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腐败的经济学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剑锋[1]（2021）在《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腐败是全球性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政治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腐败特点,党和政府针对不同阶段的腐败问题,采取不同的腐败治理政策和措施,取得明显效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腐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腐败治理取得新的成效。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学者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由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时段、研究区域的选择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腐败治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不利于经济发展、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无相关性等结论。对于中国的腐败治理来说,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腐败治理力度,腐败治理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即由长期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骤然降速,且与中共十八大以来高压反腐的时间段重合,国内外都出现了“反腐败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论调。所以,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需要进行全面分析和探讨。学界关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对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认识分歧。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似乎证实了“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而主张“腐败有效论”或“反腐有害论”者则似乎刻意回避将之与腐败治理相联系,显示出逻辑论证前后矛盾的窘境。因此,厘清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关系,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1）对腐败治理的概念、腐败治理的度量、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相关性的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此外,还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2）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总体分析。首先,对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主要从腐败治理举措、腐败治理的成效、中国腐败治理在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排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次,对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3）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模型建构。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入手,考虑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然后考虑主要经济发展要素,重新构建模型,检验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进行了实践分析,并对腐败治理与基尼系数、居民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4）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差异化检验。为了验证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是否不同,就需要对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差异化分析。选择研究样本与研究变量,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采用合适的检验方法对各个模型进行检验,并且对检验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静态面板的角度还是动态面板的角度,腐败治理均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通过逻辑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相互决定的关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腐败治理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决定了腐败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风建设,为腐败治理的成败提供了客观标准。另一方面,腐败治理为经济发展提供直接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复杂相关性关系主要表现在: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存在直接相关性,也存在间接相关性。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时间累积效应,即不仅会对当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对后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到滞后二期时会表现较弱。（3）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即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视角创新。从经济发展视角研究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具有视角创新性。首先,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角度,梳理了中外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者关系角度,分析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初步构建了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理论框架。其次,基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结论,紧扣当前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提出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系统性。（2）观点创新。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复杂的相关性关系的观点具有创新性。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腐败治理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不是腐败治理的原因,二者存在由腐败治理到经济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相关关系,也有间接相关关系。腐败治理力度与经济发展各要素的影响强度不同,其中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作用存在着时间累积效应。中国目前应坚持和完善腐败治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方法创新。从实证角度对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创新性。首先是从整体上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进行了相关性实证分析,然后对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进行了差异化检验,在具体检验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传导机制模型、时间效应模型等多种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利用经济学计量方法,用相关数据分析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指数之间的复杂关系。
梅士伟[2]（2020）在《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等教育通过人力资本增值而为现代社会提供强大的发展内驱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历经建国以来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革新,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教系统。然而,由于高等学校（本论文研究对象限定为我国公办高等学校）外部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参与机制不规范、社会公众参与不充分,内部治理结构失衡、主体道德行为失范、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致使高校腐败易发频发,关键领域问题凸显,大案要案警钟不断,窝案串案时有发生,制约大学的教育教学、学术创造、服务社会、文化赓续使命,消解其学术本质和公益属性,弱化其道德标高和社会公信力,迟滞“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建设步伐。高校腐败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折射出现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已无法满足党和国家及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连带,是“办好人民满意高等教育”的价值依归,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结构转向。我国现行高校腐败治理主要基于政府作为高校举办者的地位,通过执政党和政府及作为其政治属性延伸的高校党委行使腐败治理权力,对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行使者实施控制、监督、惩治,保证高校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达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治理目标。而从高等教育发展来看,高校办学资金来源日益多样化,多元利益相关者愈来愈迫切地要求与政府主体共同参与高校腐败治理。在治理理论的引导下,处理多元利益主体对高校的利益诉求,进一步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成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新边疆”。因而,本文基于治理理论与机制设计理论,以高校腐败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围绕“高校腐败的表现样态与成因机理”“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变迁”“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容结构与绩效评价”“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生问题与优化建议”的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对治理理论、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理论阐释,揭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是“动力系统、控权逻辑、规则供给、行动框架”的统一,进而厘清各要素的实质内涵。通过治理系统的外部情境和内部环境解构治理动力,通过权力监督、制约与惩治的合理性、有效性分析控权逻辑,通过规则体系与规则生成阐释规则供给,通过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与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梳理行动框架,从学理层面理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内涵。随后,对高校腐败治理的演进历程进行考察。按照时间序列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校反腐败工作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梳理出每个阶段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1）1949-1978年,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以运动式批判为主导;（2）1978-1989年,以纠正行风为特征,以整风式拒腐为主导;（3）1989-2002年,以遏制寻租为基础,以专项式打击为主导;（4）2002-2012年,以体系建设为中心,以系统化惩防为主导;（5）2012至今,以顶层设计为重点,以制度化治本为主导。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动力系统---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行动框架---从运动式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再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高度关注高校教职员工对高校腐败治理的心理感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与三级编码方法梳理出目前高校腐败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两种具体机制: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并分别探讨两类机制的具体构成,包括科层治理机制所涵盖的控制、监督、惩治、制度建设、问责,以及网络治理机制所涵盖的信任、合作、制约、技术创新、文化惯例等要素的确切内涵,从而系统构建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复次,鉴于高校腐败治理的实践性,运用量化研究方法,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中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治理绩效的影响。遵循“网络治理机制---科层治理机制---腐败治理绩效”的主体关系,经由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应然样态,即高校腐败治理的完整运行体系应当是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的整合体。最后,结合高校腐败治理机制过程的演进分析,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面临的运行困境,一是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二是机制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弱化,三是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割裂。据此,从科层治理机制与网络治理机制整合与互动的角度,提出优化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建议。一是重塑行动者的主体性,二是提升治理动力的集成性,三是强化治理过程的协同性,四是重点强化问责、技术创新、制度建设。研究中国高校腐败治理机制问题,在目前来看只是一个开始。本文运用治理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框架,来探讨和设计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体系,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一是立足治理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高校腐败控制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二是基于扎根理论方法,从高校腐败研究的制度、体制层面深入到高校腐败治理的具体机制,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三是统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剖析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结构模型与绩效水平,提出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宋夏子[3]（2020）在《中国公务用车改革效率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公务用车指的是各级人民政府下辖职能部门及各机关事业单位为解决因公用车的需要而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申请财政预算而购买的车辆。近些年来各机构的公车数量越来越多,传统的公车制度弊端日益突出,公车使用效率十分低下,公车运行成本难以控制。我国的公车改革工作截至2019年底已跨度26年,总体而言,公车改革有益,既减少了以前公车私用、违规用车、超标用车、超规格购车、乱报销维修费用等现象,又确实相当于补贴了公务员的实际收入,但是目前也存在诸多问题,某些地方尤其存在比如改革进度慢、节支率不达标等情况,那么我国公车改革的效率究竟如何?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多是以可观察现象研究公车改革存在的某方面问题以及提出对策建议,对公车改革效率缺少系统性探讨,且更加侧重于利用案例数据分析,很少有利用全面的大数据进行公车改革效率研究。因此,本文从公车改革效率出发,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资源有效配置要求及激励相容和信息节约两大条件,结合中国各省份公车改革的经验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模型对我国30省份公车改革效率动态特征及演变规律展开研究,并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查处公车腐败怠政案件、公车改革文件数量及明细、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等因素对公车改革效率的影响。此外,还对公车改革效率较高的安徽省进行案例剖析,进一步辅证本文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公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大多数省份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较好,但也有效率不足之处,全国一共有15个省份达到了综合技术效率最优,整体上省份综合技术效率是左偏分布。公车改革效率不一定完全与经济发展正相关。（2）从省份分析我国公车改革效率变化,共有19个省份的公车改革效率大于等于1,这些省份在2010-2018年间公车改革效率实现了增长。东中西部地区的M指数差距相对较小,且均呈上升趋势,反映了各地区公车改革效率总体较为均衡,其中M指数最高的是东部地区,达到1.055。（3）我国公车改革技术效率的上升受规模效率影响,纯技术效率相对较小,纯技术效率水平代表着各个省份的公车改革管理水平,说明完善我国公车管理体系是提高公车改革效率的主要着力点。（4）东中西地区部门执行效率、查处公车腐败怠政,公车改革政策文件数量及明细程度对公车改革效率都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着,影响我国公车改革效率的主要因素是激励相容、信息节约制度和规模效率。对此,本文给出如下建议:（1）从政府及公众角度出发,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对公车改革的机制进一步设计,需保证规模效率最大;从涉改人员角度出发,运用时空经济理论对公车改革制度优化方案进行讨论,实报实销为最有效方案。（2）为实现中国车改机制设计时空匹配,要做到行政级别匹配、行政区级、单位类型匹配、所属地域匹配相匹配。（3）对中国公车改革的制度进行优化,在后公车改革时代要进一步优化管理水平,合理制定各种政策改革公车使用方式;建立和完善因地制宜的长期动态调整机制;秉持公平,综合考量不断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统一部署,先易后难分类分步市场化;透明公开,坚持制度创新保障补贴到位;严格问责,建设车改节约型法治监管。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讲,在丰富我国公车改革制度的理论建设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从实践上讲,对全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下一步实施高效率可行的公车改革提供指导,也能为国内公务用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思路,且在符合国家大力提倡绿色经济的大背景下,对涉及车辆减排、绿色出行等交通环保政策的实施效果起到助力作用。
刘志永[4]（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李可欣[5]（2020）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位于世界油气资源核心分布区域“俄罗斯-中亚-中东-北非-西非”的北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油气投资,不仅可以实现油气供给来源多元化和进口途径多样化,以此缓解国内油气资源所面临的现实风险;同时可以通过多边化的油气合作,优化产业结构,进而保障未来的巨大需求。因此,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对中国海外油气投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油气资源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市场体制环境和国际合作环境六个方面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然后以油气资源丰富程度和政局稳定性为条件,筛选出25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RM-BP-DEMATEL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识别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的关键因素,最后以影响力和推动力为标准确定关键因素类型。分析结果表明:油气资源生产能力是根本型因素,代表着最根本且最难以改变的因素;合作便利度是特征型因素,也是最终且最关键需要解决的因素;国家腐败程度、政府有效性和投资促进政策为驱动型因素;贸易条件、社会安全、失业率、商业管制、投资准入政策、通货膨胀、贸易开放度、法律执行力度和电力供应是辅助型因素。针对分析结果,结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油气投资发展策略,中国可以依据油气生产能力差异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方式、完善政治和市场体制方面的油气投资保障机制、加强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沟通渠道以及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合作框架,促进海外油气投资活动的发展。
李志杰[6]（2020）在《值得信任与信任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以信任理论工具为形式和内涵层面的依托,实现对于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重点关切“目标群体主观能动性”的研究议题,为搭建一个兼具系统性和普遍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做出必要的学术探索与恰切的理论准备。其根本目的在于,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视角深化研究主题丰富和扩展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继而为明晰政策执行问题之影响因子探寻提升政策执行产出与效果水平的实现路径,做出有益的探索与努力。追寻政策执行相关研究之发展轨迹品查国内外理论成果的思想启明,在审视与总结的基础之上,本文确立了最为主要的研究“切入点”即认为当前学界相关研究视角略显狭仄,特别是聚焦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问题的专项理论探讨的确还是存在着较为显着的进展空间。具体而言,现阶段政策执行相关研究视角及主流理念仍重点聚焦于政策主体之范畴,其核心思想旨在通过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回应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并未给予目标群体“主观能动性”之议题以真挚而充分的关切,现有之尝试也集中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指导力求凭借对于目标群体成员个体利益或内在需求的满足实现其主观能动性的提升,相关研讨明显缺乏更加系统完整的分析架构,因而难以针对如何提升目标群体主观能动性水平之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策略分析。面对现阶段政策执行理论视域中存在的可称作是细微之遗漏,我们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这便是本篇论文的研究初心和最重要的探讨议题。遵循此逻辑理路,以信任理论工具为内涵和形式层面的依托,本文实现了对于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其中,“值得信任”维度主要聚焦（受信者）政策执行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的的可靠性指数;“信任”维度则重点关注（施信者）目标群体愿意给予信任资源的主观倾向（主观能动性）水平。由此,本文初步完成了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之分析框架主干部分的搭建。接下来,将重点着墨于相关内容针对性的论述与阐释工作。首先,“值得信任”维度主要致力于实现政策环境的一种“应然”的状态,反应了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其影响因子包括:1.能力配置即政策执行是否具备充分的条件和实力（政策本身设计的科学性和政策执行的保障性）有效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确保公共利益或需求得以回应与满足;2.正直品格即政策执行能否在长期的时间维度下保持对于目标群体持续的一致的公正对待;3.善意内涵即政策执行坚持公共利益或需求导向性的本质属性等三个方面。需要指明,尽管本文搭建的分析框架给予了目标群体之要素以重点关注,但是“值得信任”维度依然应被视作政策执行相关研究的逻辑前提,其在理论和实务工作中所占据的主体地位不容置疑。其次,“信任”维度即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主观能动性）的第一个影响要素是理性的认知型因子,也即关注目标群体成员个人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对于其认知型信任倾向的影响机理。具体而言,依凭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目标群体以等级序列呈现的诸项内在需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获得动态、针对性的满足程度,决定了其形成或加深愿意自觉强化主观能动性的所谓积极乐观认知型信任倾向的水平。由于目标群体成员个体间需求结构层次以及面向不同类型需求的满足程度均存在较为显着的差异,使得政策执行无法精准回应和满足全体目标群体成员的内在需求。因此,现代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不能单纯立足“值得信任”之客观维度设计具体实践策略,而应当着眼目标群体成员个体内在需求进展性发展的动态趋势予以针对性的关切与重视,推动传统意义上“应然-实然”两点论理念向着“应该是什么-期望是什么-是什么”三点论理念做出必要的演化与转变。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依据特定政策环境的现实状况在“压力”作用和“阻力”效应之间寻求一个动态、针对性的平衡,并着眼长远的发展目标选择适当的切入点设计合理的干预度。以及时准确地审视与把握目标群体成员内在需求和相关期望发展变化为基础,并举保障性与激励性之手段或方法竭力引导目标群体主动将其自身需求进展性水平同政策执行的干预度实现适当的契合,从而最大限度争取来自目标群体的信任资源缓解相应的阻滞机制,实现良好的政策产出与政策效果。最后,“信任”维度即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主观能动性）的第二个影响要素为非理性的情感型因子,乃是聚焦目标群体成员在政策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对于其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影响机理。经验表明,即便身处相同文化环境并且内在需求进展性水平大致接近的个体成员之间,其主观信任倾向水平往往依然可能存在着较为显着的程度差异。因此,若仅仅关注认知型因素之影响而忽视目标群体成员内在的情感型意向和偏好,势必将会陷入理论研究的狭隘空间。事实上,与认知型因子着眼“外在”刺激效应有所不同,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情感型因子重点聚焦“内在”因素之于“信任”维度的作用和影响,本质上乃是对于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基础的所谓利益或需求视界的恰切完善与必要突破,也是对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相关问题研究视角的有力补充。需要指明,情感型因子所关注的是目标群体成员以人性生物学基础为发端,在后天社会化过程中被不断塑造和发展的剥离了认知因素的情感型信任倾向。而本文拟综合社会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表观遗传学以及基因组学等跨学科理论成果和话语体系,对于情感型因子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理做出科学严谨的表述。及至政策执行之阈限,其作用与影响表现为:依凭社会生物学“基因-文化”协同进化之研究范式,政策执行（自然选择）过程的不断推进将促使目标群体成员原本身处的政策环境的固有生存状况发生转变,于是不同情感型信任倾向等位基因开始朝向生存优势型等位基因进行漂变,而政策环境中具有生存优势的等位基因将会指导目标群体成员形成和发展相应类型的情感型信任倾向。最终,政策执行这种对于目标群体成员原本政策环境中生存优势的影响,将逐步改变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成员、目标群体整群以至整个政策环境本身的情感型信任倾向的质量与水平。有鉴于此,着眼长远国家应该通过不断优化“自然选择”的内涵机理与运行机制努力构建道德与善的政策执行环境,为不同情感型信任倾向等位基因指引明确的进化方向,保障作为道义主义的积极乐观情感型信任倾向的等位基因取得必要而显着的生存竞争优势,最终在全社会范围内逐步孕育出社会成员相应的情感型信任倾向,继而从根本上净化政策执行的实践土壤。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谋求搭建的关于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分析框架,其分析对象兼具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以及目标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实际综合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大路径的特色与优势。其本身既是采取切实行动积极响应政策执行理论研究面向“整合”路径的发展大势,也是对于该领域理论研究之使命与精神的继承和传播。其中,我们着重关注了“目标群体”这一核心要素组成,并对于影响其主观能动性水平的变量因子展开了系统性的凝练与总结,使得该要素在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之分析框架中的地位与分量,较之以往的确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和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有研究视角的更加完善以及研究架构的继续优化,事实上这也即是本文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贡献。此外,本文将信任理论工具作为政策执行相关研究之分析框架形式与内涵层面的重要依托,将跨学科知识成果做为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有机借镜,对于进一步丰富政策科学之话语体系充分汲取多学科知识养分而言乃是一次十分有益的尝试。同时,我们从政策科学视角出发对于信任问题本身也做出了恰切而深入的查考。在尝试建构政策执行理论研究之分析框架的同时,对于信任问题的理论内涵与研究工具也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理解与认知,使得本篇论文的研究趣意和理论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与提升。
李浩然[7]（2020）在《林业碳汇PPP项目的主体-过程-环境三维风险管理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在国内公共项目中的应用已经较为普遍,该模式不仅克服了政府效率不足、容易滋生腐败等问题,也拓宽了公共项目的融资渠道。为了提高林业生态建设的效率,拓宽林业生态建设的融资渠道,林业PPP项目应运而生,并获得快速发展,现已涵盖生态林项目、储备林项目等多个项目类型。其中,林业碳汇PPP项目能够实现森林的生态效益转化为社会资本所期望的经济利益,因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尽管PPP模式能克服政府和私人部门单独提供公共服务时的短板,但多个利益相关者在长时间内的合作也必然使项目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国内外学者对PPP项目的风险进行了广泛研究,得出了不同PPP项目的风险有所不同的结论。目前,对林业碳汇PPP项目风险的研究相对缺乏,因而本文针对林业碳汇PPP项目的特点,对项目的风险进行识别和分析,探索应对风险的方法。首先,通过构建林业碳汇PPP项目的霍尔三维结构模型,将项目整体解构为主体维、环境维和过程维,为风险管理研究构建分析框架;通过案例分析,比较林业碳汇PPP项目和一般PPP项目,得出林业碳汇PPP项目的特殊性,为风险识别提供依据。其次,从主体维、环境维和过程维出发,分析项目的风险因素。借助林业碳汇PPP项目特征分析的结果,项目设计文件以及文献阅读,共计识别出32个风险因素。通过样本统计分析,删除4个风险因素。通过因素分析,将剩余的28个风险因素划分为8个风险类型。最后,利用管理要素之间的关系,假设风险类型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到林业碳汇PPP项目的风险作用路径。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风险作用路径进行验证并适度调整。风险作用路径将风险类型按因果关系划分为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第三层次和第四层次。其中,位于前两个层次的决策风险、环境风险、组织协调风险、监管风险是林业碳汇PPP项目最为重要的风险,应当重点防控。
李鹏[8]（2020）在《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文中认为政府信用问题蕴涵于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经典理论之中,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近年来理论界给予高度关注的现实热点问题。政府信用弱化会带来政府执政合法性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高、社会秩序失调以及民主发展受阻等一系列消极影响。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政府信用弱化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行政中的普遍难题。因此,不断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有效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正面临着弱化风险积聚的挑战,政府失信的问题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政府行政中都一定程度的存在着。因此,加强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研究就具有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制度信用是政府信用的基本形态,影响制度信用生成的价值正当性、制度绩效达成与制度有效运行三个因素构成了解读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的基本框架,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政府信用影响因素由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构成。价值因素主要包括行政价值的公正性、权力行使的公共利益性以及行政程序的民主参与性;绩效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经济绩效与制度绩效;制度运行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法治行政、政府责任行政、政府公开行政以及公共政策执行。通过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本文得出,价值因素、绩效因素与制度运行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均具有积极影响与较强的解释力,与此同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表明,不同影响因素对政府信用的影响力存在差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信用呈现出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但存在“央高地低”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现状,政府失信集中表现在行政价值缺失、政府绩效供给不足以及制度运行有效性不足三个方面。因此,基于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现状与失信问题的梳理与回应,从新时代政府信用建设的制度情境、社会情境、文化情境以及媒介情境出发,本文将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基本路径设定在行政价值、政府绩效与制度运行三个维度之中,并力图通过行政价值有效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与制度有效运行来构建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路径体系。
邢文妍[9]（2020）在《财政透明度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其中预算制度改革的重点就在于财政预算信息的公开透明,而全面绩效管理的关键就在于“效率”的提升。2019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公开原则,掀开了我国财政信息公开的制度新篇章。财政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和标志,作为多元共治政府治理体系的纽带,可以激励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从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促进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全面提升。但是,目前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整体水平偏低,根据上海财经大学连续发布的《2018年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水平达到近年来的最大值53.49,这意味着省级财政信息公开的最高平均水平为53.49%,还有近一半的财政信息仍然没有公开。与此同时,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面临新常态下财政收入的低速增长和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以及财政资源分配不平衡、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升高,财政腐败案件频出等问题,那么如何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适应新的形势,不断提高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从财政透明度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效应,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首先明确了财政透明度的概念,界定了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范围,并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阐释了财政透明度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作用机制,提出了财政透明度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倒U型”关系和“正U型”关系研究假说。其次,从国家层面、省级层面和市级层面比较分析了我国财政透明度的发展现状,其中重点分析了省级财政透明度的年度间和地区间发展变化情况;并利用超效率SE-DEA模型测算了地方财政支出综合效率,利用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地方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对测算出的效率值进行了地区和区域比较分析。再次,构建了财政透明度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率影响的线性回归关系模型和二次回归关系模型,在保证稳健性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得到了财政透明度与地方财政支出效率间的相关关系,验证了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说。最后,根据研究所得到的的结论,分析了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提升财政透明度水平和改善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所得到的主要结论:一是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逐步提升,但整体水平仍然偏低,并且存在信息公开状况不稳定、地区间和区域间差异大、分项评估结果差异较大,公开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不够等问题。二是我国省级政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与就业和城乡社区事务四类支出的综合效率均值都处于DEA无效率状态,且四类支出综合效率地区和区域间差距较大,存在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配置不合理,资金管理水平不高,财政资源浪费等问题。三是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教育、医疗和城乡社区事务三类支出效率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财政透明度每提高1%,教育支出效率提高0.113%,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提高0.137%,城乡社区事务支出效率提高0.278%,部分验证了理论阐释的“倒U型”关系假说。财政透明度对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效率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且拐点在财政透明度为26.47处,验证了理论阐释的“正U型”关系假说。另外,财政透明度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正向拉动作用最为显着。
陈唯[10]（2020）在《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的外在因素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公共服务外包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经过近30年的发展,公共服务外包制度越来越成熟和完善,并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推行公共服务改革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以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工具。然而,公共服务外包在将市场力量引入公共服务供给领域时,也为权力干预市场提供了条件。近年来,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活动频发,严重浪费了社会资源、降低了外包质量和损害了政府形象,官员寻租成为了掣肘外包发展的棘手问题。然而在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问题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官员自身的主观趋利性,更是由于外包中存在种种客观因素才会让官员寻租可为、寻租能为和寻租敢为。因此,正确识别并消除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的外在客观因素对于破解官员寻租问题以实现公共服务外包制度的健康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为理论基础,在前期文献分析和理论指导下形成本文的价值判断并结合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的现状建立分析框架,从官员寻租的可为前提、能为条件和敢为结果三方面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在公共服务外包中存在构成官员寻租的权力因素、信息因素和风险因素。官员寻租的权力因素是指在公共服务外包中由于权力结构的失衡,外包官员手中具有集中的决策权和审批权,而由于权力行使者的主观趋利性和权力制约的客观缺失,权力异化成为追逐私利的工具,此时权力便提供了官员寻租的可为前提;信息因素是指在公共服务外包的委托代理流程中不可避免产生了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公众以及社会组织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而在信息不对称下信息优势资源会为官员寻租提供获取租金的资本条件和隐瞒条件,甚至在信息优势条件下官员的个人寻租会演变为部门集体化寻租,此时信息便产生了官员寻租的能为条件;风险因素是指在公共服务外包中由于制度的缺失,官员寻租被发现风险低、被发现后受到的惩处力度弱以及在外包项目高额的租金刺激下,这种“低风险和高收益”的寻租保障最终催化了官员寻租的敢为结果。最后,本文在结合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的典型案例后为规避寻租的权力因素、信息因素和风险因素提出了对策建议从而破解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的问题,以期实现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的健康发展。
二、腐败的经济学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腐败的经济学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文献评述 |
| 1.3 核心观点与理论支点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点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治理 |
| 2.1.2 经济发展 |
| 2.1.3 相关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探索 |
| 2.2.3 西方经济学关于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理论借鉴 |
| 2.3 本章小结 |
| 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机理分析 |
| 3.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三者的互动关系 |
| 3.1.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
| 3.1.2 社会结构的层次和层次态发展 |
| 3.2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2.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
| 3.2.2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腐败治理对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1 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的举措与成效 |
| 4.1.1 腐败治理的举措 |
| 4.1.2 腐败治理的成效 |
| 4.1.3 基于世界反腐败数据中心的中国腐败治理分析 |
| 4.2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总体分析 |
| 4.2.1 经济增长状况 |
| 4.2.2 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状况 |
| 4.2.3 投资质量状况 |
| 4.2.4 对外贸易状况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统计检验 |
| 5.1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检验 |
| 5.2.1 平稳性检验 |
| 5.2.2 E-G协整检验 |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3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间接相关性检验 |
| 5.3.1 考虑物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的腐败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5.3.2 腐败治理通过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分析 |
| 5.4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检验 |
| 5.4.1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一致性检验 |
| 5.4.2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指数一致性检验 |
| 5.5 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模型解析 |
| 5.5.1 直接相关性解析 |
| 5.5.2 间接相关性解析 |
| 5.5.3 因果相关性解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差异化检验 |
| 6.1 样本及变量选择 |
| 6.1.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1.2 变量选择及统计 |
| 6.2 模型设定及检验 |
| 6.2.1 静态面板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模型 |
| 6.3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检验结果 |
| 6.4 腐败治理影响经济发展的“时间效应”模型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时间效应模型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采用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
| 6.5.2 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推动腐败治理 |
| 7.2.2 以投资领域为重点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 |
| 7.2.3 以民生为导向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2.4 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腐败治理体系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趋势的行动连带 |
| (二)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的价值依归 |
| (三)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结构转向 |
| 二、研究价值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贡献 |
| 三、研究述评 |
| (一)国内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逻辑演进 |
| (二)国外高等教育腐败治理机制研究的总体图示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思路安排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 |
| (二)不足 |
| 第一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一)高校腐败 |
| (二)治理机制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理论 |
| (二)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机理剖析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动力系统 |
| (一)系统情境的宏观驱动 |
| (二)治理网络的开放赋能 |
| (三)主体价值的内生激发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控权逻辑 |
| (一)高校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
| (二)高校权力制约的正当性 |
| (三)高校权力惩治的现实性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规则供给 |
| (一)生成路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统一 |
| (二)规则执行:强制、激励与认同接续 |
| 四、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行动框架 |
| (一)合法性逻辑下的结构化行动 |
| (二)工具性逻辑下的专项式整治 |
| (三)情境性逻辑下的参与式合作 |
| 第三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历程 |
| 一、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8年:动员群众,思想改造,运动式批判 |
| (二)1978-1989年:清理整顿,纠正行风,整风式拒腐 |
| (三)1989-2002年:破除垄断,遏制寻租,专项式打击 |
| (四)2002-2012年:体系建设,点面结合,系统化惩防 |
| (五)2012年至今:顶层设计,聚焦监督,制度化治本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演进逻辑 |
| (一)动力转换:从权威驱动向改革驱动转变 |
| (二)控权逻辑:从权力监督向“监督-制约”均衡转变 |
| (三)规则供给:从强制供给向协商供给转变 |
| (四)行动框架:从运动式为主向专项式和制度化转变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经验回视 |
| (一)坚持党的领导,规范机制运行的方向性 |
| (二)坚持专业化反腐,发挥纪检监察机构职能 |
| (三)坚持系统化反腐,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 |
| (四)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推动渐进式治理 |
| 第四章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探析 |
| 一、研究设计及实施 |
| (一)扎根理论编码方法 |
| (二)理论性取样 |
| 二、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三级编码 |
| (一)开放性编码 |
| (二)主轴性编码 |
| (三)选择性编码 |
| 三、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内容结构的深层意涵 |
| (一)科层治理机制 |
| (二)网络治理机制 |
| 第五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对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
| (一)研究假设 |
| (二)预测问卷设计 |
| (三)正式问卷与实证分析 |
| (四)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二、理论模型拟合及路径分析 |
| (一)结构方程的拟合 |
| (二)直接作用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三)直接作用下的科层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 |
| (四)中介作用下网络治理机制对腐败治理绩效的影响探究 |
| 三、结果与讨论 |
| (一)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
|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运行困境 |
| 一、机制目标的导向性在内外碰撞中被消解 |
| (一)“组织-环境”框架下的“脱耦” |
| (二)多层次目标体系的功能冲突 |
| 二、治理主体的协调性在制度形塑中被割裂 |
| (一)规制缓和与政府监督博弈失衡 |
| (二)低组织化造成社会监督行动局限 |
| (三)身份困境导致纪检监督的结构性悖论 |
| (四)校内民主监督的“空心化”矛盾 |
| 三、机制运行的合法性在现实安排中被弱化 |
| (一)治理的公共性欠缺 |
| (二)多重关系诱发治理的内卷化 |
| (三)路径依赖导致治理工具单一 |
| 第七章 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的优化方略 |
| 一、行动者主体性的生态化建构 |
| (一)以角色转换优化党委政府控制职能 |
| (二)以激励相容强化主体责任 |
| (三)以嵌入化激发纪检监督的“结构洞”优势 |
| (四)完善基于“日常生活”的实体性师生监督 |
| (五)以自主性保障社会主体的参与性 |
| 二、治理动力集成性的多元化整合 |
| (一)权力驱动与权利驱动的互动 |
| (二)外部驱动与内部驱动的重构 |
| (三)以权威驱动调适利益驱动 |
| 三、治理过程协同性的动态化平衡 |
| (一)高校腐败治理与政府腐败治理的目标协同 |
| (二)透明度与回应性的认知协同 |
| 四、关键影响路径的功能性再造 |
| (一)构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的问责机制 |
| (二)从数据民主向技术治理进阶 |
| (三)一体性推进制度化治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公务用车改革效率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核心概念的定义 |
| 1.2.1 公务用车 |
| 1.2.2 公车改革 |
| 1.2.3 公车改革效率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现实意义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公车改革进展研究 |
| 2.2 公车改革效果研究 |
| 2.3 公车改革制度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基础 |
| 3.1 机制设计理论 |
| 3.1.1 资源有效配置 |
| 3.1.2 激励相容 |
| 3.1.3 信息节约 |
| 3.2 时空经济理论 |
| 4 中国公车改革的效率问题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1 中国公车改革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
| 4.1.1 评价模型 |
| 4.1.2 指标与数据 |
| 4.1.3 中国公车改革效率空间分布特征 |
| 4.1.4 中国公车改革效率时间演变规律 |
| 4.2 中国公车改革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4.2.3 实证结果及讨论 |
| 4.3 安徽省公车改革案例检验及分析 |
| 4.3.1 安徽省省直机关公车改革进展 |
| 4.3.2 激励相容制度指标设计 |
| 4.3.3 信息节约制度指标设计 |
| 4.3.4 规模指标设计 |
| 4.3.5 安徽省省直机关公车改革前后效益分析 |
| 5 提高公车改革效率的对策建议 |
| 5.1 中国公车改革机制设计的意义与补充 |
| 5.1.1 机制设计理论的意义与局限性 |
| 5.1.2 时空经济理论的补充与适用性 |
| 5.2 中国公车改革机制设计的时空匹配 |
| 5.2.1 机制设计与行政级别匹配 |
| 5.2.2 机制设计与行政区级别匹配 |
| 5.2.3 机制设计与单位类型匹配 |
| 5.2.4 机制设计与所属地域匹配 |
| 5.3 提高公车改革效率的具体措施 |
| 5.3.1 因地制宜,建立完善长效动态调整机制 |
| 5.3.3 统筹兼顾,秉持公平原则优化资源配置 |
| 5.3.4 统一部署,先易后难分类分步市场化 |
| 5.3.5 透明公开,坚持制度创新保障补贴到位 |
| 5.3.6 严格问责,建设车改节约型法治监管 |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创新点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评价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油气投资的特征及类型 |
| 2.1.2 投资环境的内涵及分类 |
| 2.2 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理论 |
| 2.2.1 市场寻求动机 |
| 2.2.2 资源寻求动机 |
| 2.2.3 效率寻求动机 |
| 2.2.4 战略寻求动机 |
| 2.3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油气投资环境界定 |
| 2.3.1 矿业投资环境影响因素 |
| 2.3.2 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与油气投资环境 |
| 2.3.3 油气投资环境界定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现状及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
| 3.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现状 |
| 3.1.1 沿线区域划分 |
| 3.1.2 投资总体概况 |
| 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现状 |
| 3.2.1 油气资源环境 |
| 3.2.2 经济环境 |
| 3.2.3 政治环境 |
| 3.2.4 社会环境 |
| 3.2.5 市场体制环境 |
| 3.2.6 国际合作环境 |
| 3.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
| 3.3.1 指标的选取原则 |
| 3.3.2 指标初选与筛选 |
| 3.3.3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RM-BP-DEMATEL模型的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模型构建 |
| 4.1.1 基础分析 |
| 4.1.2 设计思路 |
| 4.1.3 运行机理 |
| 4.2 研究对象及数据 |
| 4.2.1 研究对象 |
| 4.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3 分析过程 |
| 4.3.1 计算影响因素指标权重 |
| 4.3.2 确定综合影响矩阵 |
| 4.3.3 建立影响因素因果逻辑模型 |
| 4.4 结果分析 |
| 4.4.1 关键因素识别 |
| 4.4.2 关键因素影响力分析 |
| 4.4.3 关键因素推动力分析 |
| 4.4.4 基于影响力和推动力确定关键因素类型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投资合作策略 |
| 5.1 针对根本型因素的策略建议 |
| 5.1.1 增大对油气资源开放稳定国的投资力度 |
| 5.1.2 抓住油气资源发展潜力国的投资机会 |
| 5.1.3 突破油气资源受限衰减国的投资壁垒 |
| 5.2 针对驱动型因素的策略建议 |
| 5.2.1 完善应对政治环境的保障机制 |
| 5.2.2 完善应对市场体制环境的保障机制 |
| 5.3 针对辅助型因素的策略建议 |
| 5.3.1 加强区域内经济互联互通 |
| 5.3.2 促进区域内社会互联互通 |
| 5.3.3 优化区域内制度互联互通 |
| 5.4 针对特征型因素的策略建议 |
| 5.4.1 推动油气合作多元化发展 |
| 5.4.2 推动区域全方位互动合作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发表文章及研究成果目录 |
| 致谢 |
（6）值得信任与信任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策执行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二)信任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信任理论的研究范式 |
| (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范式 |
| (三)文献研究法 |
| 四、论文结构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信任理论工具的内涵剖析 |
| (一)人格特质:心理学分析的集中体现 |
| (二)认知判断: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共同关注 |
| (三)性质、结果与功能: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与焦点 |
| 二、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分析架构 |
| (一)值得信任与信任: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两大维度 |
| (二)“认知-情感”矩阵: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的施“信”选择 |
| 第二章 值得信任:政策执行面向公共利益或需求的本质属性 |
| 一、“值得信任”维度的理论解读 |
| (一)有效性:政策执行的能力配置 |
| (二)公正性:政策执行的正直品格 |
| (三)公共利益导向性:政策执行的善意内涵 |
| 二、“值得信任”维度的现实对照 |
| (一)普惠型: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值得信任 |
| (二)规制型:廉政政策执行中的值得信任 |
| 第三章 认知型因子影响的信任:目标群体成员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 |
| 一、逻辑与意涵:政策执行“信任”维度中的认知型因子 |
| (一)认知型因子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内在契合 |
| (二)需求层次理论视角下认知型因子的概念阐释 |
| 二、影响与启示:政策执行研究中认知型因子的解析和应用 |
| (一)认知型因子对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作用机理 |
| (二)理性专题中政策执行目标群体认知型信任倾向的提升策略 |
| 三、以史为鉴:“耗羡归公”政策执行的经验启示 |
| (一)“耗羡归公”政策的颁设背景:清代官员的低俸制度 |
| (二)临危受命:“耗羡归公”政策的主要内容 |
| (三)刚柔相济:“耗羡归公”政策执行的经验总结 |
| 第四章 情感型因子塑造的信任:政策环境中目标群体成员的生存状况 |
| 一、理论与范式: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情感型信任倾向的研究基础 |
| (一)从达尔文到威尔逊: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渊源 |
| (二)“基因-文化”协同:情感型信任倾向问题的研究范式 |
| 二、还原论与简化论:社会生物学面临的抨击与反诘 |
| (一)还原论:政治邪说与种族主义的“高帽” |
| (二)简化论:异想天开的轻率之举? |
| 三、口径调适:社会生物学在政策执行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
| (一)属性层面:政策执行乃是一个“精明的钟表匠” |
| (二)进度层面:政策执行中“基因-文化”协同更加迅速 |
| (三)对象层面:政策执行研究需要简化逻辑勾连 |
| 四、过程与延伸:政策执行研究中情感型因子的展示和反思 |
| (一)情感型因子如何完成对于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的塑造? |
| (二)非理性专题中政策执行目标群体情感型信任倾向的强化路径 |
| 第五章 应用之一:教育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内在需求的角色与影响 |
| 一、逻辑前提:“值得信任”维度的可靠性指数稳步攀升 |
| (一)总体而言,教育政策的关注比例波动较大但幅度渐趋平稳 |
| (二)中观层面,教育政策的关注比例波动平稳之势未来可期 |
| (三)具体年份,教育政策的关注比例波动幅度并非受到重视程度主导 |
| 二、目标群体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及其信任倾向水平的波动 |
| (一)教育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主观信任倾向水平之评估 |
| (二)教育政策执行对于目标群体内在需求的回应历程 |
| 第六章 应用之二:教育政策执行中目标群体情感型信任倾向的演进 |
| 一、1956-1976:教育政策环境中目标群体成员的生存状况 |
| (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左”倾教育思想的萌生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教育思想的蔓延与影响 |
| 二、邓小平教育思想对于政策实践土壤的改良 |
| (一)目标群体生存状况的转变:教育战线“左”倾思想的拨乱反正 |
| (二)等位基因进化方向的指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显着提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林业碳汇PPP项目的主体-过程-环境三维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林业碳汇项目的研究现状 |
| 1.2.2 林业PPP项目的研究现状 |
| 1.2.3 PPP项目风险管理的研究现状 |
| 1.2.4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理论依据 |
| 1.4.1 外部性理论 |
| 1.4.2 公共物品理论 |
| 1.4.3 项目风险管理理论 |
| 1.4.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2 我国林业碳汇相关项目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2.1 我国林业生态工程与林业碳汇项目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2.1.1 林业生态工程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2.1.2 林业碳汇项目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2.2 我国林业PPP项目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2.2.1 项目入库数量呈递增趋势 |
| 2.2.2 项目类型以储备林为主 |
| 2.2.3 运作方式以BOT模式为主 |
| 2.2.4 林业PPP项目的问题分析 |
| 2.3 我国林业碳汇PPP项目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2.3.1 林业碳汇PPP项目的现状分析 |
| 2.3.2 林业碳汇PPP项目的问题分析 |
| 3 林业碳汇PPP项目风险分析框架与风险特征研究 |
| 3.1 主体-过程-环境三维分析框架的构建 |
| 3.1.1 分析案例的选择 |
| 3.1.2 基于霍尔三维模型的主体-过程-环境三维分析框架的构建 |
| 3.2 林业碳汇PPP项目的主体目标特征 |
| 3.2.1 生态修复目标 |
| 3.2.2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标 |
| 3.2.3 扩大森林资源目标 |
| 3.3 林业碳汇PPP项目的过程管理特征 |
| 3.3.1 土地筹集相对困难 |
| 3.3.2 生产的季节性较为明显 |
| 3.3.3 以净碳汇量为主产品 |
| 3.4 林业碳汇PPP项目的外部环境特征 |
| 3.4.1 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 |
| 3.4.2 易受人为破坏的影响 |
| 3.4.3 易受碳交易市场变化的影响 |
| 4 林业碳汇PPP项目的风险识别与筛选 |
| 4.1 林业碳汇PPP项目风险因素的识别 |
| 4.1.1 林业碳汇PPP项目主体-过程-环境三维风险因素分析 |
| 4.1.2 林业碳汇PPP项目风险清单的构建 |
| 4.2 林业碳汇PPP项目风险因素的筛选 |
| 4.2.1 风险因素筛选方法选择 |
| 4.2.2 问卷调查 |
| 4.2.3 问卷描述统计分析 |
| 4.2.4 林业碳汇PPP项目风险因素的因子分析 |
| 5 林业碳汇PPP项目的风险作用路径分析 |
| 5.1 风险作用路径的理论假设 |
| 5.1.1 管理要素系统的构建 |
| 5.1.2 风险作用路径概念模型的提出 |
| 5.2 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研究设计 |
| 5.2.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5.2.2 研究设计 |
| 5.3 风险作用路径的实证分析 |
| 5.3.1 数据来源与分析 |
| 5.3.2 信度检验与效度检验 |
| 5.3.3 初始模型的测算与检验 |
| 5.3.4 初始模型的修正与实证结果 |
| 5.4 实证结果分析与实证结论 |
| 5.4.1 实证结果分析 |
| 5.4.2 实证结论 |
| 6 完善林业碳汇PPP项目风险防控机制与对策建议 |
| 6.1 主体维:完善决策风险的防控机制与对策建议 |
| 6.1.1 选址不当的防控 |
| 6.1.2 规划失误的防控 |
| 6.1.3 设计缺陷的防控 |
| 6.1.4 技术不成熟的防控 |
| 6.2 过程维:完善组织协调风险的防控机制与对策建议 |
| 6.2.1 合同不完备的防控 |
| 6.2.2 权责分配不当的防控 |
| 6.2.3 缺乏协调的防控 |
| 6.3 过程维:完善监管风险的防控机制与对策建议 |
| 6.3.1 监管体系不完善的防控 |
| 6.3.2 政府腐败的防控 |
| 6.3.3 政府过度干预的防控 |
| 6.4 环境维:完善外部环境风险的防控机制与对策建议 |
| 6.4.1 自然灾害的防控 |
| 6.4.2 经济波动和政策法律变动的防控 |
| 6.4.3 人为破坏的防控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关于林业碳汇PPP项目风险因素筛选的问卷调查 |
| 附录2 关于林业碳汇PPP项目风险作用路径的问卷调查 |
| 附录3 攻读硕士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和发表的论着 |
（8）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框架 |
| 五、主要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阐释 |
| 一、核心概念阐释 |
| (一)信用的内涵界定 |
| (二)政府信用的内涵界定 |
| (三)政府信用的特征 |
| (四)政府信用的变迁 |
| (五)政府失信的原因与影响 |
| (六)新时代的科学内涵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
| (二)公共行政理论 |
| (三)委托代理理论 |
| (四)新制度主义理论 |
| 三、论文分析框架 |
| (一)现代社会政府信用的基本形态:制度信用 |
| (二)制度信用的影响因素:价值正当性、制度绩效达成与制度有效运行 |
| 第二章 政府信用的影响因素 |
| 一、价值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价值诉求 |
| (二)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服务:政府信用生成价值诉求的公共性转向 |
| (三)价值因素的构成 |
| 二、绩效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绩效基础 |
| (二)绩效因素的构成 |
| (三)绩效因素结构变化的历时态考查 |
| 三、制度运行因素 |
| (一)政府信用生成的制度运行保障 |
| (二)制度运行因素的构成 |
| 第三章 政府信用影响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价值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价值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二、绩效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绩效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三、制度运行因素各构成要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制度运行因素各构成要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四、价值、绩效与制度运行因素对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影响的比较分析 |
| (一)研究假设 |
| (二)变量选取与操作化 |
| (三)价值、绩效与制度运行因素与政府信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五、实证分析的结论与启示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的现状审视 |
| 一、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水平的总体状况 |
| (一)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总体水平:较高且稳定 |
| (二)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水平的结构性特征:“央高地低” |
| 二、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缺失的表现 |
| (一)行政价值缺失的表现 |
| (二)政府绩效供给不足的表现 |
| (三)制度运行有效性不足的表现 |
| 三、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情境考察 |
| (一)制度情境 |
| (二)社会情境 |
| (三)文化情境 |
| (四)媒介情境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的路径选择 |
| 一、以行政价值实现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公平正义性 |
| (二)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公共利益性 |
| (三)行政价值实现要增强行政的民主参与性 |
| (四)行政价值实现要提高行政伦理水平 |
| 二、以政府绩效有效供给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加快效能政府建设 |
| (二)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强化社会绩效供给 |
| (三)实现政府绩效有效供给需要科学的政绩观与绩效评估体系 |
| 三、以制度有效运行推动政府信用建设 |
| (一)以法治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二)以责任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三)以公开行政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四)以政策高效执行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五)以治理现代化实现制度的有效运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财政透明度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研究意义 |
| 1.2.2 现实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展望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关于财政透明度的衡量标准和相关效应研究 |
| 2.1.2 关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测算和影响因素研究 |
| 2.1.3 关于财政透明度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关系的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财政透明度的衡量标准和相关效应研究 |
| 2.2.2 关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测算和影响因素研究 |
| 2.2.3 关于财政透明度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关系的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概念和理论基础 |
| 3.1 财政透明度概念的界定 |
| 3.2 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相关概念 |
| 3.2.1 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 |
| 3.2.2 效率的界定 |
| 3.2.3 财政支出效率与财政支出绩效 |
| 3.3 财政透明度与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3.1 公共产品理论 |
| 3.3.2 公共选择理论 |
| 3.3.3 委托——代理理论 |
| 3.3.4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3.4 财政透明度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机制 |
| 3.4.1 财政透明度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作用机制分析 |
| 3.4.2 财政透明度与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关系的研究假说 |
| 第4章 我国财政透明度的发展现状分析 |
| 4.1 我国财政透明度发展的四个阶段 |
| 4.2 基于国际视角对我国财政透明度的评估 |
| 4.2.1 普华永道的“不透明指数” |
| 4.2.2 国际预算合作组织的《预算公开指数》 |
| 4.2.3 “透明国际”建立的“全球清廉指数” |
| 4.3 我国省级财政透明度的评估与比较 |
| 4.3.1 省级财政透明度平均水平逐年提升,但整体水平仍然偏低 |
| 4.3.2 省级财政透明度极差波动较大,但是变异系数呈下降趋势 |
| 4.3.3 省级财政透明度存在区域间差距,中部地区提升速度最快 |
| 4.3.4 各省财政透明度的变化趋势差异性较大,信息公开状况不稳定 |
| 4.3.5 省级财政透明度分项评估结果差异较大,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垫底 |
| 4.3.6 省级财政透明度公开的部门范围窄,公开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不够 |
| 4.4 我国市级财政透明度的比较分析 |
| 4.4.1 《2013-2019 年中国市级财政透明度报告》简述 |
| 4.4.2 市级财政透明度的比较分析 |
| 第5章 我国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 5.1 地方财政支出效率测度方法的选择 |
| 5.1.1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概述 |
| 5.1.2 SE-DEA分析方法 |
| 5.1.3 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 |
| 5.1.4 DEA分析方法评价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优势 |
| 5.2 地方财政支出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2.1 地方财政支出效率测度的标准与分类 |
| 5.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 地方财政支出效率测度结果分析 |
| 5.3.1 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 5.3.2 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 5.3.3 地方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 5.3.4 地方政府城乡社区事务支出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
| 5.4 本章结论 |
| 第6章 财政透明度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分析 |
| 6.1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1.1 变量的选取 |
| 6.1.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2 模型的构建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结论 |
| 第7章 研究结论及原因分析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制约财政透明度促进地方财政支出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分析 |
| 7.2.1 中央政府层面,政府财政透明度的供给缺乏法律制度和行政隶属强约束 |
| 7.2.2 地方政府层面,政府财政透明度的供给动力和能力不足 |
| 7.2.3 社会公众层面,公众财政透明度的需求动力和组织性严重不足 |
| 第8章 对策与建议 |
| 8.1 推动我国财政透明度建设,完善公开透明的现代财政体系 |
| 8.1.1 中央政府层面,加强财政透明度的相关法制建设 |
| 8.1.2 地方政府层面,提升财政透明度的供给动力和能力 |
| 8.1.3 社会公众层面,完善财政透明度的公众参与机制 |
| 8.2 提升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 |
| 8.2.1 地方政府层面,加强地方财政支出管理 |
| 8.2.2 中央政府层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的外在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领域 |
| 1.1.2 研究背景 |
| 1.1.3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研究前沿总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研究现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理论意义 |
| 1.5.2 现实意义 |
| 1.6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基本理论 |
| 2.1.1 寻租理论 |
| 2.1.2 委托代理理论 |
| 2.1.3 公共选择理论 |
| 2.2 理论契合 |
| 2.2.1 以寻租理论分析政府官员权力寻租行为 |
| 2.2.2 以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外包的委托代理链 |
| 2.2.3 以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外包官员行为选择 |
| 2.3 理论假设 |
| 2.3.1 公共服务外包中存在官员权力寻租 |
| 2.3.2 外包委托代理中存在官员寻租条件 |
| 2.3.3 官员最终寻租选择的收益大于风险 |
| 第三章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现状和外在因素 |
| 3.1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现状 |
| 3.1.1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的发展历史概况 |
| 3.1.2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现状 |
| 3.1.3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危害 |
| 3.2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行为分析 |
| 3.2.1 寻租的可为分析:官员寻租的动机萌发 |
| 3.2.2 寻租的能为分析:官员寻租的条件选择 |
| 3.2.3 寻租的敢为分析:官员寻租的风险收益 |
| 3.3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的外在因素 |
| 3.3.1 权力因素:权力的异化形成寻租可为前提 |
| 3.3.2 信息因素:信息不对称产生寻租能为条件 |
| 3.3.3 风险因素:低风险成本诱发寻租敢为结果 |
| 第四章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的权力因素分析 |
| 4.1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权力因素的表现 |
| 4.1.1 权力结构:外包主体的权力分布 |
| 4.1.2 权力失衡:高度集中的外包权力 |
| 4.1.3 权力异化:外包官员的权力寻租 |
| 4.2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权力因素对官员寻租的影响 |
| 4.2.1 权力主体的主观趋利诱发寻租动机 |
| 4.2.2 权力制约的客观缺失提供寻租空间 |
| 4.3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权力因素的规避 |
| 4.3.1 加强外包官员的思想教育和专业培训 |
| 4.3.2 完善公共服务外包法律加强权力规制 |
| 4.3.3 改革外包项目审批制度推动简政放权 |
| 第五章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的信息因素分析 |
| 5.1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信息因素的表现 |
| 5.1.1 外包委托代理中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不对称 |
| 5.1.2 外包委托代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信息不对称 |
| 5.1.3 外包委托代理中公众与社会组织的信息不对称 |
| 5.2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信息因素对官员寻租的影响 |
| 5.2.1 信息资源成为换取租金的资本条件 |
| 5.2.2 信息壁垒成为官员寻租的掩饰条件 |
| 5.2.3 信息优势条件下官员寻租的集体化 |
| 5.3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信息因素的规避 |
| 5.3.1 加强对公共服务外包主体的角色认知教育 |
| 5.3.2 完善外包信息公开制度健全信息公开机制 |
| 5.3.3 畅通外包信息公开渠道提高信息传递效率 |
| 第六章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的风险因素分析 |
| 6.1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风险因素的表现 |
| 6.1.1 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的博弈选择 |
| 6.1.2 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收益与风险 |
| 6.2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风险因素对官员寻租的影响 |
| 6.2.1 外包官员寻租被发现风险低 |
| 6.2.2 外包官员寻租被惩处力度弱 |
| 6.2.3 低风险高暴利下的寻租敢为 |
| 6.3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风险因素的规避 |
| 6.3.1 健全多元化的公共服务外包监管机制 |
| 6.3.2 完善公共服务外包的第三方评估体系 |
| 6.3.3 强化寻租惩处力度和官员的物质保障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四、腐败的经济学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共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D]. 张剑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基于扎根理论的高校腐败治理机制研究[D]. 梅士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中国公务用车改革效率评价研究[D]. 宋夏子.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研究[D]. 李可欣. 东北石油大学, 2020(04)
- [6]值得信任与信任 ——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的双维度解构[D]. 李志杰. 吉林大学, 2020(08)
- [7]林业碳汇PPP项目的主体-过程-环境三维风险管理研究[D]. 李浩然. 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8]新时代中国政府信用建设路径研究 ——以政府信用影响因素为分析框架[D]. 李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2)
- [9]财政透明度对地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D]. 邢文妍. 辽宁大学, 2020(08)
- [10]我国公共服务外包中官员寻租的外在因素研究[D]. 陈唯.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7)