 |
| 五、对话语受众具有塑造的功能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功能的实现 |
| 一、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
| 二、实施功能实现的投入 |
| 三、发挥功能实现的效果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历史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历史考察 |
|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 |
|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 |
| 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建设 |
| 二、加强话语主体语境建设,守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 三、关照话语受众语境,满足其合法利益 |
| 四、重视话语语境变化,积极回应时代新问题 |
| 五、重视话语媒介语境,话语媒介丰富多彩 |
| 第七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 |
| 第一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内涵和特点 |
| 第二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必要性 |
| 一、应对话语空间挤压的需要 |
| 二、应对媒介语境挑战的需要 |
| 三、应对话语交往实效低下的需要 |
|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的原则 |
| 一、政治性与开放性相统一 |
| 二、人文性与价值性相统一 |
| 三、生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
| 第四节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优化路径 |
|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外语境的优化 |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语境的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8）马克思群众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1.1.1 选题目的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分析法 |
| 1.3.2 阶级分析法 |
| 1.3.3 理论与实践结合法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马克思群众观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借鉴 |
| 2.1 马克思群众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伴随着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恶化 |
| 2.1.2 阶级斗争的发展促进无产阶级发展壮大 |
| 2.1.3 工人运动的兴起凸显群众的力量 |
| 2.2 马克思群众观的理论借鉴 |
| 2.2.1 欧洲人文主义精神 |
| 2.2.2 启蒙思想家的“民权”理论 |
| 2.2.3 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思想 |
| 2.2.4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 |
| 第3章 马克思群众观的形成与发展 |
| 3.1 马克思群众观的孕育萌发 |
| 3.1.1 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理想信念 |
| 3.1.2 自我意识的觉醒 |
| 3.1.3 从追求“精神自由”到关注贫困群众的“物质利益” |
| 3.2 马克思群众观的初步形成 |
| 3.2.1 初步阐释群众是政治主体 |
| 3.2.2 发现人类解放的主体——无产阶级 |
| 3.2.3 初步对群众主体地位做全面论证 |
| 3.2.4 明确提出群众是历史主体 |
| 3.3 马克思群众观的发展成熟 |
| 3.3.1 把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归结为“实践” |
| 3.3.2 在唯物史观基础上阐述群众观 |
| 3.3.3 马克思群众观与工人运动的直接结合 |
| 3.4 马克思群众观的深化发展 |
| 3.4.1 马克思群众观在革命实践总结中得到深化发展 |
| 3.4.2 马克思群众观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科学论证 |
| 3.4.3 人类解放历程的探索 |
| 第4章 马克思群众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群众的内涵 |
| 4.1.1 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群体 |
| 4.1.2 群众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 |
| 4.1.3 群众是不断变动的历史范畴 |
| 4.2 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
| 4.2.1 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
| 4.2.2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
| 4.2.3 群众创造历史的条件 |
| 4.2.4 历史人物的作用 |
| 4.3 群众的解放 |
| 4.3.1 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是实现群众解放的前提 |
| 4.3.2 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群众是实现群众解放的依靠力量 |
| 4.3.3 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群众解放的领导力量 |
| 4.3.4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群众解放的路径 |
| 4.3.5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群众解放的最终目标 |
| 第5章 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意义 |
| 5.1 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
| 5.1.1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5.1.2 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工作标准 |
| 5.1.3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 5.1.4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
| 5.1.5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5.2 马克思群众观中国化的实践意义 |
| 5.2.1 群众主体地位得到凸显 |
| 5.2.2 群众利益得到保障 |
| 5.2.3 依靠群众创造了历史伟业 |
| 5.2.4 群众路线得到贯彻落实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运用的资料 |
| 第一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上) |
| 第一节 农村旧有的各种劳动互助形式 |
| 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 第三节 解放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路(下) |
| 第一节 互助组: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合作组织 |
| 第二节 初级社: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 第三节 高级社: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组织 |
| 小结 |
| 第三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 |
| 第一节 互助组: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 |
| 第二节 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 |
| 第三节 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制到劳动定额管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 |
| 第一节 互助组的收益分配方式 |
| 第二节 初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 第三节 高级社的收益分配制度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及经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难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保育 |
| (二)保育组织 |
| (三)保育政策 |
| (四)时间界定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儿童工作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 |
|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少年儿童工作思想 |
| 二、列宁的妇女儿童工作思想 |
| (一)列宁的妇女解放思想 |
| (二)列宁的少年儿童工作思想 |
| 三、毛泽东的妇女儿童工作思想 |
| (一)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 |
| (二)毛泽东的少年儿童工作思想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办托:运动中的党委、政府和妇联 |
| 一、生产生活“两手齐抓”的党与政府 |
| (一)制定方针政策 |
| (二)组织实际建设 |
| (三)领导分工合作 |
| 二、深入基层落实政策的妇联 |
| (一)落实政策方针 |
| (二)组建筹备委员会 |
| (三)动员群众办托 |
| 小结 |
| 第三章 组织管理:托儿管理委员会的协调与运作 |
| 一、托儿管理委员会成立前的自流状态 |
| (一)农村保育组织内的无人管理 |
| (二)工厂机关保育组织内的薄弱领导层 |
| (三)城市街道保育组织内的人员矛盾 |
| 二、托儿管理委员会的“软着陆” |
| (一)筹委会向托管会的平稳过渡 |
| (二)妇联支持下的自建托管会 |
| 三、托儿管理委员会的实际运作 |
| (一)农村托儿管理委员会 |
| (二)工厂机关托儿管理委员会 |
| (三)城市街道托儿管理委员会 |
| 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新母亲:保育工作者的培训与塑造 |
| 一、保育工作者培训 |
| (一)与时俱进的参训条件 |
| (二)知行统一的培训内容 |
| (三)因地制宜的培训方式 |
| 二、保育工作者报酬 |
| (一)换工变工 |
| (二)评定工分 |
| (三)津贴工资 |
| 三、保育工作者竞赛 |
| (一)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 |
| (二)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 |
| (三)为生产服务的红旗竞赛 |
| 小结 |
| 第五章 保教结合:保育组织的儿童生活 |
| 一、儿童卫生健康 |
| (一)防治儿童疾病 |
| (二)保障卫生设施 |
| (三)培养卫生习惯 |
| 二、儿童教育 |
| (一)爱国主义教育 |
| (二)生产劳动教育 |
| (三)集体主义教育 |
| 三、儿童饮食 |
| (一)注重营养搭配 |
| (二)贯彻节约意识 |
| (三)保障伙食费用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的影响及经验 |
| 一、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的成效 |
| (一)推进妇女解放进程 |
| (二)保障儿童身心健康 |
| (三)推动国家相关建设的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的不足 |
| (一)思想认识的不足 |
| (二)实践层面的不足 |
| 三、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 (二)坚持以群众路线为基本方式 |
| (三)坚持以组织机构为重要推手 |
| (四)坚持以工作队伍为重要保障 |
| (五)坚持以思想教育为重要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从解放生产力上看政府机构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殷丽君. 兰州交通大学, 2021
- [2]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3]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4]邓小平正义观研究[D]. 张青青.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5]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D]. 熊务丰.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6]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研究[D]. 邓娟. 湖北大学, 2021(01)
- [7]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8]马克思群众观研究[D]. 任静. 辽宁大学, 2020(07)
- [9]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D]. 王莉莉. 山西大学, 2020(03)
- [10]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保育政策实践及经验研究（1949-1956）[D]. 骆晗. 西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